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的下午1点至3点，是给这些孩子上陶笛课的时间，孙老师和我们3位所谓的助教，都准时来到了教室。也许是出于对陶笛的好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教室里竟座无虚席。根据规定，将家长请出教室外后，我们清点了下人数，来参加陶笛班学习的孩子竟达32位之多，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给这些智障孩子上课，无疑是困难的，甚至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他（她）们就像托儿所的幼儿，很难安静下来。这些孩子不仅不听老师讲课，而且手舞足蹈互相打闹，弄得陶笛课根本没法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孙老师不得不改变方法，索性从讲台上下来，和我们3人一起，面对面，手把手，一个接着一个地教他们吹陶笛。这方法果然奏效，课堂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然而，毕竟是智障孩子，打闹现象虽没有了，但接受能力却是异常的差。尽管孙老师和我们3人，近距离地采取这种教学方法，但效果还是不明显，不少孩子不是按不住孔，就是无法吹奏出一个标准的音，有的人甚至将陶笛摔坏。
　　 这怎么办？难道只能半途而废吗？孙老师为此和我们3人进行了商议，最终决定将原有32人分成两个班，在两个教室上课，由我们4人分成两组，各带一个班，并让家长参与听课。就这样，从第二周上课后，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一帮一和家长的辅助下，这些智障孩子逐渐学会按孔了，也能吹奏出简单的音符了。在这基础上，我们才逐渐加码，教他们如何掌握节奏，以及学习一些简谱知识。这过程虽然也有起伏，但比原先进步了很多。
　　 经过5个月的学习和训练，32位智障孩子没有一个退学，也没有一个落后，都学会了吹奏几首比较简单的曲子，比如：《小星星》、《生日歌》、《龙的传人》等。一年后，在完成学习的典礼上，当这些智障孩子，在某小学剧场的台上，合奏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时，台下的家长们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有不少妈妈，甚至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六
　　 正当孙老师雄心勃勃，计划给这些智障孩子，再开一个陶笛提高班时，一场突发的新冠病毒，打乱了他的教学设想，提高班始终没开起来。不仅如此，孙老师所在两所小学的陶笛教课，因疫情也暂停了下来。虽然去年的新冠疫情好转时，曾经恢复过上课，但又因疫情的反复，让下一次的复课变得困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孙老师只能选择暂时回大凉山老家探亲。
　　 回大凉山老家，孙老师是通过微信和我们告别的，他说等疫情过后，再和我们3位好好聚一聚，以补心中之缺憾。然而，这一别就没了音讯，一年里，无论是微信还是QQ，都联系不上他。直到今年1月份，上海疫情大大缓解时，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了孙老师的电话，让我们3位明晚到某酒店聚一聚，并带好几支陶笛。我们大喜过望，互相约好后准时到了那里。
　　 在酒店的一间包房里，我们看见了孙老师，他笑吟吟地迎接着我们。圆桌上，除了几只茶杯外，还放着一台微型音响，以及几支陶笛。我们本以为孙老师这次聚会，是为陶笛班复课庆贺的，却没想到一番寒暄后，他竟跟我们说，他这次是来辞职的，前几天已经将两所学校，以及少年宫的教学工作给辞了。我们都大吃一惊，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觉得他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每月的收入也不少，并且已经树立了非常好的教学口碑，干吗要辞职？难道就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可这也无关紧要呀，因为学校少年宫都不会辞退他，他每月的薪水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在我们再三追问下，孙老师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他说从今往后，他想将陶笛的普及和教学，转移到自己的家乡。虽然上海的陶笛普及和教学，还远远没到饱和的地步，但相比大凉山地区，孩子们更需要陶笛的普及和教学，因为陶笛是大山里的孩子通往音乐之路，最容易走的捷径。城市里即便没有陶笛，但也有钢琴小提琴之类的乐器，可在他的家乡，有很多小学，连一架像样点的风琴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音乐老师。几乎所有的乡办小学，一位老师要身兼数职，既要教语文又得教数学，所谓的音乐课，就是学唱一些儿歌或者流行歌曲，学生们连最基本的乐理都不懂。他觉得自己大学毕业后，只想着往大城市里跑，从未为家乡出过力尽过心，觉得很愧疚，辜负了父老乡亲的期望，因此，他想留下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点自己微薄之力。
　　 我们3位学员都很诧异，彼此面面相觑。孙老师似乎很了解我们的想法，他淡然一笑，说：我知道你们为我感到可惜，放着上海这么高的薪水不要，而去当什么乡村音乐老师，是不是太傻？在这点上，我确实也犹豫过，为此，我女友也曾经埋怨过我。但每当看见乡村学校里那些孩子，都没有正规的音乐课上，心里总不是滋味，所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留在了老家，我女友最终也支持了我。
　　 孙老师瘦多了，而且又黑，早没了原先那种小鲜肉的形像，我们都非常感慨，可又似乎从他的脸上找到了答案。孙老师的告辞，让我们感到十分惋惜，因为在陶笛技艺的扩展上，我们还需要他来辅导。然而，一想到大凉山的孩子们，我们又觉得什么都已无关紧要，孙老师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任何挽留和劝说都是苍白的。
　　 那天晚上，孙老师和我们3人，用陶笛合奏了一首又一首的曲子，惹得众多食客和服务员，纷纷前来围观。孙老师走后，我和他曾经联系过几次，但因他身处大山里，电信信号非常微弱，彼此只成功交流过一次。思念之下，我和另两位笛友商定，等疫情过后，我们一定去一趟大凉山，去看望孙老师和他的学生，带去我们的真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