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天，乔村成立了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方式。干部由于熟悉管理业务，负责日常事务；贫下中农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全体群众的利益。乔峰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被全村人一致推选，担任了乔村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乔峰的工作认真扎实，一心一意为乔村人民谋利益，获得了全村群众的热烈拥护。
　　 乔峰成为了乔村的当家人，在村里威望如日中天。王振武对此恨得牙齿硌啵啵响。到了1968年6月，上头安排农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王振武觉得时机已到，就对乔峰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他紧紧抓住乔峰的历史问题不放，伙同他的左膀右臂双喜与喜成，上蹿下跳，内查外调，用了5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出了乔峰的罪恶材料。材料的内容是，乔峰勾结野狼山土匪，和日军山本少佐关系密切，私自放跑汉奸翻译官，和国军团长古宝元攻守同盟。说乔峰假装革命，混进了革命队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利用各种机会和权力，破坏共产党的政策，替敌人办事。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方面都“吃得开”，是一个典型的“三开分子”，确系一个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上级领导看到这个“证据充分，旁证如山”的材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出于对乔峰的杰出贡献和深厚感情，对乔峰尽量从轻处理，免去了他的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同时为了保护乔峰，使得王振武不再上告，就协商叫王振武当上了乔村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王振武对于乔峰没有被开除党籍，耿耿于怀，日夜不安，在睡梦中也害怕乔峰东山再起，就处心积虑谋划如何能够彻底铲除乔峰。他绞尽脑汁策划了一年半，终于等来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央文件规定，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王振武认为等到了彻底铲除乔峰的大好机会，就把费尽心机整理了一年半时间的“乔峰反革命罪证材料”交给了“一打三反专案组”。专案组长是个从外地公安局派来的急于立功的年轻人，对乔村情况毫不知情，一看材料，觉得案情重大，就立即将乔峰异地秘密关押了起来。为了防止乔峰畏罪自杀，就把他的钥匙、指甲剪、铜扣子等一切可能对人体有伤害的东西全部没收，甚至连他的腰带也被强令收缴了上去。被隔离审查的乔峰只好手提着裤子，进行坦白交待。乔峰越是如实坦白，专案组长越是认为他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对于他说的事实经过，都认定是不可思议，胡编乱造。专案组长最后只是问乔峰，你有这几件事没有？乔峰回答说：“有，你听我解释。”专案组长不再听他辩解，就此结案。
　　 本来专案组长整理好了乔峰的案卷，准备报批乔峰的死刑。就在这个生死关头，两个外调人员的到来，搭救了乔峰的一条性命。
　　 这两个外调人员是从邻省的一个地区公安局而来，来调查被隔离审查的地区财委主任王福虎在二十九年前的抗日战争中的几个事情，其中一个就是王福虎保管的一大笔资金去向不明，当年的武工队长王福虎说这件事与河南省的乔村的乔峰有关，找到乔峰就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这俩人先到河南省公安厅，了解到河南省有好几个乔村，就逐一排查，最后才找到了王福虎要找的这个乔峰。这两个人和专案组长把王福虎与乔峰的笔录互相对照，所交代的事实基本吻合。联合审讯乔峰，乔峰承认这笔资金是王福虎交给了他，他全部用于消灭山本少佐的日军大队，日军的大队420多人相当于一个营，花费这笔钱他觉得很值。那两个人向乔峰说明了那个地区的财委主任王福虎正在隔离审查，希望乔峰老老实实，大胆揭发。乔峰说王福虎是个抗日英雄，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那两个人再也没有问出什么，就走了。于是，专案组长就让乔峰取保候审，命令他不准离家，随叫随到，把他暂时放了出来。
　　 乔峰被放回家中，心潮澎湃，热血奔涌，思前想后，感慨万千，一晚上也没有合眼。他想到以后还会有没完没了的审查，还会被开除他浴血奋战得来的引以为荣的党籍，还会有被绑缚刑场的危险。堂堂英雄汉，怎能受如此奇耻大辱！以死明志，自己还自己一个清白吧！蓝天大地，都能听见他心碎的声音，已经没有什么信念支撑他继续活下去了，命运又把他往死路上逼了一步。性格刚强的他不愿再次受辱，他不想再费口舌为自己辩解了，有些事越说、越说不清楚，越说越叫人对他产生怀疑，唯有自己彻底封口，一死了之，不牵连任何人，才是最好的选择。英雄要有英雄的死法！他要创造条件，让自己能够轰轰烈烈地死，也不负他英雄一生的最大心愿。对于乔峰来说，死为最终的解脱，浮云生死，此身何惧，玉碎乾坤，升华成神。他回顾自己这一生，无愧英雄二字，他要英雄地死，要让自己的人生定格在英雄的最高点上。
　　 临近黎明，乔峰走出了村外。在村东风景秀丽的林园里，他想撞头而亡，但撞墙墙倒，撞树树断。他走过来，走过去，找不到英雄的死法。
　　 天明了，乔峰迎着光芒四射的十一月朝阳，走到了村东的大路上。有几个早起的老汉正在提着箩筐拾粪，还有三个班的小学生正在跑步锻炼。孩子们嘹亮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响彻云霄。
　　 突然间，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的辕马被孩子们的呼喊声所惊，突然向人群冲去，赶车的青年人慌了手脚，孩子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乔峰猛然激发出了他的练武童子功，一个箭步飞奔上前，拉闸勒马，闪电般同时完成，使惊马前蹄腾空而起，紧接着他手撑辕杆，从辕杆下面用脚猛跺马的后腿，马突然倒下，车翻了，孩子们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了翻倒的车马底下，倒在了血泊中。那几个老汉扔下箩筐，跑来抢救，把乔峰救出，抱在了怀中。乔峰顽强地睁开了眼睛，努力地说：“这辆马车让我死得太值了，我想身上盖着共产党的党旗……”头一歪，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三个班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悲痛欲绝，哭声震天，所有在场的人们都在为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鞠躬致哀……
　　
　　 尾声
　　
　　 1988年8月18日中午，79岁的日本人山本太郎、78岁的国军老兵古宝元、68岁的国家地专级离职休养干部王福虎、68岁的县级离休干部单玉贞，都齐聚在乔峰的墓前，为乔峰举办八十冥寿隆重庆典。
　　 日本人山本太郎就是当年的日军山本少佐，被遣返日本后，从事电器制造，艰苦创业，成为了日本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开始正常化。1973年的秋天，山本太郎来到中国访问，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乔峰，没想到乔峰已经去世三年，他只见到了乔峰的妻子和女儿，从此与乔峰的女儿开始了联系，帮助她建立了一个生意兴隆的中型企业。
　　 当年的国军团长古宝元撤退到台湾后，三年后升为副师长，后来离开台湾到美国经商，成为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百万富翁。三年前与乔峰的女儿也取得了联系。
　　 当年的武工队长王福虎建国后曾任市商业局局长、地区财委主任、地委副书记等职务，他在1978年恢复职务后，就与乔峰的女儿取得了联系。他在1983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地专级待遇。
　　 当年的玉贞姑娘名叫单玉贞，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和同事龚连新结成了夫妻。1960年担任县委办公室办事员，1965年担任县劳动局局长，1969年担任副县长，1980年12月离休。她与乔峰的女儿经常联系，亲如一家。
　　 这四个人都感谢乔峰当年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就通过乔峰女儿从中联络，商定在今日中午为乔峰举办八十冥寿隆重庆典。
　　 唢呐班子吹吹打打，八十名秧歌队员抬来了一楼二库、四杠箱和金山银山、亭台楼阁、金童玉女、八仙桌子、四季花盆等等冥货，摆到了坟前。
　　 乔峰的结拜弟弟王福虎为哥哥念了祭文，然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王福虎为丰碑揭幕，只见石碑正面铭刻“英雄乔峰之墓”，庄严肃穆，金光耀眼。
　　 在焚烧冥货燃起的烟雾中，仿佛出现了英雄乔峰，微笑着在向人们亲切地招手，他大声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王福虎、单玉贞、古宝元和山本太郎跪了下来。乔峰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跪在了他们四个人的后边。
　　 （后记：乔峰生于1907年，死于1970年，享年63岁。妻子生于1922年，比他小15岁，左胸曾被日本兵刺刀捅伤，逝世于2017年，享年95岁。女儿生于1943年5月，现年76岁。王福虎2011年1月1日逝世，享年91岁。王振武1976年10月被捕入狱，1984年因患肺癌死于狱中。）
　　
　　 2019年11月20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