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乖孩子，比较听话，干得最冒顶的事就是趁父亲午睡时，偷偷从炕上爬起来，蹑手蹑脚溜到街上，跟小伙伴们去黑河游泳。游泳的地点有两个，一个叫“小石片”，另一个叫“大石片”，都是因为河里有一块大小不等的石片。“小石片”在“大石片”的上游。那时候，我们没有“游泳”的概念，把“游泳”泛称为“洗澡”，一张嘴就是——“走，洗澡去！”其实，我们说一个人会不会“游泳”，只用“会水”这个词，往往这样问答：“你会水吗？”“只会‘狗刨’。”问的人气宇轩昂，答的人羞羞答答——因为不会标准的自由泳和仰泳。那时候，家里要求我午睡，禁止游泳或洗澡，大概是为了学习和安全的需要。
　　 父亲是一名教师，后来做了校长，他的威严是出了名的。学校里最调皮的学生都怕他，但凡遇到他一瞪眼，立刻歇菜，小脸煞白，大气不敢出。我对他的恐惧由来已久，挨打时一步都不敢跑。但是，我仍然禁不住夏日里去黑河游泳的诱惑，故偶有“偷泳”一幕。好在，大部分时间父亲没有发现我的行为，个别时候发现了，也没有对我拳脚相加，这一直是我幸运和不解的地方。也许他认为“偷泳”无关紧要，无伤大雅，或者黑河水浅，不会伤及性命。
　　 关于理想，一个亲戚曾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答：当司令。引来大笑。不知道为何有此一答，但是我敢保证，我说的司令绝非“造反司令”。尽管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但是我年龄尚小，把秩序搞乱从中渔利的脑子还没长出来。
　　 父母是对孩子成长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人。父亲身为人民教师，大概在不自觉地追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所以在教育子女方面绝不含糊，从不护犊子，遇到小伙伴的家长到家里告状，他必是当面打我一通——这种时候不多，但足以令人记忆深刻。那时，他脾气暴戾，跟妈妈相处得不和谐，一句不合就让家里蒙上战争阴云，而翻云覆雨的权柄也攥在他手里，我们只有挨淋的份儿。当然，父亲要是想让你高兴，他的机智和幽默也是出其不意的，瞬间就可以把家庭气氛营造得妥妥的，他有这个权力和能力。对己严，待人宽，这大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沁到骨子里的。
　　 我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但也有揭竿而起的时候。而且，她“起义”的一刻也相当愤怒，时常失控，弄得自己都不好收场。这一点我继承了她的基因，忍气吞声时似一只羊，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狼性”毕露，想把人咬死，天王老子也不成。当然，我发脾气的时候为数不多，没遇到天王，只遇到老子，所以没有杀身之祸。生活的外衣就像一张风干的牛皮，你无力挣脱它的束裹，也无法洞穿它，洞穿它就意味着你要失去完整，从而面对雪雨和冰霜。有作家把它叫做“过生活”，换句话说就是“熬日子”。熬日子也像是在嚼牛肉干，虽然你牙口差，但是毕竟还有的嚼，总比饿着强，所以还得忍。
　　 我爱我的父亲母亲，自以为也算孝敬，但是此文我无意于讴歌母爱和父爱，我只是在讲他们对我成长的影响。
　　 祖父更是一个严厉的人，他的儿子们都非常怕他，怕到不敢叫“爸爸”的程度。这个我深有体会。祖父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村里想找便宜的人都躲着他走。姑姑和婶婶到地里打猪草，路过公家杏树地时，顺手捡了两枚早熟、落在地上的香白杏，都难逃他的训斥。据说爷爷动怒时一脸严肃，二目圆睁，五音震撼，吓得在场者只有低头认错的份儿，丝毫不敢辩解。爷爷类似的故事很多，不知道这算不算给我的最初的廉政教育。
　　 印象中，姥姥热情厚道，是对我性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上世纪七十年代，各家生活水平低，乡下农村更是缺吃少穿，吃炖肉、做豆腐是过年才有的事。端午节充其量吃两颗鸡蛋。遇到家里来客，姥姥倾其所有，有什么上什么，而且还一个劲往人家碗里夹好吃的，丝毫不顾忌孩子们的“感受”。成年后，我一度以为给人家“夹菜”是一种“陋习”，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后来这想法得到纠正——那首先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热情，是一种“义”，其次才能讨论该行为的“文明”程度与合理性。大概二十年前，我曾跟一名同事去他家吃饭，路上他买了只烧鸡，回家后放到冰箱里，从始至终我们都没见到烧鸡的影子……这是我姥姥永远也做不出来的事情。受她老人家的影响，我在几个单位上班时，都曾把要好的同事请到家里，上好茶、喝好酒、吃好肉，把他们当成家里人。
　　 我也算是一个“愚忠”的人，甭管是受了谁的影响。小学二年级，在村里一个远房亲戚的启蒙下，我和两个小伙伴玩游戏，用夹袄蒙上头，从十字街头的闫家门口往南跑，看谁先跑到车站……结果，跑了没多久，小伙伴们从袄的包裹中扯开一条缝儿，偷偷看路，或者干脆脱下蒙在脑袋上的布衫，而我始终在跑，在盲跑，跑呀跑，跑偏了，一头撞在大桥北端的水泥墩子上，险些摔了下去。鲜血模糊了我的脸，去医院缝了三针，导致嘴唇左上部留下了疤痕。我就是这么傻。那次没掉进河里已算万幸，因为掉下去的地方是河岸，没水，只有沙石地，一丈多高的落差，掉下去多半挂了。不挂也得折胳膊断腿，残疾了。忠于诺言，忠于规则，到了“愚忠”的地步，往往就是缺心眼。我就是这么一个缺心眼的人。
　　 总体上还算正直，还算厚道，还算实事求是，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这一评价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伴随我成长，伴随我读书、写作，成为一名所谓的“作家”。
　　 我的文学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最早萌生写作冲动源于王朔，而最早喜欢文学则得益于一篇报告文学（作者好像是徐迟，文章记不清了）。读报告文学时我读高中，还做了笔记，深深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也许，那时我还不知道“文学”这个词汇，但是确实被它吸引了。高中时读的书非常有限，小说有《新星》《巴黎圣母院》，传记有《蒋介石》。大概四五年后，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四个年头，作家王朔脱颖而出，一时出现“王朔热”，我旋即成为他的拥趸，有了捉笔写作的冲动。一年以后的1993年，在连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篇题为《父爱》的小小说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那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发稿编辑是张登浩先生，如今已经作古。多年来，我一直视连禾先生为我的文学引路人。
　　 在报上发表了四五篇小小说，大概是1994年夏天，在学功先生（我一向称作“二哥”，那时他写诗和小说）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华夏先生。那时候，华夏作为延庆作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散文频频见诸报端，有的还被《读者》《青年文摘》转载，是当时延庆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散文《三个人一双眼睛》广为流传，后来入选全国中学生课外读物。我们是在一个西瓜摊上认识的，当时他留长发，挺拔，白皙，很有艺术范儿，有点像崔健。华夏先生人很平和，热忱，对文学同道颇多鼓励。大概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陆续有了《酒胆英雄》《我的妻子刘德华》《两极》。他把《酒胆英雄》推荐给《北京文学》，承蒙执行主编章德宁老师厚爱，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在两年后刊登。《我的妻子刘德华》深得华夏先生赞赏，他读后的感觉是“被震住了”，感觉文坛“杀出一条北方的狼”。他把这个感觉跟夫人讲，第二天又跟我讲，并给我起笔名——“北狼”。我惊喜得有些不适，诚惶诚恐。他把这篇小说推荐给山西作家王祥夫，很快登在了《北岳》上，但是还嫌不过瘾，又推荐给了《当代人》，不久在这本原本称作《河北文学》的杂志上发表。据华夏先生说，杂志副主编谭湘到大学讲课，经常拿这篇小说举例子。
　　 华夏先生在帮我推荐作品方面不遗余力，章德宁老师从《北京文学》退休，他介绍我认识继任者杨晓升老师，还把我的小说推荐给《青春》，推荐给《作品》，推荐给《当代小说》，使得我的习作得以顺利在这些杂志发表，成为我1998年加入北京作协的重要砝码。认识杨晓升老师后，我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这又为我2017年敲开中国作协的大门提供了可能。
　　 通过华夏先生，我认识了很多编辑和作家，跟作家海男、艾云、周晓枫通信或通话，跟王祥夫、于爱香、邱华栋老师见面，都得益于他的介绍和引见。
　　 多年来，我视华夏先生为我写作上的良师益友，他是我的贵人，恩人，我也很争气，没有做他文友中“多余的人”。
　　 也是在1994年，我认识了阎连科老师。那年夏天，我在《收获》上读到《天宫图》，读后激动不已，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收获》。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阎连科老师的复信，这封信令我感到意外、惊喜。那时阎老师刚调到北京不久，信中给我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但是我轻易不打过去，怕影响他写作或休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阎老师通信，并邀请他来延庆作客，后来他答应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华夏先生，先生惊诧不已，觉得有传奇色彩，他把此事跟学功和利华（华夏先生亲哥，家里排行老二，诗人）两位“二哥”，他们也挺惊讶——竟然能把阎连科请到延庆来——一时对我赞赏有加。其实，当时我写那信并没有认识阎老师的奢望，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只是感觉《天宫图》太震撼了，路六命的命运太凄苦太悲情了。
　　 那两年，阎老师的小说在国内大型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要么是头条，要么被转载，要么既是头条又被转载。从“瑶沟人”系列到“耙耧山脉”系列，阎老师的小说篇篇精彩，部部耐读，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国作家。那时候，华夏先生和两位“二哥”都在看阎老师的作品，并视他为“实力派”作家，故而对我跟阎老师的结缘表示惊讶。现在想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做个不很恰当的比喻，一个初学写作者认识阎连科老师，就像一个年轻干部坐地铁，一抬头发现了省长，当然会被吓一跳。这种事概率很低。
　　 阎连科老师为我的文学写作打开了另一扇门。他对文学的理解是深刻的、立体的、多元的，语言和文学表现方法也是独到的，无法可仿的。但是出于对他的热爱，我还是要仿，不自觉地仿，并把习作寄给他，而他也能抽出宝贵时间读我的破烂文字，提出修改意见。我修改后，他又帮助我把习作往期刊上推荐。由此我认识了《小说家》的闻主编和康老师，《两极》得以在该杂志发表，并在多年以后成为我在人大学习时交的一个作业，受到盛可以和姚良两位同学的肯定。在阎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认识了《收获》的副主编钟红明老师，只是功力不够，到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还没有一篇作品登在《收获》上。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华夏先生曾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推荐给《十月》，该作深得副主编周晓枫老师的喜欢，只是没有过主编那关。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收获》上，钟老师喜欢《暗器》，程主编觉得尚欠点儿火候，所以无缘发表。
　　 我要记述的作家还有孟广臣先生。孟老师是延庆老作家，一向被公认为是延庆文学的旗手，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和浩然先生是同时代的作家，他的《王来运经商记》摆在新华书店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孟老师为人谦和，写作真诚，对文学有一颗赤子之心。跟浩然、刘绍棠、林斤澜等老作家一样，他乐于融入“文艺绿化工程”，干当绿叶，干为人梯，对几乎所有延庆作家都有过指导和帮助。1998年我申请加入北京作协，他欣然做我的介绍人，这事我从未忘记。
　　 七十岁以后，孟老师手中的笔没有慢下来，反而加快了速度，十年间写了六七本书，成为北京各区县作家中的佼佼者，也成就妫川文学的一段佳话。我曾暗自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如今，这榜样的力量更大，对五十岁的我更有意义。
　　 过去，我曾跟随孟老师去三河拜访过浩然先生，也曾跟他接待过刘恒主席。刘恒老师的天分和勤奋众所周知，成绩有目共睹，他在看过我的两个短篇后，给予我不小的鼓励和指导。我曾向刘老师提过一个问题——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因素是什么——他告诉我，起初拼勤奋，到了一定程度，恐怕就得拼天分了。刘恒老师的回答是准确的，真诚的，负责任的。只可惜，我还没勤奋到“一定程度”，所以对天分差的遗憾暂时还没感觉到——或许这也是迟钝的表现。
　　 孟老师是成立延庆作家协会的呼吁者和奔走者。他的积极奔走曾使人误以为他要当作协主席，而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猜忌不攻自破。2016年6月，延庆作家协会成立，我有幸被选为第一任主席。而在此前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我列席了那次会议），讨论作协成立和主席人选时，当时的部长笑眯眯问我：主席必须由你当吗？我立刻答：不必须。我当时在《延庆报》工作，已是一名处级干部，对作协主席这种“一定受累但不一定讨好”的差事并不垂涎，无非视之为荣誉罢了。所以当时我解释说，谁当主席都可以，我当什么都可以；谁当主席不重要，作协成立才最重要。我想，我们再也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了，不能因为人选问题就无限期推迟成立作家协会。好在部长开明，我那番话他也走心了，加上副部长们的意见，成立作协和主席人选的事情终于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