石元英跨省执教，把书教到了湖南。一到坝木，她就爱上了这块土地。她常带孩子们去烈士墓瞻仰，并暗下决心，要继承先烈遗志，竭力把书教好，要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与此同时，她也爱上了坝木的干群和他们的孩子。
　　 渝湘两省市在此地的交界处，被蜿蜒奔流的四川河交代得清清楚楚。虽然两岸归属不同，但由于坝木村、四川河组隔河相望，近在咫尺，且因山同脉（同属武陵山脉）、水同流、服同饰（四川河组以土家族为主，坝木村以苗族为主，土家族次之；两个民族经多年融合，除某些风俗有细微差别外，风俗习惯大致相同，服饰早已殊途同归）、语同音，两岸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亲如兄弟，加之往往连亲带戚，所以交往密切，感情深厚。
　　 不仅两岸人民世代友好，甚至连坝木村背后的磨鹰嘴、鱼塘坡，同四川河组背后的岩鹰坡、大帽山千百年来也是微笑相对，友好情结亘古不变。
　　 解放以后，两岸人民更是亲如一家。
　　 纯朴的地理民情，两岸的密切关系，使石元英如鱼得水，因此，她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教学工作。
　　 石元英不仅在坝木小学扎根多年，而且以她的奉献精神、辉煌业绩，加深了渝湘边人民的友谊。她成了渝湘友谊的一个象征，一个光辉的象征。
　　
　　 三、以背作桥甘于奉献
　　
　　 一条小河隔断两个省市，一个女子背起两代梦想。
　　 初春时节，乍暧还寒，只有油菜花在兴致勃勃地开放，河水还在冰冷刺骨。
　　 深秋时节，西风吹拂，河水被吹起一圈圈涟漪，涟漪下寒意森森。
　　 这条小河，就是渝湘边界的四川河。这一道天然屏障横在四川河组村民的心里，阻隔了山里孩子们寻求知识的希望。
　　 过河就可以上学，但洪水季节安全系数不大。春汛、秋汛的到来，都是不定时的，四川河脾气也时好时坏，没有定数。
　　 这就是变幻莫测的四川河。
　　 四川河发源于川河盖北麓的白岩洞和渔洞（重庆市秀山境内，国家一级溶洞），平时清澈见底，十分温顺。但在1999年修桥前，涨水季节的四川河犹如猛兽妖龙。河水每年早春二月、三月，寒秋十月、十一月，不仅河水猛涨，而且冰凉刺骨；每当此时，人们踩水过河，困难很大，危险也很大。在人们的记忆中，近20年来它就曾吞噬8个人的生命，其中有小孩，也有大人，但从无在校学生。
　　 由于四川河组与坝木村之间的四川河多年来没有桥，四川河组的村民都只得淌水过河。大人过河难，小孩则更难。
　　 在石元英跨省执教前，在坝木小学就读的四川河组小学生只好读晴天不读雨天，读枯水不读汛期。在这种情况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常有的事。
　　 石元英了解了这些情况，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她下决心做到三个“百分之百”：四川河组学龄儿童百分之百入学，把学生百分之百地安全带往学校，又把学生百分之百地安全带回家里。接送学生过河，成了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保护学生安全，成了她奉献的一项突出表现。
　　 然而，涨水季节的四川河横在不会游泳的石元英面前，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那么令人害怕，真是关山重重，困难重重。虽说每个学生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低劣的生产条件制约了他们对子女的爱心，因为人类的第一需要是谋求生存。天下雨，人下劲，半夜三更提着马灯去打望天田，一天忙到黑，哪个还有精力来管送子女过河、接子女回家这些事情？因此，接送学生的责任就落在了石元英的肩头上。为了让学生上学放学安全来往，为了让家长安心搞春耕生产、夏季管理，她当仁不让而又高度负责地负起了这个责任。她愿意负责，她愿意奉献。她认定：负责就是奉献，绩效就是奉献。
　　 幼小的孩子不能过河，只能把石元英老师的脊背作为桥、作为船，在石老师的背上，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石元英的背，是学生的桥和船，也是他们一步步通向外部世界的平安大道。
　　 带着孩子们常年往返于两岸，遇险多少次，石元英已记不清，但最危险的几次她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1989年的一天下午，大雨倾盆，涨水在即。放学后，石元英带着孩子们回家。为了行动迅速，石元英让高年级学生每人带一幼孩过河，还有七、八个幼孩就由石元英往返背回西岸。她背了最后一个孩子，才走到河中心，就听到浪涛滚滚而来的声音，往上游一看，洪峰将到，她当时进也危险，退也危险。忽然，她脚下一滑，险些跌倒，她咬牙站直身体，只觉右小腿一阵剧痛。此时，她只知道要保护背上的孩子，忘了痛楚。忽然，她看见西岸的高年级学生脱了裤子，边脱边喊：“石老师，往这边走，我们都泅得水，我们来救你！”
　　 学生的喊声，使她由慌乱变成了镇静，她便拼命在浅水中奔跑。当她把孩子背上岸时，回头一看，洪峰已填满河床。山里的洪水说来就来，脱缰的野马乱奔乱撞。如果动作稍慢一点，她和背上的孩子都会被洪峰卷去。
　　 直到此时，她才来得及看自己的右小腿，只见上面的大块皮肉已搭在一边。因此，鸡蛋大一块疤痕，永远留在了石元英的右小腿上。
　　 1990年端午节前一天的上午，雷鸣电闪，下了四个多小时的倾盆大雨，学校让石元英带着孩子们提前放学回家。此时的四川河一片浑浊，令人胆寒。但石元英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像往常一样，下水背着、牵着学生过河。当背上最后一个孩子走到河中间时，上游的洪峰一再高涨，湍急的洪流带着一根两米多长的大木料横冲直撞而来。此时，石元英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脱离危险，不能让孩子被撞，不能出事故！她用力将身子稍稍一转，拼命向前走了几步，木料挨身而过，幸好未擦到孩子身上。再慢半步，她和背上的学生的后果就不堪设想，真个是一发千钧，险而又险！因她用力过猛，险些翻身倒在河里。
　　 危情时刻，高年级的学生王小凤、王丽萍、王建平三人一齐对着石元英高声喊：“石老师，莫怕，往前走，我们来帮助你！”
　　 喊声，使石元英增长了力量，她鼓起了最后的劲道，拼命往岸边靠。上了岸，她把背上的学生放下地后，自己一下子瘫坐地上。回想刚才的情景，她莫名地后怕起来：自己出了危险事小，如果背上的孩子出了事，又怎么向学校和家长交代呢？
　　 1991年5月的一天，数小时大雨滂沱。有了前两年过河遇险的经历，到放学时，石元英决定带孩子们绕道4公里回家，在东岸顺四川河而下，走到里外城，又从里外城过桥再往上沿西岸回家。她事先给孩子们买了些油粑粑和葵花籽，让学生边走边吃，用这个办法来为孩子们鼓劲，同时，打消他们的畏惧心理。因为雨下得很大，石元英和孩子们不得不走走停停。
　　 到了里外城时，正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滚滚而下，路上泥浆淋漓。泥石流下面，是滔滔滚滚的洪流。四川河从上游流到里外城，被人们改名“人洛河”。这“人洛河”与“人落河”谐音，由此可见此处河水暴涨时的凶险。石元英正背着一个比儿子王登更小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走，因注意力放在背上的学生和路况上，猛不防儿子滑倒了，险些跌入人洛河；幸亏被身边的高年级学生肖登文一把抓住，才幸免于难。她把孩子们安全带回家时，天已快黑了。
　　 当晚，石元英哭了：要是儿子在里外城河坎出事了，结果会怎样？
　　 她不敢想下去了。虽经丈夫王焕林一再劝慰，她还是感到于心不安。
　　 过河遇险的事发生几次后，石元英反复思量：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民办小学教师，收入这么低，责任这么重，风险这么大，艰难这么多，坚持干下去，值得吗？她曾想到放弃，但马上又作了自我否定：为什么要放弃？还有什么能比教好、带好这些学生、这些孩子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呢？只有奉献，才有价值。对，再苦再困难，也要撑下去！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读书，石元英把家中的院坝、堂屋当做临时教室。在汛期，四川河早上涨水，孩子们就挤在她家堂屋读书、做作业；每当此时，石元英就要进行一至六年级的复式班教学。天放晴，水未消，孩子们的临时教室又从堂屋移到了院坝。一些好学的孩子，周末常主动来要求补课。
　　 1992年春期举行期末考试时，四川河又涨水了，学生们实在无法涉水过河参加考试。石元英正忧虑时，几位会游泳的学生家长挺身而出，游过河取来试卷，石元英家的堂屋也就成了考场。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多次。
　　 1993年端午节，四川河再度涨水。石元英吸取了前几次遇险的教训，放学后没有背孩子们过河，也没有绕道回家，而是“就地安营”，将孩子们留在河东岸坝木村。
　　 她将四川河组的学生分成三个组，一组到要好的同学家去住宿，另一组到他们自己的亲戚家住；剩下的8个孩子为一组，石元英把他们带到自己亲戚家住。至此，四川河组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得到妥善安排，各得其所。
　　 石元英把学生大致安顿好后，又仔细地清点了一次人数，发现学生田洪文不见了。她急忙和亲戚一起，拿着火把、电筒到处寻找；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不见田洪文的身影。她想：该不是小孩子想家，到河边去了吧？
　　 一行人来到河边时，果然看见田洪文在哭喊着要回家。找到了田洪文，石元英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后面的问题又出现。毕竟学生不在父母身边，石元英很不放心，就一个组一个组地反复巡查。当天夜里，她巡查到一户农家，发觉学生田洪菊突然肚子疼痛，石元英老师又把田洪菊背到坝木村卫生站检查、买药喂药。整个晚上，石元英都守护着孩子们，没有睡觉。
　　 石元英的丈夫王焕林是个本分的农民，原来也曾当过代课教师，他完全理解和支持妻子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之情。为了石元英能放心地搞好教学工作，他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劳动，不但有农活，而且有家务。在石元英多次历险之后，凡是在四川河涨水期间，他都利用身高力大的条件，常常背妻子、背学生过河。
　　 四川河涨水了，他看着汹涌的洪水，阵阵担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他从邻居王焕杰家借来一口梧桐木做的挞谷胡斗，放到四川河上，便成了挞斗“船”。他邀一些学生家长“驾驶”挞斗船送学生，而他们自己则在齐脖子深的洪水中闯来闯去。
　　 平时，王焕林又不时去河里查看踏脚石，换掉长有青苔的石头，补上被洪水冲走的石头，尽量将踏脚石垒平砌稳，不让表面灌水，以避免光滑，以保妻子的学生过往安全，也让其他过河人往来安全。
　　 一切都是平平常常，但平凡中总有伟大。
　　 有人问王焕林：“你搞这些义务劳动是为了什么？”王焕林说：“石元英是我的妻子，我知道她不会游泳，而孩子们也不会照顾自己。为了石元英的安全，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我不能不操心，不能不尽心；万一出了事故，大家都不好想。”他常常提醒妻子：“能接送学生，你也说一声；水大了，不能接送学生，你也说一声，我好帮你送一下。”
　　 有一年端午节，放学时，王焕林把学生护送过河回家后，又让妻子和她的所有同事渡河到自己家里做客。因此，石元英当年的同事都尝到了乘坐挞斗“船”的滋味。
　　 石元英的家访时间多，备课、改作业都经常忙到深夜。她的丈夫对她关怀备至，只要石元英去家访，他必定在学校等她，直到石元英回校，他们才一起回家。辛苦是辛苦，但夫妻俩配合默契，关系和谐。
　　 石元英的成功，有丈夫的一半。
　　 因为常年累月带学生过河，石元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多年积湿，一朝爆发。开始时，石元英只感觉到双腿及腰部有轻微疼痛，就没去管它。一个星期后，才感到双腿疼痛乏力，只好坐着椅子上课。再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连椅子也坐不稳了。
　　 1997年10月的一天上午，她突然感到双脚特别是左脚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烈疼痛，痛得冷汗淋漓，坐也坐不住；但她咬着牙坚持上完当天的课，然后，第一次向学校请了假，去医院检查。
　　 半路上，石元英由于左腿剧痛而难以动弹。进退两难之时，她只得拄着拐棍向医院方向得一步走一步，缓慢行动，有时甚至是爬着走；才20米的路程，平时只要半个小时，这次她却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卫生院门前，有几级石梯，石元英拄着拐棍也上不去了，只好趴下身子往上爬，当石元英爬上卫生院的几级石梯，一身汗水、一身泥水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时，医生们都惊呆了。经诊断，她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坐骨神经痛。医生问她：“你是哪里的人？”“我是坝木小学的老师。”“你住不住院？”“不住院，我明天还要上课。”“坝木村卫生站有赤脚医生吧？”“有。”“那你就检点针药回去，让赤脚医生给你打针吧！”
　　 于是，石元英捡了药，又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往坝木小学走去。
　　 当她打了针，硬撑着走到坝木小学时，就一头栽到了地上。是她的好同事、好妹妹陈宜健把她扶起来、背上床头的。
　　 学生和家长得知石元英老师病倒的消息后，一个个学生捧着从山上采来的鲜花，一位位家长提着鸡蛋和白糖，到她的病床前看望她。她为学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学生和家长对她深为感佩，所以不光看望，还四处请医生给她治病。各处的亲戚朋友，也都来看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