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政治上把关。书稿中有七八篇涉及现任的外国国家元首及夫人，我国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其夫人。以上这些内容虽有卖点，能扩大发行量，但容易引起“非议”；而且，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迹，按规定要专门出版报批，经有关单位审读通过后，才能列入出版计划。鉴于此，我与作者商量后，将上述易引起“麻烦”的内容全部删掉，从而使此书出版顺利通过。
　　 二是：升华主题。不论是一篇文章还是一部书稿，都应有一个主题，即“你要说什么，告诉读者什么，出版导向是什么”。一部书稿，内容虽然很多，但应“形散而神不散”；或有一个基调时隐时现，或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或有一个主题（书之魂）,使之出版后而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我明确了此书的主题：“贤内助”。作为责任编辑，我撰写了此书的前言，明确了此书的出版导向，我写的前言有这么一段话：“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站着一位伟大的女人；反过来也一样，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身后，站着一位伟大的男人。这些女人或男人，已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贤内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一定意义上，家庭也是社会的缩影。为利于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也为了弘扬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我们编著了这本《中外100名人贤内助》，但愿它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和事业的成功……另外，需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贤内助’没有相同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模式，因时代而异，因国家、地区而异。所入编的人物，有的值得学习仿效，成为学习的榜样；有的则是在当时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物”。
　　 三是：文字加工整理。原书稿40万字左右，110多篇，经过删改保留了30万字，定稿为100篇。原书稿大部分内容有主标题，个别的文章也有副标题。经我润色加工后，全部文章均有主、副标题，这样既便于版式设计，又便于读者检索和阅读。
　　 撰写书讯、书评。图书出版后的宣传，不但有利于图书的发行工作，也是编辑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更要重视撰写书讯、书评的工作。该书的出版正值2000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我认为此书的宣传有“新闻由头”。我撰写了书的出版消息和新书评论文章。
　　 2000年2月下旬，我主持了《中外100名人贤内助》新书出版座谈会。中国妇女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十余家新闻媒介，对此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工人日报以转载的形式，连续十日专栏刊登。山东等地的妇女团体及纪检部门，在反腐倡廉中将此书作为正面教材，并作为易风移俗的“礼品”送给一些家庭。在2000年度图书评奖中，此书被评为中国人事出版社优秀图书1等奖。责任编辑：石中元/2003年7月8日
　　
　　 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犹乐每相亲——出版随想录
　　 1、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
　　 现代的人们惟恐时不待我，竟与日月争长短，匆匆地写，匆匆地发表，不肯静下心来细细地推敲。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笑忘录》中这样写道：“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汽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们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
　　 当代作家们五花八门，他们有行政官员、学校教师、医生护士、银行职员、暴富的老板、影星、节目主持人、打工者、下岗工人……写作高手如云，有些事简直令曹雪芹、苏东坡们羞愧。这是一个信息成灾的时代，大家都在称“快”，大家都在嘲“慢”。
　　 商业写作（电脑拼凑），生产制造了文字垃圾，任意组合的方块字如雨后的菌类，在大街小巷的报摊书亭上泛滥开去，又幻化成多彩的图形在电视屏幕上闪闪烁烁，让急功近利者寻寻觅觅，让百无聊赖的人消磨光阴，让忙得不可开交的小老板门轻松一把。明星隐私、伟人典故、海外奇谈、新闻噱头……于是，国人每日剩下的一丁点儿余暇，便被商人们牵着鼻子走了。
　　 写作与出版失去神圣的光环，沦落为类似码砖、裁缝或糊纸一样的手艺活儿，成为一种发财的手段。现代写手们日产两万字，10天内能快速生产出20万字的言情武侠小说，“一不小心，便能弄出一部《红楼梦》来”，曹雪芹真该愧死了，他老人家“十年披删”，居然只定稿了前80回，岂不迂腐？
　　 报载，有一位“辞书明星”，10余年中，编篡出版辞书25部，字数达1.7亿。也没有人去问一下：10多年间，1.7亿字的著作,对一个作者意味着什么?有谁能一天编篡出3万到4万字的书稿?一位参加过辞书修订的学者说:“一部优秀的辞典，总是凝聚着许多专家学者艰苦的劳动，往往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才能提炼出其中寥寥数行释文。”毋庸质疑，世界上没有一部好辞书是靠抄袭编成的。好词典是编者学养的体现，是编者付出的艰辛的见证。
　　 粗制滥造的抄袭风，是一种消极浅薄的文化现象。当急功近利的浮躁像瘟疫一样腐蚀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便让人心灵失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社会实际上已经没有规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安贫乐道做学问的好风气，但现在这个好传统丢得差不多了。等级特权（经济收入不公平，学术地位上不公正），造成一种极坏的导向：不必认真地读书，不必严谨地做学问，只要我能捞到钱，只要我赚到名利地位就行了──这种状况该刹住了！（注：此文原载《工人日报》1997年10月31日）
　　 2、编辑乃人类良知的守夜人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如果一个人没有谋生之道，将一无所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对任何力量与体制的依附性生存都将滋生罪孽与堕落，经济的意义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你没有钱仅仅没有钱而已，贫穷甚至可以成为荣耀的资本，而现在你没有钱。一切无从谈起。
　　 不了解“出版”这个行当的人，很难想象，多少年来（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始）、多少出版人（我个人从1990年开始编书起），就一直为生存而挣扎着，为五斗米而折腰。因此，要有明确的职业利益观念，文化人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方能出好书，方能为大众开辟尽可能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并不靠文化活着，就“文化”而言，做工务农的男男女女们，与文化沾不上边。“百无一用是书生”，在百姓眼中，文化是虚无缥缈的，但文化又无处不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文化”关注的是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从人生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物质尺度来量化。如今，信仰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而文化的危机实质是出版的危机。
　　 一个出版人从事出版行当，首先要养家糊口，这与打工、种地、摆摊卖货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但，文化生产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则又要求超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要求知识分子成为代表人类、代表社会进行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领路人，而不是跟着潮流跑的人；所以“智者”“圣贤”“人类良知的守夜人”，并非虚言。
　　 在20多年的出版工作中，我守住人生的底线：既要赚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也不能为了赚钱而赚钱，更不能昧着良心去出书。如果一个文化人完全成了现代工业化体系中一个为稻粱谋的专业人员，那么就不佩“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很难说，一个鼠目寸光、贪图小利的人会产生伟大的思想与艺术，反倒是那些舍身求法的人、仗义执言的人、忧国忧民的人，恤贫扶弱的人，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是社会真正的脊梁──我打心眼里钦佩他们──这也正是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的特殊之处。
　　 一种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民族其内在的生命特质和深层文化精神。一种文化传统的存亡，既有赖以创见者的影响力与感召力，更有赖以后人主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近代、现代的诸多出版编辑，他们被称为“知识界的良心”，是我的导师与楷模，我在这里可罗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叶圣陶、邹韬奋、冯雪峰、巴金、赵家璧、叶籁士、罗竹风、周振甫、姜椿芳、金灿然、陈翰伯、严文井、王子野、韦君宜、陈原、叶至善、王仰晨、戴文葆、宋原放、龙世辉……他们的编辑实践与文化活动各有千秋，各有独到之处，而作为编辑群体，他们共同塑造了令人景仰的编辑精神：“为人作嫁”、服务读者、敬业敬职、精益求精。他们的道德学问、文采风流，已载入出版史册。他们是中国编辑的代表与旗帜。
　　 “编辑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兴起的学科，目前还不成熟。什么是编辑？“编辑就是从事编辑（活动）并为社会提供编辑服务的人。”要求编辑有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底以及编辑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目前的中国，有数千种报纸期刊，有数百余家出版社，更有不计其数的网络编辑与写手。当审视编辑职业时，发现其职业资格、职业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编辑应有的责任与权益，均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没有取得共识。虽然全社会对这一职业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有一点那就是：在大众传播和文化积累中，编辑是不可缺少的“中介人”。
　　 现代化的编辑出版，需要复合型人才。既包含编辑、印刷、发行过程的应用类知识，也包括史、论等基础性理论知识，还要熟练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
　　 作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与广泛的兴趣爱好。当代多元社会，呼唤着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编辑通才。几十年来，诸多行业正在大步迈进，而传统出版行业常常是裹足不前，其原因多多......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特质和深层的文化精神，即便子孙繁荣，经济强盛，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出版人担纲着“为往圣继绝学”的重任，将传统的文化火种一代一代传播下去。
　　
　　 3、有文化品味书的前提：“编辑眼”。
　　 选择的意义。中国近代先哲，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其中的“择”，意味深长。图书的出版实质是对文化的选择，前提是选择作者、选择书稿。编辑策划选题，其选择的道道可以构成一部选择学。
　　 出版的导向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的。编辑的选择，既导向了读者,又导向了作者,并以最后的选择行为,促成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编辑的选择所产生的导向对社会影响巨大。如上世纪社会形成的琼瑶热、金庸热等，都是通过选择造成某些作品的密集型传播，对读者产生导向作用的例证。由此，选择行为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成功的出版，对开启民智，促进社会变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选择作者。作者选择不准，好选题不一定能成为好书。如果没有最佳或恰当的作者人选，轻者事倍功半，重则前功尽弃。一部书稿，作者改了又改，编辑人员仍不满意；编辑人员只好自己伏案改动，却劳累不堪，实际上怪你自己——没有选择最佳作者。所以，资深编辑对自己的作者群，有充分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为自己的出版计划选择最合适的人选。正如<<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所指出的那样:出版社编辑人员在策划选题时，要注意广泛收集、积累、研究与本社出书范围有关的信息，注意加强与有关学术、科研、教学、创作等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提高策划水平。在联系书稿过程中，注意与作者交谈；如有必要还要到作者所在地考察，以确保书稿质量。
　　 选择书稿。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这部书稿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有著作权纠纷?主要论点和资料来源取自何处?书的读者对象是谁?出版后将产生何种效果及影响?总之,对书稿的内容、题材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这都是在选择书稿中要解决的问题。
　　 能否选择好书稿，能否抓住一流的作者──这就看编辑有没有眼力。编辑的眼力，来自于编辑人员广博的学识、敬业爱岗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每次寻找到好书稿，并加以编辑的过程都是一次和高尚灵魂的对话。凯瑞·托马斯说：“我对出版业最爱的地方是，它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创作的力量。人们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写出来，并放心地把它交给你处理，你得担负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编辑不可能随时掌握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书，也不应亦步亦趋地赶潮流，而是应该“把自己真心喜爱的书带给大家”。
　　 一个编辑勤奋学习和不断汲取新知，充分运用各方面的信息资源，研究有关的学术学科发展状况，了解读者的需求──方能培养“编辑眼”，选择出一流的作者和一流的书稿。
　　
　　 4、能否将编辑打造成品牌？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犹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明代诗人于谦)。读书可以使人得到美好的精神食粮，可以获得真知灼见。“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是读者对出版者的要求。“我们拥有哪些品牌？”，“我们拥有哪些作者？”心中装着读者和作者，这是出版者应有之义──遗憾的是，在我从事编辑工作期限，出版是机关的附庸，出版者只不过是在旧体制下一个混日子的人。要看顶头上司的脸色办事，否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当年，我的编辑工作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无序阶段。多少年造成的“穷文人”，又容易产生暴富心理，使人急功近利。一时间，买卖书号、胡编乱造、盗版盗印十分盛行。一个没有文化的出版界怪事丛生。现在回顾：我从事编辑出版20多年，风起云涌、险象环生（略……）──这是我不甘寂寞、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