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置益谈判的赵秉钧内阁外交次长曹汝霖，乃是一个卖国的外交官，一切听命于卖国头子袁世凯的旨意，国家利益他不顾，只要讨得日本鬼子和袁世凯的欢心就成。
　　 曹汝霖，1877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年腊月初十）生于上海。其父曹豫材，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材料库多年。
　　 曹汝霖幼入私塾，继往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崇日崇洋，维护清廷而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而诋毁同盟会孙、黄。1902年。清廷派载振使日，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极力逢迎吹拍，大得载振欢心。
　　 1904年曹汝霖归国，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不久，他通过留学生特科考试，中进士，授六品奉任官主事，归商部候补。1905年冬，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派代表来北京，要求清廷承认其在此次战争中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有关我东三省的特权。曹汝霖汝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谈判，订立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使日本的侵占合法化。曹汝霖现场学会了袁世凯的卖国“本领”。此后，曹汝霖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清廷设立皇族内阁，曹汝霖任外务部副大臣。
　　 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当律师。1913年，袁世凯指派他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就任外交次长，仪同特任，与总长同等待遇。
　　 1914年9月24日，日本趁世界一战之机，对德宣战，不打德国而侵占中国，要把德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接过去。日本兵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袁世凯政府先是宣布“中立”，至此又被迫划淮县以东为“交战区”，但日军竟于9月25日悍然占领淮县车站，准备西进。10月2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声明：“胶济铁路将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战后日、德如对该路订有任何协定，中国政府将不持异议。”企图用出让主权的卖国行径来缓和日军的行动。但日本侵略者不予理会，继续西进，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
　　 在中日关于“二十一条”谈判中，曹汝霖秉承袁世凯意旨，一让再让，但日本的欲豁如无底洞一般，无法得到满足。袁世凯见曹汝霖难以应付，遂启用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和曹汝霖一起，继续同日置益谈判。
　　 经过几个月的交涉，两个卖国外交官仍未能满足日本的豁欲。在袁世凯大软蛋和陆、曹小软蛋面前，日方更加蛮横，竟至发出了最后通牒！
　　 袁世凯称帝心切，除了个别条款（第5号第5项）要求日后协商外，于5月9日接受了“21条”。
　　 日置益得胜，向日本政府汇报，骗局成功，并得俄国谅解，若此后袁世凯遭受国人反对，到时可另择新的工具。日本政府批准了日置益的建议，作为侵华灭华之既定政策。
　　 “21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和反抗。1916年2月11日，留日学生千人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抵抗。3月间，上海各界人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孙中山发表信件、文告，痛斥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滔天罪行，号召中国人民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全国人民的斗争浪潮，使得“21条”不能付诸实行。
　　 袁世凯气急败坏地诬蔑人民和爱国运动是野蛮无知的排外观念，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压制。袁世凯认为卖国称帝，目的已达，有了日本政府作他的靠山，就顽固地向皇帝宝座亦步亦趋。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正式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8月间，袁世凯把群众爱国运动压制下去，就开始彩排帝制复辟闹剧。
　　
　　 二、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筹安会六君子”，其实没有一个君子，称他们为“君子”乃是对他们的讥讽。事实上“六君子”个个名声皆臭，刘师培则更是臭不可闻。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上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的“书香人家”。其曾祖父刘文洪、祖父刘毓松、伯父刘寿曾，都以给“春秋左氏传”新疏而列名《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12岁读完“四书”、“五经”，稍长又遍览家中藏书，有一定经学根底。1898年，其父病故，家道中落，但刘师培仍沿着“读书、中举、做官”之老路挣扎，1901年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1903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归途经上海时想找一个临时饭碗，得遇章炳麟、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受章、蔡等影响，刘师培改名“刘光汉”，要与革命者们一起“驱除清廷、光复汉族”。
　　 刘师培投机革命，以作临时饭碗，回到家乡与何震结婚后，就把妻子何震带到上海进“爱国女校”读书。刘师培曾给《民报》写稿，鼓吹革命。1907年春，刘师培应《民报》主笔章炳麟的邀约到日本东京担任《民报》编辑。他的妻子何震、姻亲汪公权随他到东京不久，三人都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夏，刘师培在东京和日本社会党人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往来密切。在他们影响下，刘师培转而热衷无政府主义。刘师培与张继在东京举办所谓“社会主义讲习社”，并与何震创办《天义》半月刊和《衡报》等刊物，公然反对民族革命，连“光汉”这个名字也很少使用了。此时，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派人到日本分化革命党，用官职和金钱收买了一些留学生和同盟会员，何震、汪公权首先上钩，刘师培也随即变节，投靠端方。1908年冬，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一伙从东京回到上海。叛徒刘师培仍着同盟会外衣，竟得以列席江苏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会议。1909年夏，刘师培、汪公权把江浙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向端方告密，江浙革命人的联络机关被查抄，同盟会员张恭被捕。王金发得知，要杀叛徒刘师培，刘师培表示要以自己生命去保全张恭以自赎，王金发才放他一马。从此，刘师培再不敢来上海。是年冬，王金发将另一叛徒汪公权处决。
　　 刘师培叛卖革命，得端方犒赏，当年就被延揽为两江督辕文一案兼三江师范教习。1909年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于次年赶往北京，任直隶督辕文案和学部咨议官等职。1911年9月，端方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身份带兵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刘师培作为参议官追随前往。11月28日，端方在资州（今资中县）被所部鄂军起义官兵杀死，走卒刘师培只身一人逃往成都，后经谢无量介绍，在四川国学院教书。民国成立后，刘师培怕革命党找他算帐，遂闭门不出，革命党也耻与往来。1913年，刘师培到太原投靠阎锡山，当阎的高等顾问，在对袁劝进声中，老滑头、“山西王”不失时机地凑上热闹，于1914年把个刘师培向袁世凯举荐了上去。
　　 刘师培到北京后，即被袁世凯委为公府咨议。刘师培对此感激涕零，赶忙上了个“谢恩折”：“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1915年8月，刘师培追随杨度发起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并担任理事。刘师培除了力办筹安会务，又呕心沥血写劝进文章《君政复古论》，胡诌什么“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这一顿吹捧，吹得袁世凯贼心大悦，10月即明令刘师培署理参政院参政，11月又授予上大夫。
　　 后来，袁死刘悲，正走投无路，1917年经章炳麟介绍，又得蔡元培把这个癀病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
　　 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
　　 刘师培贼心不死，又与一小撮封建之人于1919年初办起“国故月刊社”，刊行《国故月刊》，妄图以此对抗《新青年》，对抗新文化运动。但“国粹”已难于“昌明”，刘师培与他的“国故”、“国粹”一样，全都病入膏盲，不可救药，而他自己也就于1919年11月20日在北京死去，年仅36岁。
　　 刘师培秃笔陈词不少，1936年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其中学术方面，倒还有些参考价值。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在国学方面著作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攘论》、《中华民族志》等。
　　 这是后话。
　　 当下，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
　　 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先后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他对于翻译工作有一种概念，认为应该求“信”求“达”求“雅”。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清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他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袁要称帝前，想找几个大名流来支持，先找梁启超碰了钉子，杨度乃主张找严，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严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只觉得有点茫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