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法国画家保罗·高更
　　
　　 一
　　 在通往祖父祖母坟茔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落在田野上的，仿佛不是稀疏的阳光，而是时间大片大片的积雪。荒芜的也不是冷寂的大地，而是春天。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悲凉。朝觐一对死去十余年的先人，与探望一个亲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跟在我父亲的身后——他端一把锄头，穿厚实的冬衣，后脑勺像个葫芦，浑浊的鼻声翻滚——我不知道他内心想些什么。父亲为这次元宵祭奠祖父祖母诞辰100周年，已经准备了13天。正月初三晚，父亲召集有祖父血统的男丁10余人，商量祭奠事宜。祖父在1995年去世后，我一直没上过坟。我说，我再忙也会早早赶来。父亲今年72岁，他要做他最重要的事。初四早晨，我姑父等七八人，开始买砂石、水泥、砖头，为祖坟翻新修葺。
　　 圆锥形的天空，它的怀中空无一人。我有理由相信，那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怀抱：稠密的黏液，墨黑的扩散的河水，消失的回声，油菜花慢慢上升又迅速返回的焰火。它要拥抱什么呢？田畴像一张撒开的渔网，阡陌如织。油绿的白菜。抽出白色花苞的李花，一团一团的，粉细，匀称，压在枝上，弯曲，欲坠。泥浆黑色。马兰头扑在地垄，吐出一团团的雾气。一条小路沿山边，没入茅草丛中。
　　 这个春天，我回到了血液中的源头。在整个旷野中，即使孤身一人，也不是孤单的一个。光，春天，村庄，先祖，河流，它们不被窥视，它们的动脉与静脉都会在这个人身上密布。我无数次陪祖父走过这条路——中蓬、水头、山底、夏家墓、钱墩——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走，从13岁，我入郑坊中学读书，泥泞的弯道就这样蜿蜒。我没有想过这路边的山冈，最终会是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我熟悉这样的春天，田里的泥土还在沉睡，红花草与天空的蔚蓝呼应，野草青涩的气息在空气中滚来滚去。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完全到来，桃花刚刚跃上枝头，芽孢是春色的乳头，和煦的风伸出长长的舌苔，一遍又一遍地吮吸。我记得山底的坡上，有一个草坪，养蜂人过了元宵，用东风车拉来蜂箱和帐篷，在草坪上落户。帐篷是厚厚的油毛毡，黑色的，盖在毛竹搭的矮房空架上。养蜂人从农户家借来竹床，把蜂桶一个一个依序排好，蜂箱一列一列摆出方阵，群蜂在村前的油菜花上萦绕——春天突如其来地跳进了我们的生活。养蜂人说上海话，软绵绵的。养蜂人的生活让我们好奇：脸上蒙着薄薄的白纱巾，手上戴着棉织手套，烧菜的时候放一勺白糖，橱柜里是灌满蜂皇浆的玻璃瓶。棉织手套我见识过，我小学的语文老师有。语文老师是个女的，还未婚，叫全初圆。冬天，她提一个火熜，戴一双棉织手套，坐在教室里给我们朗读课文，她板书的时候，就把手套脱下来，放在案台上。我很想得到一幅这样的白手套。我这样想的时候，冰冷的手仿佛会突然暖和起来。有一次，我把一双旧袜子剪下来，用针缝成手套的样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写作业时，戴上。手套是五颜六色的，手背上有一个破洞，蚕豆一般大。说是手套，不如说是两个布兜，手套进去，手指伸不直，卷曲着。
　　 我和强佬经常放了学去养蜂场玩儿。强佬手脚都很大，走路哗嘚哗嘚，泥浆在脚底下溅开来。即使是冬天，他也穿一双汽车轮胎皮做的鞋，单裤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一天，我对强佬说，我们向养蜂人要一双手套吧。强佬说好啊，他不给，我们就用尿射他蜂箱，把蜂淹死。我说，拉尿不行，蜂叮鸡巴怎么办？还是挑一些石灰撒进蜂场，把蜂毒死。我们并不会想到毒药，以为石灰可以像毒鱼一样毒死蜜蜂。一路上，我们想了很多作弄养蜂人的恶作剧。我们到了养蜂场，养蜂人并没有搭理我们，手上拿着蜂槽，坐在木板凳上，准备刮浆。强佬个头比我高大，站在我前面，对养蜂人说，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一双手套。养蜂人是熟悉我们的——他每年春天都会来枫林，我们在养蜂场也一直玩到东风车把他带走。除了身高、嗓音，和鼻子里稀稀的清涕越来越少以外，我们几乎没有变化。养蜂人说，你要手套干什么。我紧紧地缩在强佬身后，把手抄进袖筒里，仿佛他问的不是手套，而是想看我的手。强佬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养蜂人说，给你一双手套可以，不过你要给我两斤泥鳅。
　　 回到家，我从楼上翻出鱼窠，提一个木桶，往水头走。对我而言，捉两斤泥鳅不是一件难事。我大概在七八岁，开始学习用鱼窠兜泥鳅的技艺。鱼窠是竹篾丝编的。祖父把泡了半个月的毛竹从门前水坑里捞上来，用柴刀劈成两半，再剥成丝，坐在门前的院子，编鱼窠。鱼窠是葫芦形的，窠口往里收缩，泥鳅游进去了，就别想出来。每年的春天，桃花汛泛滥，雨水梳洗着晦暗的大地，从山垄汇集而来的水流咆哮，扑打菜地、田畴、高而窄的水渠，竹笋疯狂地飙长，田野已经翻耕，油黑和葱翠的色彩在枫林这块调色板肆意地汪洋。祖父通常在深夜，背一箩筐的鱼窠，到水头的沟渠里兜泥鳅。祖父把小水渠筑个小坝，使水形成一个有落差的水涡，把鱼窠埋在水涡的尾部，再把上游的水断了，泥鳅一边游一边退水，全落进鱼窠里。第二天，祖父起个小早，背个鱼篓，收泥鳅。最多的一天，能收20多斤。我跟在祖父身后，提一个松灯，黑魆魆的山峦耸立，豆大的星光细雨般撒落，泥土吐出清新的气息，蛙声一阵紧似一阵，水浪一样似远似近。松香冒出浓黑的烟，一圈圈。潮湿的，粘连的，略带春寒的夜风，一直在这个少年的内心回旋。我很想知道，那样的夜晚给少年带来了什么——这些能否构成他30年后怀乡的理由，成为他墨水的源头？
　　 强佬大我两岁，住在我家后面，我站在后院，可以看见他家斜斜的、低矮的屋顶。他妈妈是个说话语速很快的人，我叫她东莲奶奶。小学的东面是一块菜地，有许多荒草茂盛的坟墓，也有许多柿子树。叶子泛黄的田埂豆，夹杂着青葱的水稻，在饶北河两岸铺展。柿子树挂满青黄色的柿子，黝黑的树叶披挂下来。在初秋之际，大自然把浓烈的颜料的浆水，肆无忌惮地向原野喷射，仿佛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内心全部的激情用完。我家的米枣已然熟透，枣皮上尽是紫红的斑点，像醉酒似的。我用书包兜一碗米枣给强佬吃。我们边吃边往柿子林走去，他的肩上扛一根竹篙，他赤裸的上身布满桐油一样的汗水。我们是去偷柿子的。他爬上树，用竹篙打，我在地上捡，捡满一书包回家。青黄的柿子不能生吃，有涩味。我煮半锅热水，倒进缸里，放一小碗盐，把偷来的柿子泡在盐水里，用沙袋盖上缸口，储藏半个月，柿子又脆又甜。在整个年少时期，我没有发现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是的，我们的年龄那么小，胃像个窟窿，怎么也填不满。我们对吃的智慧，与生俱来。除了读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寻找食物上。山楂，黄瓜，猕猴桃，毛冬瓜，野刺梨，乌饭果。我们还去捕田鼠，捕黄鼠狼，用猪肝片钓甲鱼，掏鸟窝。一次，强佬对我说，雷公蛤蟆可以生吃。我们坐在我家门口的大樟树下，蝉声如鼓，炽烈如火。我说，我没有看过雷公蛤蟆，是不是石鸡？强佬把矮墙上的石头一个个翻开，一个大拇指模样的蛤蟆扑在阴湿的泥里，头呈三角形，有灰黄色斑点。强佬说，这就是雷公蛤蟆。他摘了一片南瓜叶，用手拍烂，把雷公蛤蟆包起来，头往后一仰，蛤蟆塞进嘴巴，吞了下去。他说，有一口酒就好了。而我死活都不敢吃。
　　 不知是哪一年，在饶北河岸的荒洲上，垦出一片玉米地。直到我家从生产队里分了一担玉米，我才知道有那么一片地。我和强佬沿上游走，走了三里多路，一片倒伏在沙洲上的玉米秆让我们惊喜不已。原先我们是想捡拾一些玉米的，强佬说，玉米秆有甜味，可以吃。我们坐在垄上，太阳白花花的有些晃眼，麻雀一群群飞来又飞走，四野寂静，虚无的嗡嗡嗡的声音笼罩着。我们把玉米秆一节节地剥下来吃。强佬说，你吃过高粱秆么？玉米秆比高粱秆甜多了。我说我吃过甘蔗，甘蔗的样子和玉米秆差不多，但比玉米秆甜。强佬说，吃甘蔗要钱，吃玉米秆不要钱。强佬又说，明天放了学我们再来吃，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把这片玉米秆全吃完，够吃两个月的。我们一直吃到太阳滚落山冈。我们吐出的口痰有淡淡的血丝，腮帮红肿得鼓起来，口腔和咽喉有火苗烧的痛。回到家，一家人正在吃饭。我的鼻血蚯蚓一样从鼻孔里爬出来，怎么也止不了。我母亲慌了。我说我吃了一个下午的玉米秆。隔了一个星期，我们再次去玉米地，已是荒野一片，牛低着头，啃食玉米叶。我们有些失望，我们储存的幸福仿佛一下子被人掏走。饶北河亮亮的水光使天空明净起来。我无所事事。整个村庄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没有几个。我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坐在强佬家的门槛上，等他砍柴回家。他家只有两间房子，一间是他哥的卧房，一间是厨房和饭厅。他哥已经结婚，他嫂子是村本的。他和他妈妈睡在阁楼上。我记得有一次，他家请木匠师傅，东莲奶奶煮面条当点心。面条只有一碗，是给师傅吃的。东莲奶奶说，老六（我的小名），你喝一碗面汤吧。面汤上漂着一层辣椒油，浮着几朵葱花。我说，我想面汤泡饭吃。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我打开她的饭甑，空空的。她说，我去借一碗来。她端着空碗，出门借饭。
　　 强佬的父亲是哪年去世的，我忘记了。我记得的是冬天。那年的雪异常的大，瓦楞上挂着冰凌。田野上冻死了许多鸟，黄鼠狼时不时跑进鸡圈里偷食。强烈的雪的反光，使天空有些灰暗。他父亲死后，他再也没有上学。他被饥饿所折磨。他只有十来岁，他每天上山砍柴，把柴卖给窑场。强佬直到现在还没有娶妻成家。他的房子已经完全倒塌。他哥哥盖了新房。他母亲成了青光瞎。他母亲已经八十多岁，躺在摇椅上，很少出门，就是晒太阳，也要人搀扶。强佬三十岁那年去了浙江温岭，出海捕鱼，一直没有回枫林，。我之所以对饥饿没有更多的印象，是因为我有一个无比勤劳的祖父。我有九兄妹，我是我祖父的第四个孙子。当然我不能说我父亲游手好闲。我父亲是个大队会计，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是全村打得最好的。但他并不会干农活。他是全村惟一不会干农活的农民。祖父在山坞里开了几块很大的山地，种满菜蔬。他还到几里外的荒山上垦荒，种红薯。霜降后，我家的地窖堆满红薯。这些红薯是冬季和春季的口粮。红薯有四种。白皮的是浙江薯，叶子灰白，梗也灰白，肉白，甜脆，模样和地瓜差不多，适合生吃；坚硬，连牙齿也咬不动的是石头薯，破皮处，会流白色的汁液，熟吃有粘粘的口感，适合煮粥和焖食；皮红，肉有南瓜的纹理，叫南瓜薯，吃起来软塌塌，糖份少，却个大，是猪吃的上好料；皮红，肉黄，没有纹理，是红心薯，淀粉多，是用来机碎做淀粉的。我二哥把洗净的红薯倒进一个大木桶，用大铁铲把红薯舂成豌豆一般大，在竹篾垫上晒干。母亲蒸饭的时候，一半米一半红薯粒，参合在一起蒸。早饭则是红薯和黄粟米焖粥。而我祖母控制着家政大权，管着一家十三口人的吃饭穿衣。我父亲很多时候是酒意懵懂回家的。
　　 晨光把夜晚的黑衣，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天空肿胀，翻白，有琥珀的质地。祖父挑一担粪萁，手里拿个铁锄，满村捡拾牛粪狗粪。祖父起床，我也起床，坐在院子里，朗读课文。傅姓没有家族，祖父也只有一个儿子，傅家是孤寡的一家。我祖父对我父亲的溺爱，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我父亲面前的威严也是不可动摇的。大哥已经参加工作，在公社的农机站开拖拉机。当年我父亲是极力反对我大哥去湖村共大读书的，说家里的负担承受不了。祖父说，你不让旭炎（我大哥）读书我就不干活了，你自己读书都读到十八岁，怎么能不让自己儿子读书呢？尽管我母亲十八岁嫁入傅门，但一直是个小媳妇，对家事没有什么发言权，就连去她娘家拜年，她也无权过问要带些什么礼物。这种处境直到我祖母在1993年秋去世，才完全改观。我三姑父在今年正月，在我家还说，傅家有两个人是值得特别尊敬的，一个是我祖父，另一个是我母亲。这个即将退休的小学教员说，世上很难找到比嫂子更能受委屈的人，这是大境界，大包容。
　　 二
　　 我就读的小学离我家有一华里。在去学校的路上，有一户人家，是我每天要去的。那是一座泥房子，矮矮的，门前堆着木柴，后院是一片菜地。菜地上有一棵老桃树，一棵板栗树。开春，桃花红艳艳的，仿佛对我们怒吼。我们远远的就能听到这种重金属相互击打的声音，哐当哐当，刺耳，有破碎感。桃花，一个在乡野凋敝的宿命论者——它的盛开虽然有繁密和喧哗，但是多么的干巴巴，甚至冷坐高枝，有绝世的华美，也有绝世的高孤，它过于高蹈，以至于与枫林简朴、肃瑟的风格相疏离。当然，我并不是对桃花感兴趣——我家大院有一棵，树杆开叉，虬曲，树蔸流浓浓的粘液，捏在手上软绵绵的，有绵长的香味——我感兴趣的是这泥房子里的地道。
　　 这是我迄今惟一见过的一个地道。不过，我只进去过一次。地道口在矮房内厢房的书桌下。内厢房的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叫信，姓胡。他已经高中毕业。吃过午饭，我和强佬就往信家里钻。他的父亲用很长的烟杆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按住胸口咳嗽，声音沉闷，冗长，是头伸进土瓮里咳嗽的那种。他的眉毛浓厚，边角很长，眼睛有一层灰色的眼翳，样子有些恐怖。他躺在躺椅上，光着双腿，注视着每一个进他家的人。厢房很暗，即使是中午，也亮着电灯。灯台是子弹壳做的，黄铜的色泽显得浑厚。信皮肤白净，穿一件短袖的白衬衣，和一条黄色灯心绒的短裙式样的肥短裤，踏一双木屐，有一头蓬松浓密的头发，和一口洁白的牙齿。这是我脑海中的有别于乡村的印象。枫林的年轻人，一般是光脚，上身赤裸，腿上有干结的泥浆或猪粪，头发堆叠在一起，牙齿有黄垢。他厢房里摆着一架缝纫机，一张书桌。墙面用报纸糊了一层，贴满了他自己画的单色画。有列宁、马克思的炭笔画，胡子又长又密，眼球微微凸出；有抽烟杆的老人，蹲在地上，手指粗壮，青筋暴出；有穿长裙子的少女，头发卷曲。信高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画一张速写，在白纸上，用铅笔唰唰唰，看我们几眼，又唰唰唰，好了。但他的地道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最大的限度就是把书桌底下的地道口打开，让我们看一眼。地道口是用木板盖着的，盖子一打开，一股阴冷的寒气往我们脸上冲，源源不断，嘀嗒嘀嗒的水滴声有破空的重量，似乎悬在空中，不愿滴落，一旦滴落，回声冗长，沉重，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毛竹筒，毛竹筒连着一根电线，把毛竹筒放在耳朵听，有轰轰轰的声音。信说，谁进了地道，我把毛竹筒放在耳朵一听，就知道。地道一直通到桃树底下。有一次，我把家里的自行车链条脱下来，给他，说，我链条给你，你让我进一次地道。他笑了，把链条还给我，说，地道和山洞差不多。他领着我，从书桌下的道口，爬下去。地道布了一根电线，亮着黄黄的灯，阴冷潮湿，水滴不时地滴进脖子。地道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神秘，也不像电影中的那样，四通八达。这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他的地道没有人敢进，他的桃子没人敢偷。据说，他的后院埋着自制炸药。有一年，一条狗跑到他后院里找东西吃，轰，狗当场炸死，身子七零八落，狗头飞到邻居的屋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