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子出生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阴历是腊月初六。和他的大姐出生在同一个月里。这一年不算十分寒冷。
　　 我调回阜宁已经五年，可以说已经扎了根。在全厂和全县结识了不少朋友，也找到了一些失联的亲戚，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孤立无援。因此，他的母亲一有感觉，就赶紧送到阜宁来，住进了县医院的妇产科。我不再紧张，医院里有一个重要的亲戚，她就是我的堂叔婶的亲妹妹，是个麻醉师，这个关系我早就拉上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厂里的苏州知青工人的妈妈，她是妇产科的主要医生。有了这两个重要人物，即使有什么意外或不测，我也不怕，母子安全有保障了，不会再像他的大姐出生那样令我揪心。
　　 但是，他还是叫我担心了一阵子。他也像大姐一样，迟迟不肯出来，却在他妈妈的肚子里早早地就闹腾了起来。一月十九日就开始在妈妈肚子里调皮，所以，我的妻子就请生产队长用挂桨船（挂柴油机）把她送到阜宁来了。
　　 在阜宁医院里呆了五天，仍然不见他有什么大的动作，医生们以为还早着呢。但是25日这一天，终于开始加紧了。我连忙把他的妈妈搀扶到产房，但是医生却把我们往外面推，说还要有一段时间呢。于是我们又回到住的房间里。不料，刚到门口，我的妻子紧张地说，浆包破了，我赶紧又把她扶进产房。
　　 我在产房外面的走廊上踱着步子来回走动，虽然不很紧张，但是一个多小时的时光还是焦虑难熬。
　　 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有个护士走出来说：生了一个男的。听她的口气，像是在祝贺我。也许我的妻子把我们以前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了，她们都知道，当然也看得出，我已经42岁，妻子也36岁了。前面两个都是女孩，第三个是男的，当然很高兴。
　　 不过，我高兴不是因为生了个男孩，而是因为母子平安。这第三个不管是男是女，我原本都不想要，以致在第二个以后拖了五年之久，在妻子的一再要求之下，才决定生第三个的。
　　 那护士说过不久，产房里就有护士把他抱了出来。
　　 我满心欢喜地把他抱在怀里，只见他一声一声不连续的哭着，头还不停地摇来摇去。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现在想起来，大概是肺部还没有完全舒展开来的缘故。
　　 不久，他的妈妈睡在产床上被推了出来，来到原先的房间里。这时她才第一次看到她渴望已久的儿子。我看到她满脸堆着笑，刚才那一阵阵的疼痛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也许更忘记了怀胎十个月的艰辛，更不会想今后会有贫困像鬼魅似的跟着我们。
　　 那一刻，也许她只是在想，我有了一个儿子了！这就是唯一，就这么简单！
　　 房间里有好几个医生和护士，她们似乎都很高兴，一个个帮助我们忙碌着。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叫我们赶快灌热水瓶，孩子被子里没有暖气是不行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医院里有的是空盐水瓶，开水也不难找，我很快就办好了。
　　 一个女医生大概听见他的哭声不正常，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就把他抱了过去，用手有力地在他身上拍了几下，他的哭声才连续了起来。正常的哭声应该是“哇——哇——”而他当时的哭声是“啊赫，啊赫，啊赫……”说明呼吸困难，被憋的慌。被那医生拍打几下以后，只是好了一些，还不能算是正常了。这给他后来留下了隐患。在十岁以前，他几乎每年都患肺炎，后来还患了肺门结核；而且，在中学里，长跑总是不及格，说明他的肺活量低；不能不与此有关。
　　 他妈妈产后的情况也不好，淤血出不来。还是那个拍打他的医生，在她的下腹部用力一压，血终于流了出来。然而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不彻底，给后来留下了隐患，这是后话，不提。
　　 在医院住到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那些医生们突然催我们出院，说她没有动手术，也没有大出血，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这个突然的变化使我惊愕，感到莫名其妙，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呀，怎么会这样对我们呢？我没有理睬他们，坚持多住了一天。在这一天里，一个医生来动员我们给他的妈妈动手术做结扎，说生孩子以后动手术很容易，从此以后不再生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同意动手术结扎。但是，后来并没有做这个手术，大概看到我的妻子身体不好，有风险。
　　 直到后来很久，我才知道（可能是那位亲戚告诉我的），医生之所以赶我们走，是因为我们没有送红蛋给他们吃。医院里有一个潜在的规矩，就是生了男孩要给每一个医生吃红蛋。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规矩，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每个医生最少要送几个鸡蛋，那些医生该送，那些可以不送。当时医生有十几个，每人5个也得50个以上。我实在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几乎身无分文了。鸡子下的蛋早已吃光或者已经卖掉了。当然，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会倾家中所有去买鸡蛋送给她们的。
　　 拖了一天以后，我们不得不回来了，因为医生对我们根本就不闻不问了，呆在那里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先回到了我的宿舍住了两天，她就要求回家。她说住在集体宿舍里，把别人赶走，实在于心不忍，人家也会有意见的。
　　 不得已，我们大概在第四天请来了二舅，和我们一行三人乘轮船回家。当时我们所在的生产大队已经有了一个小的土码头，下了轮船，离家还有三里多路，我叫他的妈妈在码头上等着，我回去放一条小船来接他，因为她的身体太虚弱，不宜走路。但是，她不答应，坚持用棉被裹着身子，带着帽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回家。我拿着其他的东西，跟在他妈妈的后面。而他，用被子裹起来，由二舅抱着走在最前面，很快就到家了。我们二人走的很慢，走了很久。因为她绝对不能走的快，让她自己走回去，已经是很冒险的了。当时虽然是晴天，但是刮着西北风，地上还有积雪，天气很冷。我一面走着，护着他的妈妈，一面心里紧紧地吊着，深怕他的妈妈被风吹出什么病来。好不容易挨到家，我才松了一口气。后来他妈虽然没有出什么意外，我总是担心她会落下什么后遗症。现在的许多老年妇女身上的病症，有不少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落下的，我的老伴也不例外。
　　 他来的实在不是时候，从这一年开始，我们进入最贫困的时期。住院当时虽然很便宜，但是对我来说，还是用去了一个月的工资，已经是个很沉重的负担了。这一年，我们砌房子已经进入最紧张的阶段。虽然已经打好了地基（几乎有一半是他的妈妈一个人完成的），也有了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小房（做未来的厨房），但是其他的却一无所有。买砖头，买瓦，买水泥，买行条，买梁，……等等一应房料，还没有一点着落。已经借了债，还要继续借下去。我的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参加工作21年了，一次工资也没有加过。生产队的工分难以想象的低，我们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要拿出不少钱给生产队，才能领回粮食。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我和他的妈妈不得不加倍地劳作和勒紧裤带。
　　 一方面要买材料砌房子，还要买东西给他和他的妈妈吃——这是不能马虎的。当时可真把我这个堂堂的男子汉推到了贫困的谷底，有时候我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只得向食堂欠着饭票来维持生活。一个体体面面的知识分子，一个被人尊敬的技术员，竟落到如此的境地，如此的不堪！
　　 那一小间房子实在太小，我就利用已经买好的2000块转头，在小房子的东侧，又砌了一个更小的屋子作为临时的厨房，把锅灶放在里面。由于太小太矮，我只能弯着腰走进去，弯着腰在里面做事，既狼狈又痛苦。这一段苦难的日子，如今实在是不堪回首啊。
　　 他的妈妈就更苦了。刚刚满月，就不得不自加压力，满负荷的做事，为的是帮我这个大男人养家糊口，还要砌房子。养猪，养鸡鸭，养兔子……凡是她能做的，都拼命地去做了，一刻不闲着。而吃的，只能算是维持生命，根本就顾不上什么营养。
　　 这一年我刚满42周岁，工作上由负责做电子电路改为做半导体器件，完全彻底地改行了，一切都从头学起。军品的生产也非常紧迫，那是耽误不得的，我正是军品的技术负责人，所以平时就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星期天回家，也只是看看和抱抱他，还要关心两个大孩子的学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带着他玩，全由他的妈妈和外婆去照应。
　　 这一年也是毛泽东刚刚去世不久，唐山地震刚过，华国锋也才上台。正当我为他起名字犯难的时候，我的弟子潘璋给他起了个名字——向华，向着华国锋的意思。我当时就觉得起这个名字还不错，于是他的名字就叫陈向华了。现在，华国锋早已下台，基本上已经被国人忘记了。但是，我儿子的名字却不像华国锋下台那样容易的改的。虽然不能改，我可以赋予新的意思。不是有很多人叫建华，振华，宝华……吗？向华不也一样吗？向着中华！
　　 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过1977年的春节，所以阴历还是龙年，他的属相就是龙了。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历来是雄壮威武、吉祥如意的象征，他的名字又是向华，可谓大吉大利。
　　
　　 二
　　 儿子比他的二姐好一点，没有在出生后几天就生病。但是也没有过多久，大概不出一个月，就生病发高烧了。那时的乡村医生就那么一点水平，把他诊断为新生儿肺炎。我一听又紧张了，赶忙问医生，那会怎么样？医生回答说，新生儿肺炎是很危险的，治起来很麻烦。他说的是不错的，因为新生儿抵抗力很低，加上他一出世肺部就不健壮。但是那一次却并不是肺炎，大概给他打了几针就好了，也不知道那医生给他打的什么针。可能是退热和抗生素之类的，那时候这种水平的医生就是会滥用抗生素的。
　　 这次虽然不是肺炎，但是被那医生的乌鸦嘴说坏了。因为自那以后，他每年都要患肺炎，有时还会两次、三次。每患一次肺炎，都得住院治疗才行。不仅吃药不管用，连打针都没有效果了，必须住院打点滴才会好。
　　 这事我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的。大概是一个秋天吧，他又发高烧又咳嗽。我们照例请我们的厂医阴光荣诊治，她诊断为支气管肺炎。按照她的治法是吃药打针。青霉素40万单位一次，同时吃消炎药。然而一周以后，病情虽然没有加重，但是仍不见好转，高烧39°C不退。这次和以往不同，以前吃药打针就好了。厂里有人建议去阜城医院，说那里有名医。到了那里诊断还是一样，治疗的方法也和厂医一样吃药打针。我们知道，这样是不行的。最后，我们不得不去县医院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去县医院呢？因为阴医生说吃药打针就行了，我们就依靠她了。后来去阜城医院，也以为有什么好的方法的。再说了，去县医院也花钱太多，我们太穷啊。但是，实际上是在阴医生那里延误的时间最长，我们太依赖她了，以致延误了好几天的时间。
　　 到了县医院，医生们问了情况以后，认为必须要住院治疗。我们服从了安排，住了进去。
　　 医生开了一大批药给他挂水，除了抗生素就是降温药氢可——就是激素，当时是最新的一种。不愧是县一级的医院，果然很快就退烧了。连着挂水三天，以后就吃药打针七、八天，也就是用了十天的时间才出院。出院以后还又吃了几天药，这一折腾，我们花去了九十多元，他的妈妈一年辛辛苦苦养的一头猪，就这样的送给了医院。不过，那时的医疗费还算便宜的了，要是现在，这样的病住十天医院，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了！
　　 还有一年夏天，他并没有发肺炎，却发着高烧。我们还是首先请阴光荣诊治。不咳嗽，诊治不是肺炎。当时吃药打针都没有效果，高烧不退。没有办法，阴光荣给了我们一些酒精替他擦身子，进行物理降温。一天擦几次，连擦了几天，就那么好了。大概就是所谓无名高热。这期间，我们尊医嘱上街买西瓜给他吃。那时西瓜刚上市，0.5元一斤。虽然咬牙，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几斤给他吃了。这次虽然没有什么大碍，我们还是被吓的胆战心惊。
　　 大概在1983年的春天或秋天，我们全家的户口都已经迁到城里来了，他又生了一场病。这一次可把我们全家吓的不轻，他总是喊头痛，可又不发高烧。县医院怀疑是病毒性脑炎，要进行骨髓穿刺才能确诊。如果真是这个病，那就很惨了。我们征求阴医生和李素珍（也是医生，一位同事的妻子）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不能穿刺，那太伤人，小孩子吃不消。他们都说，你家小三子不可能是“病脑”，“看样子就不像”。都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抽的，“至少你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那时厂里新来的书记朱镇安的夫人（周桂琴）在699军医院，我们不得已只好求助于他们。在周医生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军医院，并由周医生主治。在那里，也有医生主张穿刺的，说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诊断，最省事。但周医生说，暂时可以不抽，先住院观察。我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是技术副厂长，一来事情多，二来看到他精神还好，所以在观察期间，我仍然坚持上班。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就去看他们母子二人。我顺便在军医院的食堂里买了饭菜票，就在那里吃饭。在医院里吃药打针，观察了三天，他头不痛了，精神也好多了。刚进医院的时候，他总是皱着眉头，神情很沮丧。是什么原因头痛的？最后也没有弄得很清楚，医生也没有下结论。“大概是感冒吧！”一位医生这么说。回来后，阴医生和李医生也都认为是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