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还有王法了？”张怀松气愤地说。
　　 “他们还讲啥王法呢？只要能把钱赖掉，啥孬点子都能想出来，反正农民到外面就是好欺负。你说打也打不过，说理说不过，本来人家欠钱不给，我们也想到过其他的办法，还到人力社保局去反映过，但是一直就没有结果。一开始人家随便敷衍你几句，然后根本就不搭理你。”
　　 “被打伤的人后来咋办了？”
　　 “就我刚才讲的那几个被打的，有一个是头上身上伤口处缝了好多针，全身多处外伤。老郭的诊断结果是两个胳膊外伤，不能活动，头部出血，右胳膊粉碎性骨折，还有一个也是多处外伤，脊梁骨打骨折了，在医院接受治疗才住了4天，每个人医药费就花了1万多元。那时候还正值麦收季节，你说一个家里的男人身体受到伤害住院养病，劳动能力没有了，还要供小孩上学，照顾老人，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来说，经济情况能困难到啥程度？就说是雪上加霜也一点都不为过。”
　　 “挨打当时就没报警？”张泽颇为同情地说。
　　 “谁说没报警？报了，可是等警察来到的时候，打人的人都跑得没影了。按理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公司单位还在那，应该有人出来担当责任吧，我们只是希望公安机关能早日把打人的人给抓回来，尽快缉拿凶手，按法律法规办，还我们农民工一个说法，也希望单位里边能早点把欠的钱发给俺。
　　 后来置业公司的负责人出来一个，说俺们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公司并没有拖欠任何施工费用，反过来是我们这些人多次到他们办公场所去扰乱正常秩序，寻衅滋事，现场安全员和保安调解无效，被我们十多个人围堵攻击，才拿起现场一些施工用的木棍进行自卫，造成俺们的人员轻伤。还说他们公司的人员都是正常员工，没有任何黑社会背景，是由于我们这些人无理阻挠办公，他们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才造成的误伤，真正动手的其实只有两个人，是他们的个人行为，绝不是公司行为，打过以后因为害怕也都跑了，工资也都不要了，两个人还都处于试用期，刚来10天半个月，也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留身份证留电话号码，所以他们也根本联系不上，也提供不出来关于打人者的任何个人资料。你说都这样讲了我们还能咋办？”
　　 “然后呢？”
　　 “还有啥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了，公安机关说正在积极侦破此案，争取早日缉拿凶手，还叫我们被打的人到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鉴定伤情，进行法医鉴定，为了在法律上保存好伤人证据。可是啥时候能抓到那几个人？我看结果还是没头绪。我们到现在也没能全拿到拖欠的工资，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也都是自己担负的，后来连医药费都掏不起了，只有被迫办理出院手续。你说我们出门都是为了打工挣钱，干活的时候也不怕累不怕流汗，但是老板欠钱不给还动手打人，这实在也太让人感到寒心了吧！”
　　 “要不到工钱的时候，还是应该通过一些正常的渠道来解决。”雨枫说道，“在单位里得不到解决，就应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如果还不行，可以委托律师，通过律师进行调解，向法院起诉，申请劳动仲裁。”
　　 “其实我们不是不相信法律，”范长军接口道，“你说打官司一拖多少天，谁能耗得起？还有请律师也得花不少钱吧，一般都是自己吃点亏，有个差不多就算了。”
　　 “人家好多不讲理的公司就是抓住你们农民工这个心理，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等到你们自己放弃了，就算达到目的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离开家乡那么远，只是为了挣钱，其实啥活都愿意干，怕就怕干完活拿不到钱，也不给入社保，还有最怕的就是出工伤，你说工作都不好找，不稳定，谁还有底气去要求跟人家签合同，要五险一金？你个人去跟老板斗，怎么也斗不过他，要么就是天天上访，要不就去跳楼自杀，要不然就去打老板，绑架老板，到政府门前下跪，……”说著说著，范长军都被自己这些荒唐的主意给逗乐了。
　　 雨枫叹了口气。这些都不是好的办法，都不能够真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还会给用人单位留下口实，或者由被害者的身份转换为加害者，留下无穷的后患。
　　 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杂乱的吵闹声音。张泽走进病房来，说是有病人家属在那里闹，嚷嚷着医生把病人给治死了。
　　 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叙着家常闲话的两个陪床家属，被好奇心理驱使，也赶忙一前一后地到外面去打听，凑凑热闹。
　　 大约二十分钟后，两人相继回到病房，叙述打听到的情况。
　　 原来死者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大约三天前感到腹痛，到镇上的诊所里挂了两天吊水，昨天早上腹痛加重，剧痛难忍时才来到这家医院就诊，结果确诊为急性阑尾炎。但是手术签字时却遇到麻烦，陪同来的病人妻子和女儿不愿签，说她们当不了两个儿子的家，必须等到两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回来后才可以动手术。
　　 结果病人的二儿子今天早晨从外面的打工地点匆匆赶回，签了字后将病人推进手术室，手术进行中发现其肠坏死，并发肺气肿和心脏衰竭死在了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出来告知病人家属时，被病人的儿子揪着衣服不让走，并且打了110报警。警察来了后，并没有向着病人家属，而是劝其不要再闹，维护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病人家属死活不依，还说要等死者的大儿子回来，吵着要和医院打官司，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唉，看来医生这差事还真是不好当啊！”燕萍感慨道。
　　 “还用说吗，你看骨科这几个医生还有护士，哪个不是成天忙得团团转呢，而且工资待遇还不怎么样。”于琴道。
　　 “是外科黄医生主的刀，他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几个人拉来扯去的，真可怜！”燕萍说，“可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当医生，净受气！”
　　 雨枫没有插话。医疗行业市场化，医生的待遇参差不齐，一部分医生不知不觉间就要沦为这个行业里的弱势群体，也使得从医逐渐成为了一项高危职业。老人的儿子，想来也该有五十岁上下了，在外面打工见过些世面，有了些维权意识，虽然不足以和有钱有势的强势阶层抗衡，但向软弱的医生们发泄一下怒火，却是他目前能够做到的，还多少显示出身为人子应该尽到的一份责任和孝心。
　　 事件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迎合病人家属的意愿。在警方的调解和坚持下，最终将死者的尸体送到了太平间。这边的病房里，也能够听到从太平间方向传过来一阵阵嚎啕的声音，想必是死者的老婆和女儿在那里哭丧呢。
　　 雨枫的内心深处，又升腾起一股恻隐之情。想想看多不容易啊，死去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成天在外面天南海北的奔波打工，弃自己年迈多病的父母亲于不顾，又何谈养儿防老，天伦之乐？虽然说目前有了新农合，大部分医药费都可以报销，但老一代农民旧的生活理念和节俭的习惯，却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始终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有了什么不适，也都尽量在自己身边的小诊所里敷衍了事，直至酿成一起又一起的人间悲剧。
　　 从太平间方向，又传来一阵燃放鞭炮的声音。好大的一挂鞭炮啊！雨枫不理解此为何意，是要营造出一种热烈盛大的阵仗，护送死者的灵魂上路，还是为了喝退死者往生路上可能存在的一团团黑暗势力？又或者仅仅是为了向世人宣示死者家属内心的巨大悲伤？
　　 在自然界的灾难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得多么脆弱无力，根本无法和生老病死的循环规则相抗衡。可是，曾经在尘世间留下过诸多印记，在社会上叱咤一生的美好生命，不该是这样轻易而又无声的被毁灭，总要有所残余，有所留存，甚至有所升华，有所跃迁，才会符合我们这些生者的心意，作为活着的人们面对死亡时，在和远逝的亲人尘世告别时刻，利用想象给自己制作出的一份安慰鼓舞的精神快餐。
　　 在自然界无限广大的未知领域面前，人类难道不应该保留一份彻底谦卑的求知心态吗？也许，在生命体尚未真正跨入那个全新高阶领域之前，我们根本就无法体尝那难以言喻的新规则和因果循环，那么我们宁愿相信，在生命之火遭受无妄之灾，被粗暴熄灭的那一时刻，会有一缕透明的灵魂，从仍然温热的身体上冉冉升起，带着生前的全部记忆，抛却尘世间的所有痛苦和种种拖累，升入无忧无虑、拥有无限自由的奇异天堂。
　　 张泽和项目部的交涉依旧无果。
　　 接下来的时间，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内心的熬煎。张怀松已经拆了线，按理说可以出院了，但他们还坚持在医院里住着，等待张泽、于琴和公司方面就赔偿款谈判的结果。医院方面出于同情，也同意他们再多住几天。
　　 这天晚上，张泽终于下了决心：“再和他们最后沟通一次，只要他们愿意再增加两万块钱，咱就同意好不好？”
　　 得到张怀松和于琴小夫妻俩的首肯，张泽马上就给项目部的李经理打了电话。
　　 通话过程异常的顺利。李经理一口答应了他们关于公司方面赔偿三万块钱的请求，不光如此，当张泽提出要对方派一辆车，将他们三人送回老家的时候，对方也是满口应承。
　　 “这件事你们就放心吧，”李经理在电话里答应道，“明天就把三万块钱给你们带过去，另外再派一辆大一些的车，因为考虑到病人腿脚不方便，小车恐怕坐不下。”
　　 对方的态度如此爽快，他们也就将这件事敲定了下来。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他们的坚持没有白费，公司方面毕竟做出了一些让步，不再是前几天那样强硬的语气了。
　　 于是和家里人通电话，告诉他们明天就回去了，开始打点办理出院时需要收拾的东西。
　　 谁知到了夜间，事情又起了些变化，起因缘于张泽接到二叔他们打来的一通电话。
　　 他把弟弟、弟媳喊到一起，三个人讨论二叔刚刚传递过来的信息。因为是深夜，怕吵到同病房的室友，三个人都把声音压得很低。
　　 “二叔说，他已经把其他人的工作都做好了，一起干活的人都愿意给咱作证。”张泽说道。
　　 “就算都愿意作证又能咋样？”于琴的话里仍然有些怒气冲冲的，“这都多少天了，啥都讲好了，可能又去改变？那以前干啥去了，现在事情都过去了，又回过头来说这种话。”
　　 “他可说要是打官司的话，最后能争取赔偿多少钱？”张怀松问道。
　　 “他说让公司出四五万块钱还是不成问题的。”张泽回道。
　　 “他现在又来充当能人了，公司真要赔了咱五万块钱，咱还不得承他的情？早也不说，晚也不说，非得等咱跟公司都谈妥了，才出来讲这个话，咱还能把一切都再推翻，回过头去再跟人家打官司吗？”于琴显然不放心，不相信二叔在电话里的承诺。
　　 “他也没说要通过法庭打官司，就说由他出面来说，可以让公司给咱多赔点钱。”
　　 “现在又显出他的能耐来了，那一开始干啥去了？”
　　 三个人又低声讨论了很久，毕竟要是能够多要到两万块钱，还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听着听着，困意来袭，雨枫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张泽他们起得很早，开始动手拾掇东西。原来经过了认真讨论，他们还是坚持了昨晚和李经理之间互相达成的协定，决定抓住已经确定可以到手的东西，而不去按照二叔他们给出的许愿，继续留在医院里，等待一份或许能够拿到的更高赔偿。
　　 “就是回到家里，啥时候也不能对他们说不好听的话，还是要客客气气的，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还是要维持好关系。”张泽告诫他们说。
　　 相似的病痛，十几天的朝夕共处，雨枫夫妻俩对他们生发出一种难舍的情怀。同样的情感，也流淌在三位年轻人的心底，他们之间弥漫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感。
　　 平躺在病床上，雨枫侧过头来，对着坐在自己身边的于琴，还有她的小丈夫说道：“今天就能见到航航啦！”
　　 小两口都笑了起来。
　　 张泽忙着进进出出的，于琴也和他一起忙活着。出院有很多手续要办，公司方面已经来人，带来了三万元钱现金，但是要他们必须在一份协议书上面签字。那份协议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三万元钱，双方之间从此再无任何关联。燕萍建议他们立刻把钱给存起来，省得在路上再出什么差错。
　　 李经理再一次出现在病房时，神情显得有些急切，催促着他们快点收拾离开。项目部没有找到合适的车辆，他说他还有一摊子事儿，但答应给他们从外面租一辆车，另外再给一千块钱作为租车的费用。
　　 终于一切都办理妥当了，租来的车子停在医院大门口等着。他们带好自己的东西，离开病房，工地上的几位同村老乡也前来送行。雨枫动不了，但是燕萍却一直将他们送上车，看着他们离去。
　　 燕萍回来的时候，跟着来了一位老年人，虽然看起来有七十来岁的样子，但是可能实际年龄还不到。他有着一张标准农民古铜色的脸庞，刻满了纵横交织蜘蛛网般的纹路，身上披着的一件大袄敞开了怀，绵羊毛的衣领子几乎成了灰褐色。
　　 “这是张怀松的二叔。”燕萍介绍说，“他们还有点东西没有带，让他先帮着收一下。”
　　 “就一床薄垫被，当初入院的时候从我那拿的。”他非常谦卑地弯腰向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点头问候：“我和怀松都是一个村儿里的，是近门儿，我是他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