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图书打造成品牌，成为经典或必读，其前提是能否将编辑人员打造成品牌。编辑充当着判断人、鉴赏人、把关人和上下左右协调出版的沟通者，在出版界当一个好编辑实非易事！
　　 正因为编辑人员恰恰是出版价值的体现，故应让编辑走到台前。传媒创意人杰夫•诺顿认为，应该为图书搜索增加按编辑姓名检索的功能。在数字世界中，我们不仅可以按照作者姓名来组织整理图书，也可以按编辑姓名来组织。如果你喜欢某某编辑制作的图书，那么你可以试着按编辑姓名来检索查找；这将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发现──按编辑姓名检索好书。
　　 编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将一部书稿组合成一个图书（或者数字文档），还在于同作者一道，共同将作品中的精华挖掘出来，这就相当于电影制片人所做的工作。而在电影世界里，制片人的大名都会出现在显著的位置上。现在，诸多出版社已转制为企业公司，有了自主权，这正是提升编辑的地位（实际上是提升出版界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时候。将出版编辑人打造成与电影制片人、音乐制作人和电视创意主管相类似的角色，是时候了。
　　
　　 四、烟波看取千般绿，何处黄鹂唱海棠——编辑工作小结。
　　 1993年12月我编辑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出版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新华文摘>>等十几家报刊杂志书评、转摘。编辑的<<非政府论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1995年11月18日在“中国报道”栏目，作了出版介绍。编辑的<<企业革命:失败与成功的症结>>一书，被列为1998年北京图书批发市场畅销书排行榜第7名。编辑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好书之一”(由席殊好书俱乐部组织全国50名知名专家学者无记名投票评选)。
　　 编书多年，我有三点体会。一是：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忘自己的衣食父母，心里要有“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二是：文字编辑要养成读书和做笔记的习惯。三是：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
　　
　　 1、第一点编书的体会
　　 编辑工作者心里要有“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怎样处理好这三个上帝之间的关系，找准他们之间的平衡点，在工作中往往让我迷茫和困惑。
　　 第一个上帝是读者。首先要想到三个基本的常识。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就是基本的常识：一是为什么要编书?二是怎样编好书?三是这本书出版后有什么用处、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用处?
　　 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出版行为又是一种商业行为。图书的发行量、读者的需求是首先要考虑的。图书的选题是前提——编辑是基础——发行是保证，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实行这三者的前提是：应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编辑发行机构。但是，传统的出版体制、发行方式还有许多落后的、封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政企不分、书号有价、行政发行，尤其是等、靠、要思维模式，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
　　 第二个上帝是作者，编辑手中没有一批常年联系的作者，就等于是无米之炊;所以，编辑要广交朋友，尤其是要交文化圈的朋友。我交朋友有这么几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朋友聚会、以文会友。前些年我几乎是每一个季度，在饭店里搞一次聚会，一年搞三四次，大家聚在一起，随便聊天，有书带书、有报带报，互相赠送。来参加聚会的有新闻界、出版界，编辑期刊、作家诗人、教授学者，大都是文化圈的人，聚会确实给我提供了不少出书的信息和稿源。我每年的书稿编不过来，我给手下的编辑们介绍过不少的书稿。现在,我没有这个兴趣和精力了，朋友聚会少了。第二个办法是走出去，主动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研讨班和文化讲座，这样能够认识很多人，得到很多信息。走出去，就是一种借力的表现。第三个办法是注意阅读出版方面的期刊，从中获取信息。我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海的《编辑学刊》、湖北的《出版科学》、广西的《出版广角》等杂志，发表过有关编辑出版的文章。我与苏永能先生的交往，就是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认识的，1995年8月在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我发表了“电子出版物的现状及展望”一文，从而和苏永能主编成为了朋友。
　　 出版的导向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的。图书的选题实质是对文化的选择。选择作者不仅要了解作者的学识水平、专业修养、语言文字功底，还要了解作者是否适合承担此书稿的写作任务。如果没有最佳或恰当的人选，轻者事倍功半，重则前功尽弃。一部书稿，作者改了又改，编辑人员仍不满意;编辑人员只好自己伏案改动，却劳累不堪，实际上怪你自己——没有选择最佳作者——这种苦不堪言、劳累不堪的傻事，我干过好多次。但也有顺心顺手的书稿，前些年我曾经编辑出版过《实用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这两本书，非常轻松，书稿质量很好，两本书同时出版。作者柳新华，是这方面的专家(中国行政公文写作协会的副会长、前烟台市政府秘书长)。近年我编辑的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之一的《领导者怎样写文稿》也是很顺利，作者宁超群是湘潭市政府的才子，长期从事领导文稿的写作，十分老道。我编的《镇长日记》，作者李祖国是福建省泉州地区的基层领导者，爱读书写作，其为人为事的点滴日志，使我受益匪浅。编辑的诗集《行吟云水间》(著作者刘爱书为随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不少篇章闪烁着纯真的思想光芒，在活泼的童心中见到了岁月的艰辛，浓缩了刘爱书40年多年来对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能不能选择好书稿，抓住一流的作者,这就看编辑有没有眼力。编辑的眼力，来自于编辑人员广博的学识、敬业爱岗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第三个上帝是出版社的主管部门。传统的出版体制，蒙上了一层“官本位”，与文化产业特性相悖。为此，我常常失望、无奈。不管机构设置合理也好，还是不合理也好，这是既成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个空间里生活。我曾经在单位里说过，没有人事部(现已改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要我们人事出版社干什么!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为人事、人才、人物服务的同时，也同时形成了人事出版社的专有出版特色。我们的原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弥留之际，2005年、2006年我先后为他责编了《和谐公正清醒进取》、《八年人事制度改革行》两本书，虽然出版社经济上亏损了，但这两本书，在我国人事系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宋部长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为国家人事系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想，心中装着读者、作者和本单位的主管部门这“三个上帝”，为“三个上帝”服务是我的本分，也是生存和发展之道。
　　
　　 2、再谈第二点编书的体会
　　 文字编辑要养成读书和做笔记的习惯，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建议趁年轻时改行。作为一个出版者，要广泛地吸纳当代科技文化新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我利用节假日等时间，珍重北京是全国的中心，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东城图书阅览室、中国科技馆、北京展览馆、农展馆、博物馆等地，阅读报纸杂志，参观展览会，听免费科技环保讲座，随身带一个小本本，能够记的便随手写下来。我编辑并撰写出版的《公务员环境保护常识》、《公务员健康益寿常识》这两本书中，书中最新的环保理念，最新的养生保健知识、好多是现学现炒现卖，这点东西是学来的。
　　 我的出版工作目标是：做学者型现代出版人;把做现代出版家作为努力的方向。在中国古代，编辑活动是学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主持编书的人多为博学鸿儒。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编辑出版的创造性活动融为一体的文化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侧重于环境保护和养生长寿这两个方面。
　　 出版者肩负传承文化的责任。古代学者曾为考证某文、某句、某字的真伪耗尽心血，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典籍。只有文化才有持久性，才没有暴发户的特征。如果我们丢掉了数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科技、经济再发达，也只能算是一个跟着别人跑的没有根的民族，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长期做到与西方民族平起平坐。为了树立一股立志要将传统文化开出新果的浩然之气。我曾经读过一些经典著作，如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学的《论语》《孟子》，佛教的《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书。我先后发表了“老子文化出版的回顾与思考”(载《出版科学》1994年1期)，“东方哲人的宇宙歌——我读道德经”(载《东方文化》1994年5期)，“孙中山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载<<北京日报>>1997年10月4日)，等数十篇有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
　　 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编辑，应“五书俱全”：①要会看书;②要会买书;③要会卖书;④要会编书;⑤要会写书(起码要学会写书评)。我在我所领导的部室，每年进行若干次读书学习交流会。要求大家每年读6到12本书，要求大家每年写2到3篇书评，争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我在编辑室给编辑们讲的一课是：什么是经典图书(经过历史汰淘、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权威著作);讲了什么是善本书(因其书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将这次读书体会写成了“要精读传统文化精典”一文，发表在中国人事报2006年8月14日。还讲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即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出版家王益先生提出了六条做好发行的标准。做好发行的六条标准是：①要让不读书的人读书；②让读坏书的人读好书；③让看不懂书的人看懂书；④让找不到书的人找到书；⑤让买不起书的人买得起书；⑥让读者看了书还能够提意见，再出版时改进书——这六条发行的标准引起了我的思索，我特意在读书交流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我号召编辑们经常抄写资料卡片，研究点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成天与书打交道的编辑，却不喜欢看书，能编出好书吗?在我们这个物质日益丰富而心灵枯萎的时代，更要多看点书来充实自己、来修炼自己、来约束自己，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去坑蒙拐骗、不至于去行贿受贿、去巧取豪夺;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走向疯狂、走向残废。
　　 有良好人文素质的人，想象力活跃，富于创造性，“情商”参数高。而一个没有经过人文训练的人，就会显得经验贫乏，情趣不丰富。我个人体会到：通过读书学习，重新认识自我、纠正自我，重新认知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使我们大家在一个单位里，能够创造性的开展编辑出版工作，使大家在一个单位里活出生命的意义来。
　　
　　 3、第三点编书的体会
　　 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人生的最高的追求目标。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志大才疏，这一辈子也没有编出一本能够流传后世的书——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追求过，奋斗过。不是有人说，目的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其乐无穷、活得充实和愉快，这就行了。
　　 要编出好书，其中有一个环节不可缺少的是：要学习、了解、借鉴我国历史上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好的做法和编辑出版中的优良传统。
　　 古人编书有三点值得今人借鉴：一是重教化。孔子整理“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以“垂世立教”为宗旨，重在立德，警世戒人。让人们知道，怎样做人，怎样修身养性。从修身养性开始，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重学术。编辑出版活动与学术研究、创造活动融为一体。从孔子整理六经到清代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都重视撰写题要、序跋，考辨学术源流。三是重选择，重视选编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经过整理加工，才能成为公开流传的书籍。
　　 民国时期的编辑出版，继承了古人编书的良好传统。我十分钦佩上世纪三十年、四十年代的一批文化人。近现代的文人学者，如严复、魏源、张元济、鲁迅、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等，在继承古代编辑活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提供了新的编辑思想和经验。他们的出版经验可以归纳为5点。一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明智，提高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为宗旨。二是传播西学，沟通中西文化，进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三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重视编校质量，编书以方便读者为原则。四是在不违背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去赚钱;因为赚的钱越多，出版事业才能做得越大。五是重视队伍建设，热心发现和培养人才。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时，培养了一大批编辑人才和作者队伍。鲁迅在审改作品中奖掖青年，发现新人。
　　 我没有编出什么流传后世的文化含金量高的书，但编了几本有些影响的书，如1993年12月出版的《唐宋诗书画欣赏》。北京电视台以此为脚本,于1994年开办了“古韵琴声”系列电视节目。编辑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被评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由席殊好书俱乐部组织全国50名知名专家学者无记名投票评选)。编辑的国家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在全国人事系统获得好评，并受到国家人事部有关领导的多次表扬。
　　 注：2008年9月，中国继续教育联合学院、北京创新求实文化传播中心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全面提高期刊质量编辑研修班”，此文是笔者在新疆研修班上的讲话稿。
　　
　　 4、附文：本文作者发表出版方面的学术论文(目次)
　　 老子文化出版的回顾与思考/载湖北《出版科学》1994年1期
　　 电子出版物的现状及展望/载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1995年8月号
　　 西方出现老子热/载《南昌晚报》1996年7月2日
　　 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载<<西藏日报>>1996年3月报10日
　　 现代写手们/载河北<<文论报>>1998年2月5日
　　 电视文盲──丧失阅读和思考/载《中国科协报》1999年3月7日
　　 传递编辑经验：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载<<新闻出版报>>2000年11月2日
　　 呼唤蓝天、碧水、绿地——中国绿色刊物在行动/载《生态经济》杂志2002年10期
　　 老子出版古今谈/载河北《旧书信息报》2002年7月22日
　　 人文关爱溢书香──中国出版人谱写绿色乐章/载广西《出版广角》2002年11期
　　 “绿色出版物”一瞥/载上海《编辑学刊》杂志2003年1期
　　 世纪之交的道家文化研究与出版/载《江苏道教》2011年1期
　　 实体书店的倒闭与云书时代的来临/载《出版商务网》2011年9月13日
　　 培育文化消费、形成阅读习惯/载《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4月26日
　　
　　 注：
　　 “纵横天地春秋笔，留得人间翰墨香”参考了：石中元著《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第五章出版者言、第八章序跋集、第九章编辑出版。
　　 2021年9月26日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