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子不大，在解放哥沉浸在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中，在小芳心里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中，两个人很快来到了村西头。
　　 到了家门口，小芳先推开院门，喊道：“妈！来客人了。”然后，做了个请的姿势。
　　 解放哥有点惊奇地看着小芳，问道：“怎么？这是你家？”
　　 “是呀。这是我家。解放哥不是找村西头闫于氏家吗？我家就是。”小芳忽闪着眼睛，有些调皮，又有点恶作剧地说道。
　　 “那你是小芳妹妹？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刚才工地上，村里都喊你小芳，你又住在村西头。我咋就没想到呀。”
　　 解放哥高兴地连珠炮般地说着，用手懊丧地拍打着脑袋，一再说没想到小芳妹妹都长这么大了，当年还没有笤帚高呢。
　　 这时，闫于氏已经一边在围裙上擦着和面的手，一边走出屋来，边走边问：“是哪位客人呀？这孩子，还不快请客人进屋。”
　　 “是哪位客人？妈您自己看吧。”小芳故意卖了个关子。
　　 这时解放哥已跨步进了院里，面对当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已显得有些衰老的闫于氏，直直地跪了下去，大声说：“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栓子呀。是当年逃荒被您救的鞋匠孩子呀。”说着，解放哥给恩人磕起头来。
　　 “栓子？你是老鞋匠的儿子？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呀。”
　　 说着话，老太太赶忙过来扶起这个兀自流泪磕头的青年。
　　 进屋坐到炕上后，闫于氏和青年工人你一句我一句迫切交流起这么多年别后的情况。
　　 老太太关切地问：“栓子呀。你爹呢？他咋样？”
　　 老太太不问则已，这一问，栓子刚平复的情绪顿时又波动起来，泣不成声地说：“俺爹他，俺爹他被日本鬼子给害了。”
　　 青年满怀痛苦地回忆起当年离开万家屯后的经历。那年快入冬时，鞋匠老桑带着儿子栓子回到了哈尔滨城里，还是在傅家甸那里靠掌鞋、修鞋过活。面对日本鬼子的欺侮，生性倔强的老桑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暗中与抗联组织取得了联系，利用鞋匠铺做掩护，帮抗联传递情报，做秘密联络点，从事着反满抗日活动。1942年的一天，老桑因为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栓子被好心的掖县老乡收留，后来听说父亲在宪兵队里表现得非常英勇，宁死不屈，被鬼子押送到731部队，做了“马路大”。栓子搞不懂什么叫“马路大”，收留他的鞋匠老乡也说不大明白，就告诉他父亲被捕后曾让人捎句话给栓子，让儿子记住国恨家仇，誓死不当亡国奴。老桑说自己虽然还不是共产党，但叮嘱儿子一定要设法找到党，听党的话，跟党走。收留栓子的老乡是个胆小怕事、老实巴交的鞋匠，他不敢帮栓子联系共产党和抗联。就这样，一直到光复前，栓子就跟着鞋匠掌鞋过活。光复后不到一年，哈尔滨就被解放了，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栓子也很快成为一名制鞋业的产业工人。为了纪念哈尔滨的解放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栓子在入当工人时自己将名字改成了桑解放。
　　 在闫于氏唏嘘感慨一番后，栓子向大娘汇报了自己在新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在去年抗击特大洪水时，桑解放为了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上堤抗洪，不仅完成了抗洪任务，而且还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在抗洪前线火线入了党。
　　 “大娘，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解放自豪地说，然后不好意思地挠了下头，说：“不过，还在预备期哩。”
　　 “入党好！入党好！俺们屯里人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全托共产党的福。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老太太说着说着，仍不忘冲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双手合十。
　　 “不过哇，栓子，啥叫预备期呀？”老太太还习惯性地管桑解放叫栓子。
　　 “大娘，预备期就是还需要党考验我一段日子，看我合不合格。这不，我这次又申请来万家修水库。这也是接受党考验的一种方式。”说着话，不知是兴奋，还是屋子里灯光晃的，桑解放的脸上泛起红亮的光来。
　　 “栓子呀。大娘光顾着说话了，你还没吃饭吧。来，咱们边吃边唠。大娘给你烙了你最爱吃的饼子。”说着话，闫于氏一边下炕去厨房，一边招呼道：“小芳，快帮妈往上端菜，妈再给你栓子哥摊个鸡蛋。”
　　 吃完了饭，娘儿三又唠了起来。
　　 “栓子呀，大娘忘了问你了。你成家了吧？几个娃呀？”
　　 “大娘，俺还没成家哩。”桑解放有些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头搓着手。
　　 “咋还没成家呢？你今年也得三十好几了吧？”
　　 “嗯，这个月俺就满三十三了。”
　　 “呦，那可不小了，该成个家了。你要找啥样的，大娘帮你说合说合。”
　　 桑解放偷偷看了小芳一眼，不好意思地又搓了搓手说：“俺也说不好，反正对脾气的就行。”
　　 小芳也注意到解放哥眼波的流动，不知咋地腾地也又红了脸，身子微微扭动了一下。
　　 桑解放赶紧岔开这个尴尬的话题，以进为退地关切起闫于氏家几个姐姐的情况。闫于氏接过话头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几个女儿：大女婿光复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着四野打到了海南岛，如今转业在市里工作。二女儿和三女儿都也已经成家，在旁边的屯子生活。眼下就一个心病，就这么个小女儿，都二十大几、马上三十了，也不成个家。
　　 “妈——”小芳嗔怪地喊了声，“您净说我，我咋成了您的心病？我是您的贴心小棉袄，陪着您不好吗？咋非赶人家出门子呢。”
　　 “芳呀，不是妈赶着你出门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不成个家，妈心里放心不下。”
　　 “对了，栓子，你看看你们城里厂子里工人有没有合适的，帮你小芳妹妹搭搁着。”
　　 “没问题，小芳妹妹要找啥样的？”桑解放把目光转向小芳。
　　 小芳涨红着脸争辩说：“解放哥，别听我妈瞎说。俺不着急找。”
　　 “咋我瞎说呢，闺女早晚都得出门子。找个疼你的，妈这心也就放下了。你栓子哥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想法说出来。”
　　 小芳咬咬嘴唇，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声音不大但很果决地快速说道：“非要让俺找，俺就找像解放哥这样的上进工人。”说完这话，小芳快速低下头，自顾自地忙着手中的针线活计，但脸已经羞得通红。
　　 “那敢情好了。赶明儿让你解放哥帮你物色一个。反正，这事就交代给你解放哥了。”老太太听出了老闺女的话外之音，但她也不说破，一来不知道桑解放的心里啥想法，二来毕竟当着闺女的面，还是装糊涂的好。于是，又盯着桑解放来了句：“栓子呀，小芳的终身大事，大娘就指靠你了。反正不管你是找得着，还是找不着，你小芳妹妹，大娘就托付给你了。”
　　 别看这老太太一会栓子，一会解放的，颠来倒去地乱叫，但她老人家脑袋瓜儿灵得很，她见桑解放哦哦啊啊地应承着，好像还在琢磨心事，就心里明白个八九分了。
　　 自从找到恩人家认了亲后，桑解放白天带着大家伙儿在水库工地干活，晚上就被闫于氏指使小芳叫到家里吃饭。平日里，在干活时，解放和小芳也有说有笑的，慢慢的两个年轻人之间当年的那种童年友谊，不知不觉地生长出一种别样的情愫。
　　 青年男女的感情就像一粒种子，在春天时播种，随着春风而长出嫩芽。伴着夏天的阳光雨露，这嫩芽一天天生长起来。到了秋天，那爱情种子长出的枝丫已经结出沉甸甸的爱情果实。
　　 万家水库的工程在上秋时收尾。在庆功会上，桑解放、闫芳这一对新人也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天是双喜临门，桑解放在当天被组织批准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桑解放和闫芳还双双被评为全市水利建设的先进工作者。厂里和村上听说他俩要结婚，特意送了两面镶着木框的大镜子。两面大镜子的下角是两只戏水的鸳鸯，每面镜子上各用大红字印着：“授予桑解放同志：哈尔滨市水利建设先进工作者”和“授予闫芳同志：哈尔滨市水利建设先进工作者”。
　　
　　 三
　　 “桑工，下班后，请到六楼会议室开抗洪抢险紧急会议。”市规划设计院设计室副主任桑卫东看了一眼摩托罗拉传呼机显示屏上的这一段文字，知道一定是当前抗洪形势更紧张了，看来局里又要有新部署了。
　　 对于1998年的大洪水，哈尔滨人最初是没有预感的。那年6月下旬，桑卫东曾去江北参加一个工程开标会。当时坐车驶过松花江公路大桥时，从车窗往外望，桥底下的江水还很“瘦”，主江道并不甚宽阔，甚至桥墩附近还有很多地面是裸露出水面的。当时负责开车的孟师傅还感慨地说：“看来今年又是一个枯水季呀。”可没承想，一个月后，老孟再次拉桑卫东他们去江北评标，刚过松花江公路大桥，水就上到路面了，汽车小心地涉水而过。回来时，孟师傅没敢走公路大桥，绕道改走了太平水泥厂那边的老江桥。
　　 这年的江水说上就上来了。哈尔滨这边还晴天丽日、骄阳似火的，但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位却蹦着高地噌噌往上蹿。原来是前段时间吉林境内的第二松花江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嫩江同时涨水，两条江在肇源汇合，在哈尔滨江段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水。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洪水，省、市立即组织各单位上堤抗洪抢险。桑卫东所在的市规划局也抽调人员上堤扛沙包，加固堤防。局里第一批上堤人员中并没有桑卫东。之所以没有桑卫东，一来是他本人没有向院里提出申请，二来组织也考虑到他家里负担重，不仅要照顾老妈，还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
　　 桑卫东没有提出申请，他也是有自己想法的。首先，他一直定位自己是专业技术人才，是业务干部，觉得上堤这种事都是政工干部的事，自己犯不着“显大眼”，“装大瓣蒜”。实际上，桑卫东的这种想法从他上学时就已经有了苗头。他从小就奉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信条，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到其他方面。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乃至上大学，桑卫东都只顾闷头学习，既不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也不要求进步，甚至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对于桑卫东的这种思想状况，他的母亲闫芳是不赞成的。
　　 “卫东呀，你愿意学习，妈妈固然高兴和支持，但你也不能光闷头学习呀，也得适当参加文体活动，有个好的身体，培养点情趣呀。”闫芳从来不担心儿子的学习，但对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死读书并不认同。
　　 “再说了，卫东，你也得积极要求进步呀。你看我和你爸爸当年可都是先进工作者。你爸爸还是党员呢。怎么到了你这，就不要求进步了呢。”
　　 “妈，我学习好，有了技能，将来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不一样是为党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吗？”
　　 “卫东呀，话虽这样说，但一个人是否要求进步，是不是党员，在境界和情操上是不一样的。你看，你爸爸就因为他是党员，所以才能看到儿童落水，尽管自己水性不好也要下去救人。”
　　 “妈，我爸爸那叫蛮干。自己水性不好，硬要下水救人，结果不还是……”桑卫东看到妈妈有些愠怒的表情，想起自己死去多年的父亲，就没有接着往下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你爸爸那怎么能叫蛮干？！共产党员就是要做事事做表率呀。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那样。唉！你们这一代孩子呀。”闫芳叹口气，摇摇头。
　　 母子的这段对话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桑卫东正在紧张备战高考，他的理想是学建筑设计，目标院校是哈尔滨建筑学院。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不再批判“白专道路”。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激发了桑卫东这代年轻人的求知欲。
　　 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门的打开，对外交流的频繁，各种新思潮大量涌入，人们的思维也更加活跃，价值观也日渐多元化。桑卫东等青年人也参与到潘晓来信的讨论中来，并围绕大学生张华抢救溺厕者而亡是否值得的问题，而各抒己见。在讨论张华之死时，桑卫东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当年（1968年）父亲为了救不慎落入松花江的少年而溺亡。那年，桑卫东还不到两岁，两个姐姐也都不大，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每每谈到爸爸的死，妈妈都说：“你们的爸爸是共产党员，他是有信仰的，他不能见死不救。”说到这里，妈妈往往补充道：“甭说是共产党员，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乐于助人，救人。你们的姥姥大字儿不识一个，也知道如果见死不救，自己心里过不去。”但桑卫东却没有秉承父亲的信仰，他认为人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只有人尽其才，物尽其力，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因此，他很早就给自己定位为业务干部，技术人才。
　　 参加工作后，桑卫东更是刻苦钻研技术。组织上觉得桑卫东是个好苗子，有意培养他，并打算发展他入党，但他觉得入党后总得开会，耽搁科研，因此很不积极。一来二去，机关党委也就不再勉强。规划设计院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他们也曾经表达了吸纳桑卫东的想法，但桑卫东还是觉得耽搁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打扰。尽管桑卫东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很积极，但他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在设计院中是数一数二的，院里破格提拔他当了设计室副主任。
　　 桑卫东赶到会议室时，院长已经到了，会议马上开始。这次会议是院里的35岁以下干部会，院长传达了市里和局里对当前抗洪抢险的部署。说：现在抗洪形势十分紧张，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上周，部队就已经上堤了。目前，道外一些低洼地区有管涌危险，道里的高谊泵站也出现了险情，西郊的新农乡万家屯附近的王八坑也是薄弱环节。局里要求一是保障供应，为上堤抢险的军队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二是组织青壮年成立突击队，上提协助军队护堤。院长最后说：“我局负责的是王八坑堤段，那里形势异常凶险。我们的任务是配合部队加固堤防，严防死守。我们院虽然是科研人员多，但我想在大洪水面前，是考验每个同志政治觉悟的关键时刻，希望大家踊跃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