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感冒了。因为感冒病毒有200多种，有不同的症状那是不奇怪的，不一定就会发热。我和他妈妈现在也会时不时地会头痛和头昏，血压也不高，都是因为受了寒凉引起轻度的感冒。
　　 县医院的医生们并不是不高明，但是他们为什么主张抽骨髓呢？原来那时医院已经改为市场经营了，他们为了“创收”，不顾患者的痛苦和生命来搜刮钱财。也许是刚开始，所以还没有强行的抽。要是现在，早就把人按倒在床上了直接抽了。
　　 由于新书记朱镇安的帮助，这次住院不仅顺利，花的钱也不多，前后共花了二十多元。
　　 后来，我们全家的户口迁到了阜城镇，条件好多了。但是他经常生病仍然是我们最痛苦的事。仅军医院我们后来又为他去过几次，当然不是重病。
　　 大概在进城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被染上了肺门结核。
　　 在一段时间的低烧以后，我们去医院给他检查，透视的结果是肺门结核。后来我们又请厂里一个工人的岳母（她专门做透视的）检查，结论也是一样，于是就确诊了。不过，医生们都说不要紧，只要抓紧时间治，还是容易好的。虽然如此，我仍然很紧张，到处求访医生，最后到了卫生防疫站，那里的医生也说不要紧。我又问可不可以上学，他们说照样可以上学，但是要抓紧治疗，不可大意。
　　 我尊医嘱按时给他打链霉素，然而没几天，他突然感到嘴巴的四周有向内收缩的感觉。我连忙去问阴医生和医院的医生，都说是链霉素的过敏反应，不能再打链霉素了，只能单纯地吃异烟肼治疗，拖的时间就长了。不过，这种药可以提高食欲，他的饭就吃得多了一些，也可以促进恢复。
　　 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他过早地发生了过敏反应，亏得他及时地告诉了我。否则，一直打下去，结核可能好得快些，但是很可能会落得一个终身的残疾，就是耳聋，接着就是哑巴，这种事例，我看到的可多了。那才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就要受到儿女们的谴责，现在想想都后怕，脊背都感到抽凉。
　　 这期间，我们也尽量弄点高营养的东西给他吃，也做些有味的饭菜，提高他 食欲，以提高他的抵抗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胎盘。这东西非常精贵，是很难弄到的。幸亏有我的一个亲戚在医院里，请她帮忙，没有花钱就弄到了。如果没有人帮忙，花钱也难买。我们在两三个月内，连续给他吃了三个。那东西非常的脏，很难清洗。这个工作全是他妈妈做的。时值严寒的冬天，他的妈妈为了洗那东西，手都冻成了红块块。但是，为了儿子，她冒着严寒，强忍着恶心呕吐，硬是把胎盘清洗的干干净净。然后和鸡蛋一起，做成白水汤。这东西味道怪怪的，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牛羊肉，什么肉味也不像。7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和同事孟庆成一起被副厂长朱题全骗耍了一下，曾经吃了一点胎盘。当时我们二人无论怎么想像也猜不出它是什么味道。待到吃完（是晚饭后吃的），朱题全才告诉我们。当晚我一夜不曾睡好觉，总是想呕吐，却又吐不出来，实在是难受得很。所以，不出我所料，他很不肯吃。他本来一直就胃口不好，正常的猪肉尚不太肯吃，哪里肯吃这怪味东西？我们每次都分成几顿让他吃，每吃一顿就给他0?5元（相当于现在5元）买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把一个胎盘吃完。每吃一个，都是如此的费精神。我们给他共吃了三个，当然不是连着吃的。每吃一次他都说难吃死了，一股怪味。我们一直瞒着他，没有告诉他真相，一直说这是人参。他一再追问人参是什么东西，我们说是一种补品，吃了对身体非常好。直到不久前，他的大姐才告诉他，小时候吃的所谓人参就是胎盘。据他妈妈说，他从南京回来后还责怪我们，说不该给他吃胎盘，以致现在胃口太好，把自己吃得太胖了。
　　 胎盘会不会令人胃口大开，不得而知。但它是个高蛋白质的东西，当然还富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吃了无疑会增强他的体质，增加抵抗力，因而增加他的食欲也未可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三个胎盘吃下去之后不久再去透视，发现他的肺门结核已经好了，前后拖延了将近一年时间，大约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才正常。然而此后直到初中二年级，他的食欲也只是比以前好了一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身体是比以前好了，最主要的是再没有患肺炎。但是感冒发热还是时有发生。由于已经到了城里，各方面条件好了，生活也得到大大的改善。食欲虽然还是欠佳，我们尽一切可能买些好的东西给他吃，总的效果还是好的，一直没有出现以前在乡下出现过的那种险情。
　　 说到险情，最让我们揪心的是他两岁那一年的一次病。那一次并不是肺炎，在乡下发高烧两天，由他的妈妈带到我这里来。根据他妈妈的回忆，那是1979年的秋天。这一年刚砌好房子还不到一年，经济正是最困难的时期。所幸的是，这一年正好是我工作23年来第一次加工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那次到我这里正是夜间，是连夜由生产队的挂浆船送来的，可见情况紧急。我不敢怠慢，立刻到县医院看急诊。那值班医生据李素珍说，他的医术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医德很差，不负责任。他没有经过检查，就认为他患的是伤寒，给他挂了氯霉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抗生素（现在可能已经淘汰），它很容易引起血癌，一般是不能轻易用的。他不做任何血的化验和检查，就如此轻率的用药。似这等医生，医术再好，也只能害人。
　　 挂了水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只好转入住院部住院。接着就是验血，验尿，验大便，胸透……幸好那时收费不多。此外，吃饭也得在医院里吃，无疑又贵了很多。这些使我陷入了经济险境，一段时间里我举步维艰。
　　 但是这次的险情不在这里。血化验的结果，把我吓了一大跳：白血球只有2700！医生不相信，又重新化验一次，还是一样！我知道白血球减低会有什么结果。我心急如焚，主治医生彭锁宝叫我不要着急，第二天再化验一次看看再说。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时如年。他的妈妈不知厉害，不怎么急，我心里是很明白的。我赶紧回厂里问阴医生，她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忘记，大概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我立刻又到印刷厂找李素珍，她看了我带去的处方单后对我说，可能是氯霉素引起的，因为徐医生的挂水处方中有氯霉素，氯霉素会杀死白血球。她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不相信我的小三子会患上白血球减少症，那是不治之症啊。大概彭医生也注意到了氯霉素的问题，所以他叫我们第二天再查一次。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第二天，等待第二天化验的结果。
　　 恰好第二天的值班医生就是彭医生，他是常州人，我在1978年就认识他了。他和那位值班医生完全不同，不仅医术高超，医德更好。他学的是西医，但中医也高明（大概是自学的）。当年为大女儿健梅诊治甲型肝炎的时候，他就很认真负责，健梅吃了他开的中药方，就一天天好了起来，最后终于康复了。
　　 所幸的是，这次又是他值班，他又重新为三子开了处方治疗，终于好转了。
　　 第二天下午，我急切地又去找彭医生。他大概知道我的心急，不等我开口问他，就对我说，结果出来了，正常的。我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突然一阵轻松。大概他也很关心我们的三子，滥用氯霉素，责任重大，人命关天。所以他一定很早就去看结果了。
　　 我把结果告诉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说，我就晓得我家三子的血不会有问题，抽血的医生就说三子的血很好，大概就是指的这一次。
　　 实际上，我现在认为那次仍然是一次重感冒，根本用不着加氯霉素，是那个医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医术不高的表现。
　　 此后，我们对彭医生信任有加，和他有过多次见面，经常向他求医。每次他都很客气、认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升为副主任医师，内科主任，是当时县医院六个高级医生之一。现在，他退休了，在路上或菜场里，见到我们二人仍然非常客气，很自然的成了朋友。哦，可以说是三子给我们牵线带来的朋友啊。
　　
　　 三
　　 他的学前教育远不如他的大姐，甚至还不如他的二姐。我几乎没有对他做什么工作，只有他的妈妈教了一点。
　　 首先，学前他几乎一直在生病，一直在被护理，哪里还敢去教他识字和做运算。由于一直是被护理着，什么事都宠着他。所以，他非常任性，脾气也很坏，吃东西也挑剔，动辄还大哭大闹。他的哭闹虽不及二姐小时的厉害，但是也令我非常恼火。他二姐幼时的哭闹已经使我伤心，如今他又如此，实在叫我灰心。更令我难办的是，他是我们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我该如何对待他呢。我自然不会重男轻女的，而他的妈妈和外婆，对他特别疼爱和呵护，根本就不让我对他进行管教。对此，我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就把他交给她们母女两个去管教，能教出什么样就教出什么样儿吧。如此多病、弱不禁风的娇儿，能否长大成人还是个问号，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识字读书？说实话，我那时实在是很悲观的。
　　 其次，连他在内，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拿工资，他们的妈妈还在务农。那时还在吃大锅饭，生产效率低，他的妈妈一年苦到头不但分文不进，还要向生产队交钱卖粮。1980年虽然已经包产到户，可只有他妈妈一个人种田，根本就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教他读书？我每周回去一次，要帮着他妈妈种田，只有一天时间，根本就顾不上他。
　　 最后，我本来指望他的大姐教他启蒙的，因为她已经上初中了。然而他的大姐也只是个十周岁的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当老师。虽然她很聪明，但毕竟还是个儿童，自己还要玩耍，哪里想着去教他？再者，1980年二月起，他的大姐就到我那儿读书，很少和弟弟在一起，就是想教他也有限得很了。那时他才三岁，如何教他，实在也是个学问，要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当老师实在是强人所难了。我本来对此曾寄以厚望的，后来也落空了。
　　 在乡下进了几天幼儿园。但是进幼儿园的时候，要外婆陪着他去，而且不准离开。只要外婆离开，他也跟着离开，而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他在家被宠坏了，是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决定的。特殊就在于我是个知识分子，寄住在外婆家里，外婆不得不格外地关照；他又是最小的、唯一的男孩子。
　　 虽然学前教育几乎没有，但是他的智力发展还是很正常的。辩证地说，这与他被宠有关。小孩一旦被宠，就比较自由和任性，对他的智力发展是有帮助的。总的来看，特别是后来的高中阶段，我们终于看出他的性格还是内向的，小时候不大看得出来。我们逐步发现，他的智力远远超过当时农村一般同龄的孩子；即使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几乎每天以稀饭和青菜萝卜度日，我一直担心他生下来会是一个弱智的孩子，因为他的妈妈营养实在太差了。
　　 他那时虽然调皮、任性，但是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听父母话的。这一点，比城里的许多小孩好得多。虽然在外面也闯过一些小纰漏，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守规矩的。
　　
　　 四
　　 1983年，儿子刚六周岁，我们全家的户口已经迁到阜城镇。此时进阜宁实小已经很困难。那时入学年龄规定是七周岁，所以他进实小就更加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让他和他的二姐一起，先进城北小学读一年，然后再进实小从头读起。因为城北小学对入学年龄的限制要松一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城北小学的校长是郭爱梅，姜海昆的夫人。而姜海昆是我的老朋友和老上级，关系非常好。正是这一关系，他很容易地就进了城北小学。
　　 城北小学在阜城镇里最多只能算三流小学。由于他的学前教育不好，所以，第一年里他的学习成绩平平。当然，对他的这一年我们本来就不抱希望，仅仅是让他先读一年，作为过渡，对他的成绩我们一点也不计较。但是，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他至少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第二年，即1984年，我们决定报名让他到实小就读。因为实小是一流的，只有读实小将来才有可能考上阜中。我们的驻地离实小很近，属于中心居委会，在实小的招生范围，他们没有理由不准我们报名。由于已经读了一年的书，也不怕实小的考试。所以，应该是稳稳的了。
　　 果然，报名很顺利地报上了，然而发榜的时候却没有他的名字。这一下可把我们急坏了，立刻去实小询问原因。原来他在城北小学读了一年早已尽人皆知，大家都想往实小里挤，挤掉一个自己就多一个机会。因此，有人向实小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而实小规定凡是已经在外校读书的，一律不得报名，也不能转学。这样，就把他给挤出来了。当时，我们没有再请曾经帮他的姐姐转入实小的张素梅，是什么原因没有请他，如今已经忘记，大概是不好意思再请的缘故吧。也许那时已经流行贿赂，只找人不花钱不行了。我相信，那时只要花钱，一定可以报上名的。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想，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贿赂别人。那时的贿赂风气虽然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干这种事的人还不多，也比较隐蔽，不像现在那样的公开而又那么猖狂。所以，当时我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即使想到了，我也不会这么干。一来我不愿意；二来我也实在太穷，花不起这笔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