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不上名怎么办？我们的决心是实小非上不可的。不知是谁（现在我和他妈都已经忆不起是哪个人了）出了一个主意：到乡下的学校去拿一个证明。工程师的子女户口有乡下迁到城里，读书由乡下小学转到实小，那是非照顾不可的。于是我们到原先生产大队的利民小学去要证明。但是他们声称，一定要在他们那里读一段时间的书才好出证明，否则是不好办的。没有办法，我们和城北小学的校长商量，请他们出一张转学证明，把他的学籍转到了乡下利民小学去。为了照顾他，外婆也特意暂时跟到乡下去，暂时住到大舅的家里——也就是刚离开仅一年的、我们原来的那个家。我们对他说的很清楚，到乡下去不会有多久，很快就会回来的。
　　 还好，他非常乐意地去了，一点也没有要我们费心。晚上在大舅家做作业，他把头压得很低，靠练习本太近（这是他一贯的恶习，我多次纠正无效），大舅叫他把头抬起来，不要靠的太近。他却调皮作耍，说道：“怎么抬呀？就这么抬吗？”说着，他把头仰了起来，他的大舅拿他没有办法。
　　 在乡下大约读了两周，我们就把他的学籍转了上来，转学证书写的很清楚，父母已经在阜城工作，他应随父母就读。当时的晶体管厂肯定也出了证明，证明我们全家刚由乡下迁到城里。
　　 转学的手续还比较顺利，是他妈妈去办的。我们先找到原城北校长郭爱梅；又找我们的邻居、实小的李老师；再由李老师找实小的王克余老师，于是就插到王克余老师的班上了。此时郭爱梅已由城北小学调到教育局去，有一定的权威和关系。所以，转学的顺利也就理所当然的了。当时还交了数量不小的转学费，当然不像现在这样大得让人出汗，我还是承受得了的。
　　 在乡下已经读二年级，转到实小后当然还是读二年级，而不是报名从头读起。真是因祸得福，当时如果不是别人捣了一下，不到乡下周折一下，真的在实小一下就报了名，那么他就只能进一年级。今年（1999年）还在读大学三年级，我还得再负担他读一年，这对于已经64岁的我也是很不利的，真可谓是“祸兮福所依”。这倒也罢了，大不了他和我们再吃一年苦，也算不了什么。更为可能的是，小学拖了一年，机遇就完全不一样了，后面很可能会有什么变数，弄不好考不上大学也未可知。（我在将此文输入电脑时补言：后面的人生道路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2013?6?15于南京）
　　 他就这样进入了实小。可以说很不顺利；但是又可以说很顺利。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迂回战术以后，就一路顺风了。
　　 他进了实小以后，情况并不好，成绩时起时落。但是最使我们揪心的还是那肺门结核，在进入实小以后，还没有痊愈，我的一颗心总是提在手里，担心会严重起来。在服异烟肼期间，他的胃口是好了一点，但并不如李素珍说的那样胃口大开。后来结核病好了，停止服药，胃口就差了下去。在那个时候，我们所能做到的好菜（例如猪肉，也不是天天吃的）他都没有什么兴趣，饭吃的很少，身体非常瘦弱。从他能吃饭的时候开始，到整个小学六年，一直就是这样，成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心病。这六年里虽然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但小病却是不断的。头痛感冒，每年都要发几次。每次生病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我经常跑到他的班主任那里去为他请假。学习成绩平平，很不理想。
　　 在小学五年级之前，他突然变得十分顽劣，极为调皮和不听话。有时会为一件小事和两个姐姐或者和我们大吵大闹；有时会无端地生气和我们闹别扭。1984年，他的爷爷从南京来我们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对他的顽劣和不听话甚为恼火，把他称为好斗的“公鸡头”。有时他的爷爷不得不对他大声地呵斥。老人家在我们这里住的时间很短，是处于做客的地位，向他呵斥也是情不得已的。后来爷爷回到南京，他那“公鸡头”的绰号也被带到了南京，他的叔叔和姑姑就都知道了。
　　 最使我们恼火的是一次出逃。出逃是小孩子淘气或反抗所惯用的手段，但是他那次出逃的原因虽然如今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可以肯定并不是我们追打他的结果。当时他向外逃跑的时候，他的妈妈和大姐就跟着追了出去，边追边喊他回来。他不听，一个劲地往前跑。但终究跑不过大姐和妈妈，于是他灵机一动，躲到男厕所里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从男厕所里跑了出来还跌了一跤，被他大姐抓住。他的大姐狠狠地对他说道：“你跑，你跑！把妈妈追的跌了一个跟头！把妈妈跌死了看哪个来带你和照顾你！”还好，他还懂事，当即跟大姐和妈妈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出逃事件。虽然只有这一次，却令我们非常地难过和忧伤，因为一旦不能把他及时找到并把他带回来，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在小学五年级之前，我们对他没有十分抓紧，只进行一般的督促和管教。虽然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仍然很差，没有能力对他进行什么特别的营养补充（例如现在的什么初乳素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给他吃。不过，每顿相对好的菜都给他吃，只可怜偏了两个姐姐。 当时所谓最好的菜，也就是猪肉之类的东西罢了，这样的菜，两个姐姐是很少伸筷子去夹的。
　　 到了五年级，我们开始对他抓紧了。他的语文不错，似乎没有什么难题——我家的三个孩子差不多个个都是如此。对他来说，最难的还是数学。这不仅我家的孩子是这样，几乎90%以上的孩子都是如此。这主要是由阜中升学考试的数学试题来决定的。自从我到阜宁以来，就发现，阜中历来就是出数学难题考试的。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大家的错觉。语文题的活性比较大，尤其是作文，只要不跑题，一般来说不会得零分。但是数学题是刚性的，有可能得零分。所以，数学历来为家长所重视。因此，到了五年级， 我开始帮他提高解数学应用题的能力。根据老师教学的进度，我不失时机地出一些应用题给他做，同时还把他的大姐当年用的习题集找来点题给他做。然而没有多久，他就没有兴趣了。每次做不了几题就再也不愿意做了。这时我也不勉强，只做动员不强迫，不肯做就罢了。虽然离我的要求还差得远，离百分之百的把握差的更多；也远不如当年他大姐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强迫是没有用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听天由命吧。也许这样做会比强迫他做习题会好一些。现在我想，那时他作为男孩子，能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比他的二姐强多了。但实际上我还很着急很紧张的，我对他的二姐教育的失败，不能再在他的身上重复了。我拿他与当年的大姐比，和我自己当年比，却忘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了。他的五年级就这样过去了。我想叫他有中考的紧张感，他终究没能紧张起来。放暑假时，他的大姐也从大学放假回来了，我又叫她帮助他，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毕竟还太小，才十一岁，还正是贪玩的时候。所以，整个暑假也就只做了那么几道题。
　　 我焦虑地伴着他度过他的小学五年级之后，就把希望寄托在六年级这一年里了。不用说，这一年我对他抓得更紧了。还是和上一年一样，主要是抓紧做数学应用题。此时，他自己似乎也觉得到了关键的时刻，比前一年用功了。他的妈妈和外婆也都支持我，帮助我一齐抓他的学习。
　　 我的注意力是他在晚上做习题的时候，重点抓他的应用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所谓奥数题，很难解的）。我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直接点题和出题给他做，而且加大题量，试图以此来提高他的解题能力；另一方面，我自己找难题自己做，边做边讲解，讲述解难题的方法，以此来从根本上提高他解题的思维能力。然而他毕竟太小，虽然我想方设法，反反复复地给他讲，多方面的启发，收效并不大。做题的结果显示，他仍然缺乏独立解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对那些难题，必须要我先启发一下他才能做出来。但是，考试的时候我是不能在场启发的啊。所以，必须在短时间内培养他独立解题的能力，这就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然而，他似乎并不着急。每天晚上做题我抓紧一点，他就厌倦，不愿多做；对我启发式的讲解也听不进去。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不强迫不呵斥的原则，以极大的耐心每天晚上陪他先做完老师布置的习题，接着又点题、出题给他做。有时候老师布置的题目太多太难，我只好就着老师的题目边做边讲。就这样，每天都是相当紧张的。星期天我也尽量动员他做，实在不肯做，那也只好作罢。
　　 这一年的寒假和春节，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逼着他做更多的题目，但也没有让他玩得太多。总的来看，寒假过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最后一个学期，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了。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能让他做到晚上12点钟以后，已经够多，我不可能再另外出题给他做了，唯一能够利用的时间是星期天。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放弃了传统的解题方法，教他用方程式解题，这样就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对有些题也不好处理。因为有些题不知道如何设定未知数X，有的设定了X却又列不出方程式。连我自己也不那么容易地列出来，更不用说他了。但是，总体来看，用这种方法，大多数题目都能很容易解出来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投机的手段，是违背这种题目的本意的（这种题目已经不是纯数学意义的题目，实际上是一种智力题）。但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了，也不管老师是否认可这样的方法。他们的数学老师大概出于无奈，也教了他们这个方法，并称之为“最保险的万能的方法”。叫他们最后实在不会做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显然他们也怕阜中的老师不认可，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我估计阜中的老师肯定是不认可的。怎么办？阜中是非要考上不可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投机的方法是非用不可的。既要用这个方法，又不能让阜中老师察觉，就是被察觉了，也叫他们无话可说。
　　 怎么做才好呢？
　　 我叫他先在草稿纸上设定好X并列出方程式，再解出未知数X的表达式，最后得出X的数值。但是，在正式考卷上一定不能有X出现，这个过程也不能写在考卷上。用考题要求得的数代替X，例如：兔子数=（6＋12）/（1＋2）=6只。式子中的数字，不能在草稿上一次算好，必需保留式子在考卷上，在考卷上再做一次运算。这样的做法，老师明明知道你在投机，也拿你没有办法。我当时有点心虚，搞投机毕竟不光彩。但是转心一想，为了考上阜中就投机一次吧。现在我想，谁叫你出那种没有意义的偏题和怪题，我是被你们逼出来的，我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官员们做得我们就做不得？
　　 但是这样的方法他当时掌握了没有呢？他自己说是会做了。由于老师布置的习题实在太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占去了很多时间，哪里还有工夫做这种题目。没有办法，我专门选了几道典型的题目演示给他看，具体地一步步地教他做。并一再嘱咐他，当应用题实在想不出解题的方法时，就这么干。至于后来考试用到这个方法没有，我没有问，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答应他，只要考上阜中，我们给他买一辆自行车。
　　 我们在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他的中考。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他自己的信心似乎也不足。
　　 上考场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送他，也没有去接他，以免增加他思想上的压力。不过，他的大姐当时正放假在家，她可能去接送他了。但是那和我们去接送是不一样的，不会对他造成压力。上午考过之后，我们没有问他考的怎么样，以免影响下午的考试。
　　 一天下来，他很高兴。他自认为考的很好，有把握考上了。然而不幸的是，第二天突然宣布此次考试无效，因为考卷事先已经泄漏了出去。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考试太辛苦了。我们对此次考试事故非常痛心，很心疼他。但是一想，这又是万幸的。因为既然考卷已经泄漏，若不宣布无效，他考的再好，也敌不过那些已经知道考卷题目的差生，那启不是更糟？然而这毕竟是个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又要吃一番苦，又一次紧张的问题，还有一个几率问题。说不定第二次就考不好呢？这种事请也常有的啊。
　　 然而他终究还是考上了。考了193分，高出分数线4分，还是相当玄乎的。他是幸运的，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1989年就考上了。如果再迟一年二年，那就要我们花万元以上的银子，我们就要背上万元的债。
　　 我们虽然时刻关心着他能否考上阜中，但是他自己更急。他不像他的大姐那样自己不敢去看榜而要我去看，他自己早早地就去看了。当得知他已经考上阜中的时候，几乎是一路跑了回来，到家的第一句话是：“给我买自行车！”
　　
　　 五
　　 儿子在阜中开学时，不像大姐那样要我费心了。因为那一年他的大姐虽然还没有大学毕业，但“六四”事件后，学校提前放假在家，二姐也已经初中毕业，一切手续就由他的两个姐姐为我代劳了。
　　 第一学年，功课都不太难。但是他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我知道这时成绩最容易差的是英语。因为它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是另一个民族的、完全不同的语言。根据一般家庭的经验，一旦学生对它产生惧怕或讨厌的心理时，就再难学好它了。我们一家，从他的爷爷开始，历代外语都是好的。我自不用说，他的大姐从中学到大学，外语都是名列前茅的。二姐的外语在班上也是前八名的，后来才被人带坏了。我想，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晚上除了做完自己的作业外，我另外还要出题目给他做。这些题目有改错题，填空题，问答题等，都在他当时他所学的范围之内，他大部分都能做出来。有时候我抽几个单词出来叫他背，也不错，都能背出来。就这么着，我辅导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大姐，我就不再过问了。1990年以后，我担任阜雅电子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忙于技术和生产，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全交给了大学刚毕业的大姐，直到初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