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包公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公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包公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包公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3）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公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公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公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公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公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公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意外。从此，包公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6年。
　　 26年间，包公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6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公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公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公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4）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公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了37字脍炙人口的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千百年来，包氏家族后昆牢记家训，至今无一贪官污吏。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公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公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公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公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甚至海外民众的普遍敬仰。包公及其包公精神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
　　 历史为什么选择包公作为“清官”的代言人？机遇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包公生长于北宋真宗，成于仁宗。宋朝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势时期，二帝奉行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北宋初年为稳定政权而形成的“祖宗之法”发展到此已经不能再适用，特别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期，这种积弊尤为凸显，比如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改革的呼声日渐成为政治强音。
　　 “包公生长于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等肯定会打下时代的烙印。”四川大学宋史研究专家刘福生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政治改革的诉求首先体现在一种文化的复兴，如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运动”，倡导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君不君，臣不臣”，败坏伦理纲常的“衰俗”，名臣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找到了革新朝廷风气的资源，重新阐述、解读的孔孟之道，充满了时代的气息。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让后世耳熟能详的儒家名臣，如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所以，在这个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年代，才孕育出包公这样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境界，同时正直如他、敢言如他、碰硬如他，也有了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渐渐成为政坛主流，他们倡导重视名节的风尚，包公的青年时期受此影响，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自己立身行事的方式了。朱熹曾与弟子谈起包公学生时代就曾拒绝一当地富豪主动结识的行为，因怕以后自己做官“为他所累”。由此可见当时对个人修为的重视。包公一则家训更彰显其修身齐家至此，堪称典范。
　　 既没有道德瑕疵而遭人诟病，也没有受到政治冲击惨淡收场，包公的后世之名与他一生善始善终也有关系。“包公的一生以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是完美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研究学者孔学认为，“对帝王忠心耿耿又敢于较真，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扎扎实实做了不少改革实事，敢于碰硬惩治权贵不法行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股正气。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对这样的人推崇备至。”
　　 然而，也是由于性格过于峭直，让包公的一生分外孤独。欧阳修在欣赏他刚直的同时，也委婉地提出他“思虑不熟”。他过于严肃较真，又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技巧，容易得罪别人，所以他基本没有私交。也许正是由于独来独往，让他没有陷入朋党之争，也不会拉帮结派，反而成全了他的独善其身。
　　 ■勤政为民
　　 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呼唤。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他还强调纪检干部要当现代的“铁包公”，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借鉴我国历史上以包公精神为代表的优秀廉政文化，对于纪检干部开展工作、对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都颇具现实意义。
　　 习总书记用烹小鲜的手法治理大国，为中国带来希望，提高了党在百姓中的威信，不愧为伟大的领袖，凡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做一个新时代的“铁包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职责。坚决反腐倡廉，力行勤政为民。对人民赋予的权利要存敬畏之心，对自身的地位待遇要存平常之心。切切实实为民服务，为党服务，当好公仆，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