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善断疑案的智慧。他多次担任地方官以及权知开封府，断、解各种疑难案件应该不在少数，例如他在池州就曾“辨浮江尸与瘗(yi)僧冤，时称神明”。《宋史·包拯传》记载，包公在任天长知县时，有个人的牛舌头被割，他到包公这里报案，包公让他回去把牛杀掉。按照当时的法律，私宰耕牛是要治罪的。几天后，就有人来告发牛主私宰耕牛。包公劈头问他：你为何割了人家牛舌头还要告发他？这个告发的人一下子懵了，只好如实回答：因为自己和牛主人有仇，割其牛舌，牛不能活，必要宰牛，从而可以让其获罪。包公智断“牛舌案”，为他赢得了善断疑案的声誉，也为后世关于他智断疑案的各种故事埋下了基因。
　　 ■包公文化
　　 朱砂黑的无私铁面孔，宽阔眉宇间光照青天的月牙，炯炯如炬、犀利似箭的眼睛……脸谱化的包公形象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和影响中国司法的历史人物，人们立马就会想到铁面无私、惩治奸恶、廉洁公明的黑脸包公。这个不畏权势、坚持为民做主的北宋官员，从元朝开始，经由戏曲、文学作品的广泛传唱，成为老百姓膜拜、向往的形象，承载着中国老百姓对司法的期待和寄托，历经宋元明清，千年不衰，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的价值判断。
　　 1925年，胡适先生为重版原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中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公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笔者认为，包公之所以被选做箭垛，成为理想化、脸谱式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包公具有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包公个性鲜明，虽然正史的记载不多，但有据可查的史料已经显现出了包公鲜明的性格特征：忠孝、刚直、公明、廉洁。包公在开封府任职仅一年零三个月。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及时惩办诬赖刁民，坚守为民做主，使贵戚宦官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公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和普通百姓对清明政府和公道正义的渴望追求。从史料的记载看，包公一生并没有多少时间办案，大部分精力是在进谏和财政方面，为什么民间艺术中赋予他诸多执法断案的想象和故事，主持公道、除暴安良的“青天”形象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和百姓内心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希望有像包公一样的人为贫困百姓做主，同时也说明社会、司法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幻想和需要。包公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老百姓对公平、公道的期待和诉求，也照出了百姓告状无门、冤屈含泪的艰辛。正是社会和百姓的切身需要，使包公成为廉洁公明、为民做主的理想人物，千百年来一直被百姓所传颂和敬仰。
　　 包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特别是包公作为司法官，他的核心特征、对后世影响深刻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
　　 一是忠孝。包公29岁考中进士，初授大理监事、建昌知县，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他便弃官在家奉养双亲，父母去世后，他又守孝三年，39岁才进入仕途。为官从政26年中，惩治奸庸，嫉恶如仇，为民做主，为朝廷尽职尽责。包公死后，宋仁宗赐以“孝肃”的谥号，以肯定他忠孝的一生。
　　 二是爱民。包公不畏强权、皇权，敢于为民做主，保护弱者。如“铡美案”中，纵有皇姑、国太的保护，包公无所畏惧，坚决要铡掉欺君罔上、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为秦香莲做主，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情怀。
　　 三是公明。《宋史》中记载，“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者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这个案例生动地反映了包公判案公明、明察善断。
　　 四是清廉。包公一生清正廉洁，不徇私情，是有名的清官。他在《乞不用脏吏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人以包公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两朝国史》记载，包公“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任职端州期间，“不带一砚离职”更体现了他两袖清风、一贯清廉的作风。
　　 “忠孝、爱民、公明、清廉”，这些所体现出来的当下司法官形象，正是百姓期待的。对比当前我们的“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我们不难看出，二者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唯一的本质区别在于包公的忠孝主要是忠于皇权和朝廷，而人民法官所应该具备的忠诚是指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分析了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层面之后，具体到司法行为上来看，包公文化中还包含了保护弱者，为民做主；不畏强权，独立秉公断案；不拘形式，着重结果和实质正义；讲究情理法的统一；亲民便民是司法工作一般的价值观和举措。这些司法的一般价值观和举措，与当今司法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做法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比如：包公在开封府进行两项关于诉讼制度改革，《两朝国史》记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原来老百姓告状要先经“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这样，刁滑的小官吏便乘机讹诈百姓。包公对这项弊政进行了改革，下令裁撤“门牌司”，直接打开府衙大门，百姓可以直接进入庭堂，击鼓喊冤，递交诉状。还有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人们熟知的包拯“倒坐南衙”、“走后门”。由于大开正门之后，告状人过多，上班时间处理不完，包公下令打开府衙后门，允许百姓随时进入府内诉说冤情，有时包公甚至便服问案，深得百姓称赞。这些诉讼改革的理念和举措，与当前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利民的理念高度一致。
　　 此外，包公文化，尤其是在包公戏曲文化中，包公在断案中不仅能力超凡，“日断阳夜断阴”，而且主动作为，职权强大，拥有皇帝钦赐的三口铡刀，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大护卫，可谓威风凛凛。这一现象反映百姓也希望司法要有担当，有权威，而不能软弱无力。这与我们现在倡导的能动司法，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也是相符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包公故事中存在迷信色彩重、刑讯逼供现象突出、百姓的“清官崇拜”情结和官员的“父母官”心态明显等问题，这些是当今社会和司法应该坚决摒弃和克服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司法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涉诉信访问题较为突出。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包青天”仍被人民群众所追寻和崇拜，背后也体现着人民群众对司法形象、对司法工作的期盼和诉求。包公形象、包公精神仍是今天普通老百姓所渴望和追求的法官形象。
　　 诚然，现代社会不可能再像古代那样，将人民群众的愿望寄托于某一人，而是需要制度的建设、完善，注重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包公、海瑞、狄仁杰……这些民众心目中所向往和追求的司法官形象，在当今社会就体现为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要求。
　　 在大力加强司法文化建设的今天，研究包公文化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法官队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研究包公文化，我们还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意区分包公文化、清官文化、司法文化、传统司法文化这些概念。有人笼统地提出“包公法律思想、包公司法文化”的概念，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从正史的记载看，包公更多的是行政官，而不是司法官，很难说有什么司法理念，法律思想和司法文化更无从谈起。但是，从大的范围看，我们研究整个包公现象、包公文化，从史料中包公审理的几个小案例和两项诉讼制度改革出发，结合民间作品中对包公的丰富想象和演义来看，我们能够总结出包公文化在司法领域的明显特点，以对现代司法有所启迪。二是注意区分正史中的包公和民间传说中的包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并不了解正史中的包公，不知道他的生平履历，不知道他究竟在历史上有哪些作为，因为戏曲作品中的包公故事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当前我们研究和传承包公文化，就要区分正史中的包公和戏曲作品中的包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包公文化中的哪些特质是受特定历史条件中司法制度的影响形成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而哪些是人们的理想和想象，是纯粹的杜撰和演义。三是注意结合正史和民间传说研究包公文化。在区分正史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应该注意结合。文化是不断积累、发展形成的，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的司法行为与民间传说中包公的故事，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交织、融合、沉淀、积累，共同形成了现在人们所需要研究和传承的包公文化。
　　 ■包公精神
　　 包公精神就是以包公的思想核心为基础，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和积累而形成的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
　　 （1）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公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公留下的奏议多达185篇，其中有55篇是竟弹劾本朝官员的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公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公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公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公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公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2）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公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公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三分之一。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公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