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地名，变区划，似乎是历代统治者对王土拥有的某种支配式爱好，有时或是出于某种现实管治目的，而有时候仅仅就是心血来潮而已。此后，关于温州与永嘉的域名还在不停变换着。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温州又改成永嘉。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永嘉为温州。
　　 就这样反反复复，也因为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永嘉与温州似乎都是难以分清的。期间，人物络绎，陶弘景、玄觉法师、孟浩然、韩愈、王开祖……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却把脚印足迹留在这片历史尘土之下的，于时间嘀嗒中在一个地方的底本上勾勒描色，众构出一方水土的风采传承……
　　 亦由于地域原因，瓯居东海远，期间无论是永嘉还是温州，于时空辗转中，置于轮番坐庄的王朝版图里，都还是属于偏隅流放之地。自然地域色彩的浓淡轻重，相较中原厚土便似有无足的味道。直至数百年后，政治文化中心偏移，宋王朝又一次南迁。
　　 确有意思的是，晋王朝南迁，有了水长且美的永嘉郡诞生。而至于宋王朝南迁，虽隆冬恒燠的温州则有了文化突发的繁荣。
　　 影响深远的永嘉学派，大概就是这样有了茁壮成长起来的气候土壤。
　　 温州的经商文化，是否与此有关，实在不好说，但温州的体性，历来是特别的，从儒到商，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不可否定。
　　
　　 六
　　 公元1197年，是为庆元三年。赵氏南宋苟安半壁，已有七十年。曾经的亡命奔逃，以及靖康耻的疼痛痕迹已在一个王朝心底慢慢淡化。北伐虽于君臣嘴上未忘，甚至偶尔还会有干戈相向，但党争更是朝堂的旋律经常。
　　 这一年，四十八岁的叶适，受党争牵连失意被贬，差知衢州，干脆一推了事，回到了老家温州永嘉。彼时，这位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已在宦海浮沉近二十余载。望天命之年，热情一腔几经挥洒，艰涩回家路，进退得失心，望眼唯茫茫。
　　 而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庆元党禁进入高潮，胜利者以朝廷名义颁立《伪学逆党籍》。而所谓伪学，就是当时时兴的道学，名单共有59人，朱熹是为伪学魁首，叶适亦名列其中。
　　 道学，又称宋学，新儒学。汉武之后，儒学一统华夏，孔孟文章成为国学经典，包含释注全凭官方圈定，更不能有个人任意理解发挥。而至于宋，政治风气相对开朗，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思想的自由度又有了一个新的拓展，儒学虽还是官方主流，则求知欲的本能，让不少学者可以个人理解对儒学典章进行系统阐述，思辨传承，蔚为风尚。即所谓道学也。于当时，道学又主要分为三大学派，即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以及提倡事功的浙东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
　　 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六月，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就理学与心学，进行了三天的哲学式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在这次影响后世深远的辩论会上，朱熹阐述理学的核心是，万物源于理（也就是道），理赋气则有事物各形，即所谓的器，要想了解事物的道理，就必须通过行动实践，以达到格物致知。而二陆则以为，心就是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万物的道理就在你我心中，而要明白这些道理，只要不断反省内心就可以了。辩论的全景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思想光芒的碰撞，在那个习惯自由钳制的年代里，追及原初，溯至根本，星火激烈，殊为难得。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二十六岁的叶适赴武义招明山访学吕祖谦。在一程欢跃的脚步后，叶适得以与吕祖谦、陈亮等相聚会论。而鹅湖之会的主持者，就是吕祖谦。有意思的是，吕祖谦是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则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此际，吕祖谦三十九岁，陈亮三十三岁。正是学富才涌之年。更年轻的叶适，还是少年时就师从当时名儒，永嘉学派开继者陈傅良，此后脚步跨山越水，四处游学交友，学问自是日益精进。对于叶适这位好学的年轻人，吕祖谦给出的评价是“后生可畏，非虚言也，相已相见，深得其要领，恨不得闻其一二……”而陈亮给出的评价是“聪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与敌……”
　　 可以想象，当这三位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的时候，探究穷理，把盏忘饮，转瞬星华见晓，不知何等快意。他们之间碰撞讨论的激烈未必就逊于鹅湖的那场唇枪舌战，只是他们论辨观点更加私密趋同，不为世人更多关注而已。
　　 主张事功，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派的思想核心。他们反对空谈义理，反对道器二分，主张义利统一，并提出了工商皆本，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于彼此间，他们不拘门户，相互融合，吸纳补长，又有各自的地域特色。“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这是事功衍生的基础前提，而相对永康学派提出的“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永嘉学派则主张义利并举，把功利与义理结合起来。至叶适发扬光大后，更是形成了朱学、陆学鼎立而三的局面。
　　 当然，永嘉学派的蓬勃，不仅仅是叶适一个人的功劳，源起于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丁昌期等人学术思想，至南宋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穷心修治，承接创新，逐渐形成学派气象，而到了叶适，则“一洗之”达到了一个新的成就高度。
　　 或以现代眼光来看，义利并举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当时，把义跟利并列一起，如同男女平等，却是很不容易的创举突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以说，在传统儒学体系里，义与利是相互冲突的。对于义利的选择，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也因为如此，相对于提倡事功的永嘉学派，在专制皇权之下，朱熹的理学先天就有着不可言喻的正确。存天理（代表善良），灭人欲（代表邪恶）的观点主张。更是为统治者提供了秩序维稳的理论导引。
　　 庆元六年（1200年），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庆元党禁中去世，但很快就得到了平反。宝庆三年（1227年），被追赠为太师、信国公，在朱熹去世后二十多年后，朱熹的理学就成了朝廷力推的官学。此时，叶适也已去世四年。往后，朱熹成了自孔孟之后的大圣人，世尊朱子。
　　 定于一尊后，朱陆亦趋合流。而叶适勤于授业，却也有“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的评说，叶适去世后，永嘉学派影响自是趋微。宋后元明清，专制愈发，朱熹理学更是大行其道，不过永嘉学派亦是作为一门显学存在。没有朝廷官方力挺，却于务实层面，又不得不遵循运用，甚至易义加利。亦可见其现实生命力之强。
　　 不得不说，在温州的这片相对偏隅的土地上，能够蕴育出影响历史的一大思想流派，确实令人刮目。或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奇迹，则又其实内含着必然的演变因缘。
　　 即使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思想最开明的两宋时期，一个学派于一偏隅之处萌发壮大，确是有概率性的。但温州永嘉这片土地的赋彩，从东瓯王塑就底色开始，在滨海江流的荡漾下，就有着无限塑就可能，水长且美的文化渗入，隆冬恒燠温暖土壤，地处偏隅的生存动力，无不刺激着永嘉学派的基因脉动，当南迁后政治文化中心再一次靠近后，这棵学派的大树就这般不可避免地生长壮大了。
　　 虽后趋于边缘，但源自温州这方水土的润滋，事功的基因亦一直绵衍。水心驻足祠奉之后，温州辈出的人物中，张璁便是典型代表，大礼仪事件中确有投机的嫌疑，但作为内阁首府，也着实做了不少实事。
　　 至于清末孙诒让，虽是以儒学大家朴(经)学大师闻名当世，晚年却致力于经世致用，兴办实业，创办了温州师范学堂，以及各级学校三百余所。筚路蓝缕，躬身尽瘁。或许也缘是传承此种基因的气脉。
　　 而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温州土生的民众，没有经验可循，没有理论指导，更不知永嘉学派所谓，凭着自己双脚，硬是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名曰温州模式。
　　 深究其里，基因脉传，深铸绵延。
　　
　　 七
　　 1982年的夏天，于温州而言，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季节。改开已行，百业起兴，温州人来往匆忙的脚步，更是把这火气推到了一个潮头。而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出乎这里很多人意外的，经济气候却忽然急转直下。
　　 自1980年12月11日，温州工商部门发放第一张个体营业工商执照后，温州的个私经济就一发不可收拾。街户万千，以家作坊，凭坊为厂，奔波市场，购售全国，更是被不少安逸惯了的国营企业称之为“蝗虫大军”。至1982年，温州个体工商企业已超过十万户，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一地级市的规模，其份额之大，令人乍舌。或许是一次刹车，也或许是一次倒车，面对潮涌的个私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决定对所谓投机倒把行为进行一次严厉打击，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八人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当然打击涉及面不仅仅是这八人，一时间，抓的抓，逃的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温州，称之为“八大王事件”。
　　 1983年，中央出台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的若干问题》，从上至下，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八大王也得到了平反。温州个私经济的脚步匆忙，在经历一番忐忑后，又重新回归日常。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温州的启示”，首次在文中提出了温州模式。媒体的发表，是挖掘，是探路，更是舆论导向，也是政治风向。而记者的脚步从温州走过，一串串脚印化作了报纸上的铅字，把温州模式敲打在这个时代发展的道路之上。墨色底里，金碧辉煌。在改开的历史上，以一个地域命名，与苏南模式并称，影响了此后中国经济数十年。
　　 1986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后，在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周刊《瞭望》发表文章《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开始以学术理论的高度，出现在中国经济的名词殿堂里。此后1994年，1998年，费孝通又接连为温州著文正名。可以说，费孝通到来温州的脚步，包含着一个古稀耄耋老人的凝重怀豫，却带来了一个学人的远景洞见，温州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名词，而是一个大国在改开以后，在经济领域里最早觉醒的一批民众自发走出的一条大道。束缚脱离，自由奔放。
　　 是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可以说，温州模式，就是这样一条路。是勤劳之路，是奋斗之路，也是机遇之路，政策之路，更是一次实践先于理论的创举之路。
　　 南宋以后，温州一直于政治文化中心偏远，此地生民，由于地域原因，既有着山地文化的勤劳耐苦，又有着海洋文化的冒险活络，事功的基因血脉隐藏，欠只东风何时吹拂。亦可以说，改开之后，历史选择了温州，或也有概率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着重此地生民的秉性，在未知前途的险路上，只有敢为人先的温州人，才敢打敢拼敢闯过去。
　　 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财富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传奇。于改开初期，在一代温州人的艰辛努力下，短短近十年时间，就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大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但也不得不说，正是这样暴发暴富，亦引发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利润不顾一切的过分追求，以及文化内卷式的自大傲慢，也造成了对温州经济的反噬严重，对温州人形象的影损恶劣，甚至是对温州模式的质疑否定。
　　 一开始，是源自温州商品假冒骗的泛滥。由于大量温州假货冒牌货充斥市场，温州货一时也成了假货的代名词。1987年8月8日，愤怒的杭州人在武林门广场点起了一把火，5000多双温州假冒皮鞋毁于火海。于此同时，不少商场门口还挂起“此地没有温州货”的牌子，以示正宗。可以说，这一把火不仅把温州假货放在火堆上，也把温州人的脸面放在了火堆上，从此前口耳传说的唾沫星子，一下子放大成熊熊烈火的焚烧，即使再怎么厚的脸皮，也难耐躁热不堪了。
　　 温州人的心被刺痛了。1999年12月15日，也是在武林门广场，也是一把大火，烧毁了2000双冒牌奥康的皮鞋。而奥康则是温州有名的鞋企，多少为温州品牌挽回了颜面。
　　 而除了假冒骗，低小散的制造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是一大问题所在。由于缺乏相关监督保护机制，温州不少地区（包括市区），乱排乱放，污水横流，连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譬如一些以制革产业为主的地方，整个城镇都是在一片臭气弥漫之中。不得不说，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发展，是改开后一个全国性普遍现象，温州只是相对一些地方比较严重而已。当政府与民众觉醒以后，随着各项机制逐渐完善，治污也自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也确实，除了这些副作用，温州模式的主体成效是显著的。至于九十年代末，温州在服装、皮鞋、纽扣、眼镜、电器等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国内的领头羊，正泰、奥康等知名企业纷起，闻名全国。但随着温州经济快步发展，还有一个被隐藏的副作用也开始凸显，那就是人心的贪婪，以及由贪婪带来的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