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为募资100万两，先收50万两，分为一千股，每股500两。每一百股举岀一个商董，诸商董推举出一位商总。除上海设总局外，还下设19个分局。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如不胜任，可以撤换。更换时须禀请李鸿章。由此可见，事实上仍是官督商办。值得注意的是该局股票及取息手折均编列号码,填写姓名和籍贯，详细注于股份册,“以杜洋人借名”。股东如转让股票时，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意在保证轮船招商局归中国人所有。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外国人持有轮船招商局股票的任何记载,表现了轮船招商局的强烈的民族性质。
　　 在唐、徐二人主持下，招股活动有了长足的进展。到第二年，就实收股金47万6千两，再加上朱其昂认股而未缴的3万两，预定先招50万两的目标已经实现。股东会决定再招新股，每股一百两，经便凑足总资本100万两。第二年，因中英马嘉理交涉所引起的时局不安以及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轮船招商局再次走入困境。外国人说轮船招商局没有洋人经理，“断难自立”；国内封建势力也对该局大加攻击，甚至主张依照福州船政局那样设立一位大臣管理，或者仅“存商局之名，由南北洋通商大臣统辖”。
　　 当然，李鸿章也知道批评招商局的人也是抓到了一些问题。因此，他指示盛宣怀等人对招商局进行整顿。盛宣怀呈上《整顿轮船招商局八条》，大致有“船旧应将保险利息摊折”；“商股应广招徕”“息项应尽数均摊”；“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员董应酌量提给薪水”；“总账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戳”等。基本贯彻了李鸿章的意图。
　　 在这个困难时期，李鸿章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既定方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支持。通过这些措施，招商局得以渡过难关，化亏为盈。
　　 光绪十一年，招商局重新制订了章程，改为官督商办。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和谢家福为会办。当时招商局经费很困难，李鸿章为了维持局务，定出四项办法轮船漕运回空时免纳北洋三口出口税的二成；装运湖北帽合茶到天津，每百斤仅纳出口征税六钱，并免交复进口半税;漕运水脚不再扣减。
　　 招商局的创立是李鸿章的洋务活动由军用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的开始。它也是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由“自强”转向“求富”阶段的开始。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江西兴国煤矿(1876)、湖北广济煤矿(1876)、开平矿务局(1877)、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山东峄县煤矿(1880)、天津电报总局(1880)、唐胥铁路(1881)、上海电报总局(1884)、津沽铁路(1887)、漠河金矿(1887)、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外交:委曲求全的“和议”主张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议结天津教案
　　 李鸿章外交活动的正式开始是其就任直隶总督后,议结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在解决“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一起，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活动，维护了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这是李鸿章搞外交活动的正式开始。
　　 1870年6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表示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群众，并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救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英国布道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士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李鸿章在其早期的外交活动中，推行“和戎”外交，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李鸿章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他称赞曾国藩提出的“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的“和议”做法，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
　　 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主张，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25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50万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从天津教案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第一次外交活动就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不惜卖国、损害人民利益而巴结、讨好外国侵略者。
　　 签订《中日修好条约》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政府代表、外交权大臣柳原前光一行到天津议约。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有相同命运，“实有同心协力的必要”。柳原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使李鸿章萌发了“联日”念头。1871年7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此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商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的目的在于打开通往中国之路，他们并不因此而满足。不久，日本侵占了琉球。1879年，日本政府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认为这时正与沙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难以两头兼顾，竟听任日本政府攫走琉球。1885年，在日本的压力下，李鸿章与日本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商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在先行互相通知的前提下，均有权出兵。这样，就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特权，使日本有了出兵朝鲜的借口，并最终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签订《中法新约》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旨在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中国。李鸿章担心事态扩大，于1884年5月，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毫无收敛。1844年6月，法军进犯越南谅山，7月法舰驶进福建马尾军港，8月法舰又犯基隆。在这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下，清政府中展开辩论。辩论中,李鸿章扮演了畏敌投降的角色。他强调中国兵力虚弱，武器落后，不可开战，纵然一时胜利，也会导致全盘失败。因此，要保持“和好大局”，千万不要惹恼了强大的法国。
　　 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开战，并指责李鸿章畏敌保位，要求清政府换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统筹全局。清政府最后同意宣战，但同时让李鸿章设法与法国周旋，并乞求英国调停。就在这时，法国突然袭击马尾军港。
　　 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因是李鸿章亲信而受其影响颇深，同样寄希望于和谈，毫无战争准备，使得马尾水师顷刻间全军覆没。福建前线军事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于1884年8月26日下达对法宣战的命令。清廷下诏宣战之后，李鸿章虽无法改变朝廷的决策，但他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谋求与法国人和谈。1884年10月初正当中法两军进行激战之际，李鸿章却暗地与法国领事林椿和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密谋和议。1885年3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了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争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这一大捷，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因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引发更大政治危机宣告倒台。这时，李鸿章感到非常高兴，决定竭力尽快促成和谈。4月1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说：“法国茹费理总理辞职不一定是专为越南方面的事所致，但新的执政者必定会反旧的执政者所为，况且谅山已被收复，如在这时平心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多大损害，否则兵祸又会接而起了。”当时，清政府许多大臣与李鸿章持同样看法。于是，在内外一片和议之声的促使下，清政府遂允可金登干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主要内容为：双方遵守《中法简明条款》；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到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兵日期。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必须议定正式和约才能生效。1885年4月20日，清政府委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新政府全权代表巴德诺进行和谈。双方于1885年6月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也叫《中法新约》。
　　 其主要内容包括：1.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折，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越南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2.在中国边界之外指定两处通商，一处在保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政府可在这里设立领事馆。这样，法国取得了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3.法国货物进入广西、云南边界时，应减轻税率。这就便利了法国对华经济侵略；4.以后中国建造广西、云南铁路，应同法国商办。这使法国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法新约》的签订，虽然坚持了不赔款原则,但换回的却是表面上不损于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实质上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但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并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等特权。总之，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投降外交，使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
　　 签订《马关条约》
　　 1894年，日本政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其目的在于吞并朝鲜、满蒙，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以至整个世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动，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持“保全和局”的态度，同时，又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出面“调停”。正基于此，他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对前方的军事情报，他漠然置之，对一些正确建议，也一概拒绝；甚至以严厉态度，驳回了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几次请战。结果，陆战一败涂地，海战他苦心经营30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最后只得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清政府曾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但日本借口此二人“全权不够”，拒绝谈判，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到日本签约。同时，继续扩大事态，以达到最后迫使清政府就范的目的。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李鸿章受到朝野一致的谴责，朝廷给他革职留任的处分，并拔去顶戴花翎，褫去黄马褂。由于日方的坚决要求，清政府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授其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李经方、张孝谦、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及美籍顾问科士达等正式随员33人，登上德商礼裕、公义两轮，于19日到达日本马关。
　　 1895年3月20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会谈。一开始，伊藤博文就表明了日方的蛮横态度，对日本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回答“允许”或“不行”
　　 李鸿章主张中日两国“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不要轻动衅端，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此时的李鸿章的思想是正确的，维护世界利益的。3月21日，中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即中国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铁路、军需，限3天内答复。对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李鸿章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最后他致密电清政府，请求指示。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日方代表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伊藤态度强横，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条件同意两人之间所订的和约不需批准，就可以立即生效。李鸿章回答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出京时奉有谕训，所以多次对贵大臣说。必须考虑到我们力所能及，如果能行的就应允，难以实行的就必须慢慢商量。”可见，对于日方的步步紧逼，李鸿章都唯唯诺诺，没有作明确答复，这在当时情势下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做法并没有避免《马关条约》的签订。经过几次会谈后李鸿章以为日本有进攻京都之意，于是他认为要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就只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他也曾经试图争取英、俄、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但失败了。因此，在外援无着，又无劲旅保京都的情况下，他认为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别无他途了。于是李鸿章于1895年4月17日与伊藤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双方还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交换批准书。《马关条约》共计11款，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2.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共2亿两白银，分8次交清；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5.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可以免征一切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