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前几天到上海后，除了在一些集会上发表讲演外，还和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一连开了几天的会，商讨将于4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国会上，国民党要人一举成为执政党的对策。几天的会议，又紧张又热烈，到会的国民党要人越开兴致越浓。特别是宋教仁向他们叙说了他在扬子江下游四省宣传讲演时的盛况，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国民党在今后国会中的重大责任和光明前景，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鼓舞。会上，不仅商讨了对策，就连组阁的人选也大致议了一下。
　　 此刻，坐在前排的宋扭头对黄说：“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英士（陈其美的字）、仲恺都得一块赴京才行。”黄边说边用力一捋两撇钢丝胡，神情带着几分亢奋。
　　 “到那时，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补充了一句。他们一行谁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对手袁世凯手中握着六镇重兵，一个心眼迷在了一纸《约法》上。
　　 呼呼呼地一阵北风，把车篷掀开了。陈伸手把帆布篷拉住，嘟囔道：“这鬼开气，真讨厌！”
　　 上海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荷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多个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距剪票进站上车大约还有二十来分钟时，宋、黄、陈、廖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噢，是黄先生、宋先生……失迎，失迎！”宋、黄等人都认不得来人，还以为是政府临时雇请的招待员。此时雨并不大，宋、黄等4人都穿着风衣，带着礼帽，而迎候者还是用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往进站口的拐角处，鬼鬼崇崇地飞快地闪过一个人影。廖仲恺眼光锐利，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遯初兄，那边似有坏人。”
　　 宋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上瞥了一眼，轻声答：“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咧咧地走进了接待室。
　　 风裹雨丝四处飞，初春之夜三分寒，而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喧问候，特别对大党魁恭维之声不绝：年青有为，颇负声望，天之支柱，国之栋梁……宋兴奋地应酬着，哪怕与人几句简短交谈，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喧恭维过后，一转身脸上就出现几分不悦。
　　 “丁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使接待室静了下来。开始验票进站了。议员们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说：“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吧！”
　　 “遯初”，黄拉着宋的手，深情地说，“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
　　 “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哈哈……”宋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
　　
　　
　　 第51章宋教仁血案
　　
　　
　　 宋教仁的国民党，虽是乌合之众，但也算人多势大；袁世凯想压，一时也还压不下去。为扫清登上总统宝座的障碍，他就采取了两种非常手段：一黜唐绍仪，二除宋教仁。
　　 这种种手段，需要一个急先锋去实施。袁世凯派定心腹段祺瑞，因为袁世凯践踏共和、破坏革命，段祺瑞是得力帮凶。
　　 袁世凯让唐绍仪组织内阁时，就坚决反对黄兴任内阁中最重要的陆军总长职位，他要段祺瑞出任才放心。
　　 当时，北方政府的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此人是“北洋之龙”，笃信黄老之学，不愿与他人争权夺势，为人谨厚，袁世凯对此也极为放心。但王士珍在政治上却很保守，是一个“保皇派”，一心辅佐清室，愿为清廷殉葬，对段祺瑞逼宫之举颇为不满，甚至指责段祺瑞忘恩负义。清皇退位后，他便向袁世凯提出辞呈，袁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辞呈，但王士珍固执不肯，无奈，袁世凯只好准许王士珍以病假告退，便直接提拔心腹段祺瑞当上了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到了北京后，段祺瑞为了维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东征西讨，不辞劳苦，心甘情愿地尽了犬马之劳。
　　 袁世凯提拔了段祺瑞，唐绍仪内阁就要被他一脚踢开了。唐绍仪（在南方加入了同盟会，意在迎合同盟会人的心理）组阁时，南北双方协议由黄兴的军事顾问王芝祥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先表示同意以骗革命党人，及至王芝祥准备走马上任时，袁世凯不想让出北洋肥缺，但又难以找到借口。袁世凯一遇难题，段祺瑞便出马为他解决。段祺瑞纠合冯国璋等联名发表《北洋军界公启》，声称“绝不承认”王芝祥之任职。袁世凯大喜过望，于6月15日擅自下令改任王芝祥为到南京遣散民军的宣抚使，而公然无视《临时约法》关于总统发布命令，必须由内阁总理副署的规定。唐绍仪无法容忍袁世凯这种蔑视内阁的蛮横无理行为，遂与其他几位同盟会总长辞职。袁世凯巴不得他们快走，好多安排几个自己的心腹。
　　 在唐绍仪的10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内阁”或“唐宋内阁”。1912年4月初，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的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难以独断专行。此时，他见唐绍仪不姓“袁”而姓“孙”了，有心叫他倒台，便于6月间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而是同盟会员）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等通电反对，并且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了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
　　 袁世凯大权独揽，内阁无权，引起总理唐绍仪对之不满。反过来，袁世凯也指使党羽对唐绍仪予以全面攻击，给他加上“亡国总理”的罪名。
　　 唐绍仪洞察到袁世凯现已视他为异己，便欲借“亡国总理”之丑诋辞职。蔡元培于一日夜晚约了唐绍仪，宋教仁（农林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王正廷（代工商总长）等4位同盟会阁员密谈，共商对策。蔡元培认为同盟会阁员已有名无实，建议同盟会阁员一体退出内阁。宋教仁不以为然。
　　 冯国璋走马上任直隶总督后，唐绍仪已知袁世凯将会对他刀兵相加，便于6月15日悄悄离开北京，乘车去天津，乃于天津电请辞职，袁世凯假意挽留，唐绍仪决不肯回，袁世凯便令外关总长陆征祥代理国务总理。
　　 唐绍仪辞职以后，蔡元培遂与二王及宋教仁以连带关系，要求辞职。袁世凯一派人等认为4人“拆台”，有意逐之，而袁世凯也是假意挽留，但蔡元培去意甚坚，4人终于同时去职，此即历史上所谓民国“四总长辞职事件”。
　　 1912年7月14日，袁世凯批准宋教仁、蔡元培、二王四人辞职。
　　 唐内阁的倒台，使宋教仁对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袁做了大总统以后，以“民国”的招牌为掩护，更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并以“统一”为幌子，制定反动法令，加强官僚机构，打击革命力量，解散一切革命武装，排挤、迫害革命党人，实行个人独裁，完全背离了《临时约法》，他认为要对付袁，必须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才能坚强有力。
　　 这时，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十分涣散。孙中山对政治抱悲观情绪，希望袁维持一个小康局面，自己则从事实业，为民国谋长远的利益。黄兴在1912年6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对政治也报消极的态度。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不大过问全国的形势和斗争。“激烈分子”戴玉仇、何海鸣等不信任袁世凯，不断揭露、责骂，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但既无组织，又无核心，不能左右政局。宋教仁这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华兴会的创立人之一、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实际负责者，则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定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于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推选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并发表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孙中山要去从事实业，理事长由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比同盟会大为减退，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时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和国民党并立的还有以两湖、江浙的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些党派知道自己还没有组阁的希望，便主张“超然内阁”，向袁世凯靠拢，但也要求分享政权。
　　 唐绍仪辞去总理职务后，寓居上海数年，曾与卢信等人集资设立“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对“洪宪”复辟丑剧他表示反对，袁世凯倒台后，段祺瑞内阁1916年6月30日任他为外交总长，因北洋军阀反对，未能到任就职。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下参加，孙中山任命他为财政部长。次年5月，桂系倒孙，设七总裁，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初，代表桂系与北京政府代表朱启钤举行和议，因五四运动爆发而中断。
　　 1920年，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讨桂系，唐绍仪也曾参加。之后，他认为孙中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就不再跟孙中山走了。
　　 1922年末，直系扶黎元洪复任总统，8月5日发布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曹锟、吴佩孚等阻挠，唐绍仪不得不表示“不愿出山”。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绍仪沉默以对，闭门不出。1926年，蒋介石建立反动政府，聘唐绍仪为高级顾问，唐绍仪亦未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争权，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唐绍仪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民国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未给他应有的报答，从此对蒋不满。
　　 抗战爆发后，唐绍仪留住上海法租界，与汉奸温宗尧私交甚密。日寇侵占上海、南京后，加紧拉拢唐绍仪当汉奸傀儡。唐绍仪还在犹豫观望中，国民党军统特务为防止他当日寇傀儡，遂于1938年9月30日，将其杀死于家中。这是后话。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
　　 陆征祥，字子欣，又作子兴，1871年（清同治十年）生于上海。其父陆诚安是外国传教上所雇佣的“传教员”，以助基督教牧师传教为生。由于其父的引导，陆征祥自幼入基督教。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广方言馆是陆征祥幼年读书之地，后又往北京入总理衙门所办的同文馆学法文。1892年被清廷派往彼得堡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的翻译，1897年继任俄、奥、荷公使杨儒的翻译。1899年他在彼得堡同比利时一将军之女培德结婚。1903年任驻俄公使胡惟德的参赞，1906年升任清驻荷兰公使。1911年转任驻俄公使，同年十月改入天主教。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士诒为助袁世凯逼宫，密电授意陆征祥配合。1911年12月25日，陆征祥联合一些驻外使节，发通电劝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国后，任命陆征祥为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他是当时著名的买办外交官，外国话讲得流利，讲究应酬交际，颇受洋人青睐与夸奖。在当时的官场中，他常自我标榜，为无党派“超然主义”，这又恰合袁世凯的政治需要。袁世凯让他代理后，继又命他组阁。
　　 7月18日，陆征祥秉承袁世凯之意，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并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就好比开菜单过生日……”致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料。至于“政见”，他一句正经话儿亦难说上。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内阁流产。后经袁世凯用武力威胁和收买拉拢诸手段，使议员通过另外提出的5名阁员，但陆征祥却因受到失职弹劾而称病不出。袁世凯只好临阵换马，又让赵秉钧代理总理。
　　 袁世凯这头勉强抱住了衣襟，那头又露出了肘子。他气得走唐绍仪，却气不走宋教仁，因为宋教仁虽辞了农林总长之职，却未辞参议院议员之职，且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搞起了很大一批党员，很碍袁世凯的眼。
　　 为了吓退宋教仁，袁世凯拉拢了黎元洪，袁、黎二人北南呼应，联袂演出了一场乱捕乱杀革命党的丑剧。
　　 8月11日，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诬指刚到北京公干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党人张振武和方维贵迟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请袁立于正法。8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逮捕并即于枪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指斥袁、黎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