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去在这位姐姐面前告状，她的儿子说自己只是拽了我辫子一下。她听了就哈哈笑，一点也没有要教训她儿子的样子。
　　 她平时穿着流行的蓝咔叽对襟上衣，留着很精干的短发，头发是油光光的黑，映衬着她端正的瓜籽脸，那脸色格外白皙红润。不管她正在刷锅喂鸡，还是在缝衣做鞋，只要看到我，她就笑弯了杏眼，冲我说：“过来，我看看你。”她对我的宠爱，我觉得有时候都超过了对她儿子的爱了，我那时也把她当作母亲以外最亲的人，就像我亲亲的大姐姐。当然，我也对她无限崇拜。
　　 我还见过她掉泪，不是为了别的，是她的丈夫打了她。丈夫打她的原因是她与做村妇女主任的婆婆吵嘴。在丈夫和婆婆那里受了委屈，她总是坐在我母亲面前鼻子一把泪一把的，说自己后悔了，不该从剧团上下来嫁给这个男人，不该当时认为嫁个有工作的男人比自己有个工作还享福……
　　 她伤心的样子让我看着心里难受。
　　 她生活中的啼哭与舞台上饰演的角色的啼哭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也给我的感受不一样，舞台上的啼哭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一种被演化成了美的啼哭。而她这现实的啼哭是另外一种伤感。
　　 生活中的伤心总是难免的。然而，她真正的感伤却不能使我也跟着掉泪，只是有点其它说不出来的感受。这又是为了什么？她从来不和别的女人扎堆扯闲话，好像除了上舞台面向群众以外，就没有和任何人来往过。活动范围也只是家门以内，围着她的上下老小。如果她有几天不来我们家串门，我与母亲就会牵挂她。这个姐姐生第四个孩子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政策，她做绝育手术时伤了身体，一直病病恹恹的，繁重的家务也让她无暇再来我们家。
　　 样板戏已经过时了，《朝阳沟》、《小二黑结婚》也成了永远的豫剧经典，我也随着父母到了陕北，上学，工作，成家……
　　 在我心中，我已渐渐淡忘了这个美丽不俗的会唱豫剧的姐姐。
　　 可是，只要听见豫剧，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我的童年，想起这位姐姐。
　　
　　 3.曾经梦想自己是个演员
　　
　　 小时候，在那个年代，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做个戏曲演员。
　　 上中学时，院子里的几个女孩子天天被豫剧耳闻目染，来了兴趣更是不甘罢休，如果剧团去外地演出了，有时候半年也不回来，没有了大人们的束缚，我们这些业余演员就要兴风作浪。剧团在的时候，我们还不敢鲁班门前耍大斧，怕真正的演员笑话。专业演员不在，就成了我们几个女孩子大显身手各展其能的时候。凭着平时偷看他们排练时学到的一招一式，谁家的床大，我们就把这张大床当舞台在上面表演。娟家的床最大，她的妈妈正好有些旦角的头饰还在，娟就把妈妈唱戏用的黑丝发套拢到自己头上，用枕巾扎在手腕上就是水袖，一甩就唱开了：“恨上来骂法海，不如禽兽……”穿了妈妈宽大上衣的娟，头发挽了一个髻，上面插满妈妈唱戏用的头花，像模像样地横眉竖目，神态像极了舞台上的白娘子。我穿的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件红色毛线衣，军装绿的裤子，自己那时候已经剪成了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在娟她们已经接近专业水平的表演面前，我只有做观众或者做乐队敲梆子的份儿了。娟虽然一脸稚气，但是那个如泣如诉的形象在我心中扎根了，她是在很投入很用心地去表演，把旧时女子被无情抛弃的幽怨的戏剧效果呈现得出神入化。
　　 屋子里挤满了人。观看演出的除了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女孩子，还有玲的七十岁的奶奶，还有我母亲和另外一个大人。这时的娟俨然达到忘我境界。听着大人们的称赞，我觉得，娟的荣誉感看上去至少能满足两天。
　　 有一年，剧团招收学员，娟很想去学戏。不料她妈妈不同意，说唱戏有什么好的，还是好好读书考大学吧。后来，娟没有做成戏剧演员，她当着我的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也哭了。我也想做演员，但是我体弱多病，戏剧教练不要我。
　　 那时县戏校的招生广告都贴到了学校，我回家缠着大哥要唱戏要做演员，我们院子里的孩子唱不唱戏都是大人们一句话，考试只不过是个过程，再说了，就是把院子里的孩子都招进戏校班，也还要在社会上招十几个才够呢！而且院子里的这些娃娃基础早扎实，就等着走上真正的戏剧舞台了。
　　 大哥说：“不行，唱戏太苦，你身体不行，首先练功踢腿劈叉这些基本功你就坚持不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半途而废，文化课也耽误了，你这一生就完了。”我闹了一段，只好做罢。平时大哥什么都宠我，这一次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戏剧真的走了下坡路，可以说是穷途末路。
　　 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所需要的文化艺术，这时流行歌兴起，“西北风”刮起，唱豫剧的演员们都改唱流行歌。戏剧演员唱流行歌，就像一次艰难的蜕变。功夫武生们改行还相对容易点，翻跟头耍花枪改成探戈或者迪斯科就是了。旦角改唱流行歌，怎么听那流行歌曲里都带着戏剧的颤音。
　　 这个时候，因为很多原因，我并没有考上大学，一方面庆幸自己没有做戏剧演员，另一方面心里怀着很多迷茫和疑问：难道戏剧真的要退出生活大舞台了？
　　 在戏剧处于低谷的时候，只要听见哪里传来戏剧落寞的音调，我就想起剧团大院那个堆满杂物的练功房。县里举办文艺汇演或者是节日里的联欢会，会安排一两个不穿戏装的曾经的戏曲演员，登上舞台唱选段，那只不过是丰富一下节目种类罢了，没有多少人喜欢听，也不再有人欣赏戏曲真正的韵味。那些曾经在戏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演员们，几年工夫都老了，有的已经去了。剧团乐队的那个当年看上去风流倜傥的拉二胡的，他真的很老了，脸是虚胖，眼袋比眼睛还要明显，当年潇洒儒雅的背头，如今脑后只剩下几根稀疏的闪着光的白发。但是他还是偶尔还拿着陪伴了他多年的二胡，独自去河边调弦，他很少与见面的人说话。你要给他打招呼，他脚步不停，点着头，嘴里应着：“好！好好！”
　　 好什么呢？是他好着呢，还是我好着呢？还是什么都好呢？
　　
　　 4.霞姐
　　
　　 剧团后来重组变成了歌舞团。歌舞团里唱得最好的是曾经的旦角，那个霞姐。她是从河南来的，当年豫剧团教练与团长专门去河南招演员，几乎是百里挑一地选了霞姐，她是个体态曼妙，眉眼俏丽，刚刚二十岁的科班戏曲演员，唱念做打都很出色。但是，在河南，豫剧演员太多，竞争很厉害，她已经跑龙套三四年了。招聘演员的人说，来到外省的这个县豫剧团就可以挑大梁，唱主角。于是，她就像鲤鱼跳出龙门，和一帮年龄相同的年轻人一起刻苦排练拿手剧目。
　　 霞姐进戏校的时候才十岁，只顾得练功，却荒废了文化知识。所以她的文化程度太低，认字少，台词全凭有文化的同行一句句教来，她死记硬背。
　　 她的扮相使“观者如山色沮丧”：那好看的脸盘，尖俏的下颔，挺直的鼻梁和一双高挑的凤眼，一颦一笑间风情万种。如果可以继续演古装戏的话，她必定是一等一的风流旦角。不幸的是，她到了县剧团不到一年，剧团就改成歌舞团，她惊艳的旦角扮相也就被深深埋没。她唱流行歌开始总是跑调，剪烫的爆炸头衬得她的俏脸一下子成了没有立体感的大饼脸。
　　 从霞的舞台形象上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有的女人，就适合浓妆淡抹才能焕发光彩，这样的女人不能过苦日子，苦日子就委屈了她，霞姐就是这样一种女子；另外一种女人却要天然去雕饰，如果要东施效颦，只会越描越丑，我属于这后一类女子。这两种女子不能堕落，堕落了就完了。
　　 歌舞团里还有两个与霞一起被招来的丑角演员和翻跟头的武生男演员。剧团改成歌舞团以后，武生演员走了，觉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丑角留下来了，他是因为霞姐才留下来的。这个曾经的武丑是个身量不高，很瘦小很不英俊的小伙子，小小的眼睛，长得猥琐倒是小事，如果年龄小，可以再长，长大了说不定会越来越俊。关健是，他是身高定型了的二十几岁的男人，还没有嗓子，根本唱不出来。除了当个丑角，别的就什么也演不了。但是，他有一身好功夫，双节棍耍得虎虎生风，这硬功夫比他的长相金贵多了。
　　 当年李连杰的《少林寺》正轰动，虽然这小伙子没有李连杰英俊，但只这功夫就能迷惑很多单纯女孩子的眼了。正上高中的我都差点默默地喜欢上他呢，幸亏三哥与他住同一宿舍，并把他形容得卑鄙无耻下流，龌龊透顶，才让我幸免于难。有一次我放学路上遇见他，当时我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竟然用拐了好几个弯儿的目光打量我，而且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窥。就是这样离奇古怪的眼神，让他在我面前形象全毁，舞台上英雄豪杰高大上的样子荡然无存。
　　 霞姐就是与这个丑角男人结了婚。在普通人看来也就无可厚非，美女配豪杰，并且异常艳羡。
　　 霞姐嫁给这个会耍双节棍的丑角，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干爹是县宣传部的部长，这小子来到这里还没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就攀上了宣传部长。霞姐在歌舞团经常唱的一首歌就是那一年最流行的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只要歌舞团一有演出，她就唱《渴望》，她一场一场地演唱，人们就一场一场地看，大家都想看一看霞唱通俗歌曲的风采。
　　 突然听说，霞姐离婚了。是那个武生下海做生意发了财还成立了一个什么公司，勾搭上了某个县领导的女儿。人们唏嘘感叹了好一阵，怪世事颠倒，红颜薄命。
　　 以后好多年，歌舞团也不景气了，仅剩下的几个人只能发百分之五十的基本工资，按照市场物价的飞速高涨，连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宣传需要，文化局也给歌舞团拨些款项，需要在职人员拍一些与目前政策相结合的小剧目。
　　 这个时候，喜欢并怀念着戏剧的人，就可以看到一些演出，听见那些久违的唱腔。我这个有着极深戏剧情结的人，也有了机会到化装间看化装，到已经老旧的排练室看演员们排戏。可是，再也没有哪一个演员，让我像迷恋过去我喜欢的旦角演员那样迷恋她们，新的年轻演员身段与唱腔是那么生硬不得体，全没有了过去戏剧的韵味，没有了过去演员忘我的投入表情。心里惆怅，但每当有什么新的剧目上演，我总要在心里让那些忘不掉的老演员，在现代更大的舞台上走一回，想像着她们美好的扮相和她们独一无二的悲欢。
　　 有个深秋的午后，我在楼上阳台坐着看书。看得眼睛累了，正想向远处眺望。
　　 我看见一个很标致的四十多岁的女人，烫过的大波浪头发披在肩上，穿着一件很流行的黑色呢料上衣，里面是红色高领毛衣，脚上一双高跟的黑色皮鞋，最吸引我眼光的是她的高裤子，显得腰身格外好看，若隐若现的优雅让人心动。
　　 我仔细打量她，圆圆的脸，尖下颔，高挺的鼻子，一双顾盼多情的凤眼——这凤眼的拥有者，是那个唱旦角出身的霞姐！
　　 我惊讶极了，好多年不见她了，听说她离婚去了某个市里的豫剧团继续自己的老本行，又听说她出了车祸死了。猛地见到她，就像见到偶像一般令人激动和惊喜。
　　 我在楼上朝下喊：“霞姐，霞姐！是你吗？！”
　　 她站住，仰起脸淡淡地笑：“当然是我啊！我就是来看你的！”
　　 “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
　　 她显得很高兴：“做鬼去了。”
　　 想不到几年不见，她连说话都意味深长了。
　　 我点头又摇头，不知道说什么好：“快上来……”
　　 “有人说我死了，是不是？”
　　 我点头。
　　 她用说台词的口气，牙齿轻咬，微露皓齿："很多人都希望我死……我就是回来，让他们知道我没死，我很好。”
　　 “你还唱戏吗？”
　　 “不唱了。”
　　 哦，我为她婉惜。
　　 年复一年，几年又匆匆过去。我这时已经是当年霞姐离开县歌舞团的年龄。有一次，我到地区文化厅开会，刚到文化厅的大门口。门里走出来一位衣着入时的女人。正值初春，她穿着凸显线条的裙装，长发披垂在背上，定睛看去，女人如此眼熟，特别是那双凤眼，还有眼神里的那一股子消失不掉的戏剧演员的风情，让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霞姐。
　　 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又嫁给了一位区领导，这个怀旧的领导喜欢听豫剧。
　　 朝我走过来的霞姐依然婷婷袅袅，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还不到三十岁。
　　 见到霞姐这一刻，我内心里明白了，我始终记着的是那个舞台上唱旦角的霞姐。霞姐离开戏剧舞台，她真的死了。
　　
　　 5.影剧院
　　
　　 上小学乃至上初中，我是在剧团家属院住着，与电影院（也是剧院）只是一墙之隔。剧场里全是整排相连的木椅，能容纳两千人观看演出。如果是来了新电影，连走道都挤得密不透风。场外还有看不到的人，隔墙听一听，谈一谈也觉得乐趣无穷。而我们这些住在影剧院隔壁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穿过敞开着的与影剧院相同的小木门，就能跑到舞台的幕后去看电影。电影在当时是新的艺术享受，可是我们这群剧团院子里的孩子只能在银幕后面看，若是跑到前面，电影院里那个不见笑脸的管理员，会把我们再次赶到幕后。
　　 这时的戏剧好像回光返照，拼命与电影竞争着，影剧院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的电影散场，紧接着就是唱戏。我们这群孩子，看电影时只能躲在银幕后面，看戏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跑到前面的空座位上。每天放学回家，耳边听见的都是楼下排练室里重复来重复去的剧情，等到上了剧院大舞台，我们院子里的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基本全剧的唱腔都会了。不过，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要去看舞台上的新剧演出。我那时爱早早地做完家庭作业，早早在剧场还没有开始清场检票时，跟着买票的芬（据说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和翠（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两位姐姐，从小门里穿过，进影剧院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