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仅仅从收入这方面考虑，做医药代表倒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职业，很多干这一行的人都发了财。这是一种纯粹依靠输送回扣而生存的职业，收受回扣的主要对象是医院里的药剂科主任和门诊医生，他们差不多要抽走每盒药将近三分之二的毛利，否则的话，这种药就基本进不了他们的处方。
　　 开始的时候，阮二一切都是按规矩办事的，但是渐渐地，他对这种不成文的利润分配规则感到不平起来。这种不平绝不是被某种正义感所激发，而是因为阮二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己所拟定的一系列人生计划。他坚持要买一辆小轿车，轿车对他来说简直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中的一个，他把这个愿望排在了人生计划的首要位置上，并且想要尽快实现，他实现了。
　　 诚然，小轿车对于人生的意义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阮二不久以后就追到了一位女校友。这个女校友可以算作阮二的半个同乡，她的家乡就在跟阮二老家相邻的那个县里。她对于阮二真正的关注就是从他买了小轿车后才开始的，她凭着阮二毕业一年就买了轿车便判定这是一支潜力股，于是很快就商量起结婚的事宜来了。她表示她愿意暂时把婚房做在省城的出租屋里，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委屈，据说外国人大多就是这样生活的，她相信凭着男友令人敬佩的收入，她们很快就会拥有一套自己的商品房的。
　　 显然，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女校友犯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错误，她跟许许多多平凡的女人那样，当面对一个并不十分熟悉，更不充分了解的陌生男人的时候，往往很轻易地就被这男人显亮的行头所迷惑了，这跟男人们倾心于女人的容貌是一样的道理。但总的说来，女人的容貌毕竟是天然的，真实的，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有限的永恒性，而男人的行头却总是具有某种欺骗的性质，并且行头本身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这女人无疑把算盘打得过于圆满，也过于轻率了一点，因为她并不知道未婚夫关于那辆轿车的资金来源，只是一相情愿地按照暂时性的表面现象就为自己的未来做了满打满算的规划，自以为前途灿烂得简直有点五彩缤纷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应验了那句“欲速则不达”的古训，尽管阮二看似不凡的成就在白塔镇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潮水般的溢美之词，但与此同时，不幸的阴霾也暗暗地笼罩在了他的头顶上。
　　 现在暂且把阮二放到一边，先来说说阮大。
　　 阮大是个大胖子，脑袋圆得像个球，顶上的头发短得跟光头相差无几，肚子鼓鼓的，仿佛顶着一口锅，又黑又油的脸皮粗糙得活像一个烂柚子。阮大的这副形象似乎是有意要向人们透露他曾经混过黑道。不过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混的是黑道，他向来认为那只不过是在做生意，他只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把黑道当成一种工具，或者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而已。
　　 有一段时间，阮大在浦阳县的县城里也是个有名头的人物，那时候，他拜在浦阳镇上的江湖头目阿宝哥的门下，负责帮会里的“营销业”。阿宝哥的名下有好几块产业，除了“营销业”以外，还有“攻关业”、“娱乐业”等等，其中的“攻关业”是最危险的一块，它所“攻”的“关”主要是浦阳镇范围内黑白两道上的各种纠纷，一旦“攻”不下来就意味着要采用武力。
　　 而阮大所负责的“营销”大致是这样的：比方说，上半年清明节过后他们就有一档比较大的生意。他们从外地低价采购一批廉价的茶叶，进价基本在三十元到五十元之间，过后就派人分别到县城的餐饮店里根据营业场所的大小分摊认购的数量，少则三五斤，多则十来斤，出售的价格大概是进价的八到十倍。
　　 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生意，各家个体餐饮店的老板一般都不可能拒绝，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接受的话，今后他们店里的某些顾客的脾气会变得十分暴躁，一桌与一桌之间莫名其妙地就会打起架来，虽然起因与店里毫无关系，但这一天的生意基本也就完了。
　　 阮大所经营的这种生意引起了极大的家庭恐慌，特别是他的母亲，简直寝食难安，她担心儿子因此而摊上牢狱之灾，在她的苦苦哀求下，阮大终于金盆洗手，弃暗投明了。
　　 退出江湖后的阮大当即就在县城小商品市场边上租下了一间店面房，开了一家糖果铺子，经销各种各样的水果糖、奶糖、巧克力糖等。像这样的糖果铺子，小商品市场一带有好多家，主要是为办喜事的人家服务的。各家店里的商品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别人的铺子都是由老板娘亲自经营，只有在过年前后的销售旺季时，才从亲朋好友中间请一二个人来做临时的帮手。而阮大由于暂时还没有老板娘，便招了一个年轻的乡下姑娘来当营业员。这位乡下来的姑娘虽然个子十分娇小，人却长得挺标致，尤其是那双睫毛很长、一闪一闪的大眼睛，一天到晚水灵灵的，很能吸引人。
　　 有一天，糖果铺的老板忍不住把这位娇小得可亲可爱的营业员当作铺子里的糖果给品尝了一下。这下可好，阮老板尝到的是一块地地道道的牛皮糖，一旦粘上后就再也揭不下来，于是这家铺子很快也跟上了同行们的步伐，由老板娘亲自经营了。
　　 新任的老板娘很有见地，她赶在结婚之前把铺子连店带货盘了出去，并且用所得的资金在县城里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二手房，从此以后，决不容许丈夫从事需要聘请女营业员的行业。
　　 结婚后不久，她们的儿子就出生了，为了家庭的生活，为了个人的事业，同时又能满足“不请女性营业员”这个强硬的规定，阮大不惜借了十万块月息为一分半的高利贷，在县城的中心地带租了两间店面，开起了摩托车修理行。
　　 命运之神似乎并不对阮大这样一向具有雄心壮志的人物以足够的眷顾，修理行的生意只不温不火地经营了两年，之后的境况便每况愈下。那一阵子，浦阳县范围内大多数的摩托车经销商都纷纷改行了，规模小一点的转卖电瓶车，规模大的那几家则干脆做起了汽车生意。
　　 由于生意清淡，所赚的钱在应付了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后，常常连修车师傅的工资和房租也不能按时兑现，所以师傅换了一个又一个。而债权人在经过多次催讨无果后，就毫不留情地把他告上了法庭。
　　 起初时，阮大对于诉讼并不担心，他早已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他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官司必输无疑，有利的一点是，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而城里那套二室一厅的旧房子又是家里唯一的住处，不可能被强制执行，所以，输了官司又有什么要紧？
　　 然而，聪明一世的阮大忽略了两件极为要紧的事情，一件是他们在山里的老家还有两间空旷了多年的老屋，另一件是他们父子四人的名字至今还印在同一本户口本上。这两个致命的条件已足够证明城里的那套房子不是他们唯一的住宅，因此，强制执行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从县城里卷着铺盖回到白塔镇上的阮大，一时之间竟感到了一种穷途末路的惶恐。这个向来自负的人物在那一刻觉得自己不但落魄了，而且丢尽了颜面，简直难以再见“江东父老”，要知道他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家中的擎天之柱的。如今，不但这根擎天之柱已经倒下，而更让人糟心的是，家中已约略知道老二在省城的情况也大不如前。祸不单行中，焦头烂额的阮大充满了懊悔、沮丧、诅咒、和绝望，他一连三天喝得酩酊大醉，或许他以为这样可以把既成的事实幻化成一场虚惊的噩梦，可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好在他那强大的母亲还保持着一点清醒，她在大儿子醒酒以后及时地提醒他应该主动去找一找舅舅，因为据老三透露，舅舅那边的形势简直一片大好！这位可怜的母亲虽然怀着无比强大的忍耐力，却太缺乏总结意识了。她一直以为自己的三个儿子从小就有高远的志向，因此对于那种好高骛远的性格从未觉得有丝毫的不妥，即使在接连地发生了严重的失误时，也没有半句引导他们作出反省的责备之词，她在儿子们面前是只讲付出而不求回报的。不久以前，当最小的儿子初出茅庐便铩羽而归时，她曾亲自出面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如今，好不容易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大儿子不幸也马失前蹄，她于是又再次想到了那个弟弟。她为了儿子甚至已经作好了向弟弟“三顾茅庐”的准备，因为她已经预感到第二个儿子离同样的遭遇已经不远了，而她的弟弟则是无所不能的。
　　 而这一家的父亲呢，应该算得上是个超脱之人，虽然他的年纪还不十分大，却已经看透了一切。自从儿子们先后长大成人，这父亲就基本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对他们的事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了。都说知子莫若父，作为父亲，阮师傅对儿子们确实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知道自己影响不了他们，他表面上看起来很超脱，其实内心里是非常悲观的。他对儿子们那些过于高远的理想向来怀着轻蔑的态度，比如当亲朋好友们一致为他家老二那“出手不凡的成就”交口赞叹时，他却只是淡淡的一笑，内心里却对这种浮躁的性格萌生着一种隐隐的不安。但他明白自己改变不了儿子们急于求成的意志，他那苦口婆心的劝导只会换来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英雄的嘲笑，于是他沉默了，并从此信奉起“教训是最好的教育”这种奇怪的教条。他用来证明这种教条有效性的证据是玩玻璃的小孩子，声称一百次的警告还比不上割破一次手指能让小孩永远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只是这位父亲他很严重地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并不是单单针对于亮晶晶的玻璃的，对于波光粼粼的池塘也同样如此，而池塘的教训却决不像玻璃那么简单。
　　 失魂落魄的阮大在得到坚韧母亲的点拨后，这才如梦初醒，他觉得自己确实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他甚至责备自己这么多年来居然忽略了建筑这个遍地黄金的行业！他猛然间回想起周围有多少腰缠万贯的大老板都是从建筑这个行业里发的财呀！于是他立即给舅舅打了电话，并特意用一种志得意满的口气向舅舅表示，他很愿意去给W市分公司的总经理作一个得力的帮手。
　　 当舅舅的自然明白外甥嘴里所谓的“帮手”其实就是“帮他一手”的意思，他在征求了姐姐的意见后，决定暂且把最大的外甥安排到城东的那个工地里去。于是乎，随着这一大一小弟兄俩先后进入W市的分公司，他们向来所怀着的那个出人投地的远大理想差一点就要实现了，他们那个不朽的“阮氏三雄”的称号也正是从这里诞生的。
　　 城东的工地是实行项目承包的，建筑和安装两个部分分别承包给了不同的老板，分公司经理替阮大在这个工地里安排的身份是安装部的施工员。
　　 安装部的蔡老板跟分公司经理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当经理提出要安排一个外甥到他底下去上班时，他当即表示很愿意从承包的范围内分出一块来给经理的外甥，意思是那外甥可以自己当老板，而不必在他底下拿工资。但经理坚持说不能这么办，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外甥没有丝毫的把握。
　　 经理既然这么说了，蔡老板即使姿态再高也不能再坚持，不过他私底下关照原先那个姓林的施工员说：“新来的那位是公司经理的外甥，我们顺其自然就好了，他要是愿意干点什么就干一点，要是不愿意，你就让他安心坐着，不必安排事情给他做。”
　　 阮大对于他们兄弟二人一个在城西学建筑，一个在城东干安装一事极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舅舅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过渡性的刻意安排，因为公司里新的项目尚在接洽当中，而他与老三之前从未接触过与建筑和安装有关的任何工作，确实很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他在来W市之前曾经做过详尽的计划，绘制过宏伟的蓝图，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放下姿态，发奋图强，他因此而特意给老三打了电话，以长兄的口吻告诫他要“戒骄戒躁，吸取教训”！
　　 阮大到达工地的当天傍晚，阮三就从城西赶到城东来与哥哥见面了。吃过晚饭后，弟兄俩一起到街上去买上班穿的工作服，因为之前阮大是穿着深灰色的西装和正装皮鞋来的。可是阮大心目中所要求的那套工作服实在难买得很，弟兄俩几乎跑遍了工地附近所有的服装店，始终没有找到完全合乎要求一套衣服，所看到的不是款式显老就是颜色不好，不是与人的气质不相配就是与裤子的风格不搭档，一直逛到将近十点钟，所有的店铺将要打烊了，这才不得不勉强买了一条藏蓝色的休闲裤，一件咸菜绿的冲锋衣，以及一双咖啡色的运动鞋。
　　 只可惜这套千挑万选才买到的工作服在阮大的身上并没有穿上几回，即便第一次也是等到好久以后才上的身。阮大在城东的工地里再一次用事实证明，在长久以来所积成的生活习惯面前，一切心血来潮式的决心往往都是不堪一击的。
　　 那一天晚上，也就是阮大买了工作服回到宿舍后，他曾恳请姓林的同事第二天上午带他去熟悉整个工地现场的，按照工程上的惯例，他称呼这位同事为林工，同样，林工也尊称他为阮工。可第二天早上阮工起床时，林工却早已分派好了当天的工作，并把那幢十二层的在建大楼巡视一遍后，回到安装部的办公室里开始他这一天的脑力劳动了。当林工发现新来的阮工这一天依然穿着那套深灰色的西装和正装的皮鞋时，就知道昨天晚上的约定大抵已经不作数了，于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蔡老板所交代的策略——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