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痴迷的，还有他自制的手枪。在我们沉醉于弹弓的阶段，他的手枪让人惊骇。枪管是半米长的空心管，枪膛是用自行车拉链做的，助射器是弹簧，子弹是铁钉。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他制作的手枪，三块钱一把。他像个乡村骑士，傍晚时分，他提着自制手枪，到饶北河的河滩上打鸟。河滩有茂密的洋槐林，灰雀，白鹭，成群成群地觅食和嬉闹。河滩，这是一个与神坻相媲美的词。它的外延是：丰美的水草，牛群，四处奔跑的孩子们，枝头上困倦的打瞌睡的鸟，石头铺就台阶的埠头，缓缓的水声，清晨或者傍晚渐渐弥散的薄雾，流动的晚霞，秋天被风吹拂的芦花，放鸭少女的歌声……在打鸟之前，信先游一会儿泳。他的内裤是白色的，没有松紧带，在右边开一条缝，用缝边上的白带子打个小结系着。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和缝制的。他是那样的怪异，就连内裤也和我们的不一样。他站在埠头圆滚滚的石礅上，双手扩胸，弯腰压腿，双手伸直，一个俯身，跃入水中，双脚鱼尾一样摆动，一眨眼，他就游到了对岸。他在水中闭气的时间，是我们村里最长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十来个，跟在他的后面，去河滩打鸟。他一枪射去，嘭，鸟一个跟斗从树上栽下来，鸟身被射穿。
　　 信似乎没什么朋友，除了我们这样的小孩跟在他屁股后面，几乎是独来独往的。他在供销社上班。说是供销社，其实是一个小商店，只有一个柜台和一个货架。柜台比我的个头还高，我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货架上的东西。我母亲烧菜的时候，摇摇酱油瓶，空了，给我五分钱，说，去打瓶酱油来。我们家很少用酱油，一般是用自己做的豆酱。把黄豆泡一天，蒸熟，用簸箩晾开暴晒，用皂角树枝盖着，黄豆发酵霉变，收进酱缸，加盐、椒粉、八角、茴香，在太阳底下再暴晒一个月，酱就熟透了。豆酱可以做调料，也可以直接下饭。那时，我总觉得豆酱不如酱油好吃，偷偷摸摸地用酱油、猪油伴饭吃。酱油饭有些金黄色，猪油泛着光，一下子把人的食欲调上来。可惜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酱油饭，因为猪油只有到年前年后才有，其它时间都荒着。我打好酱油，却不愿离开柜台，眼睛死死地看着货架，脚挪不开半步。货架里有包好的糖果，红沙塘，冰糖。货架很高，一直耸到阁楼，摆着各色日常用品和副食品。柜台上码着一板一板的布匹。小商店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闲散季节，男男女女都爱站在门口，闲杂地聊东聊西，一杆黄烟在众多的手中，传来传去。尤其是春节，地上都是糖纸，甘蔗渣，烟蒂，口痰，南瓜籽壳。谁家吃饭时少了一个人，准能在这儿找到。
　　 小商店有一个木格窗户，光线混浊，有冷嗖嗖的气息。窗外是村里的惟一街道，街道另一边却没有房子，是一条一米宽的渠。所以枫林街叫半边街。渠的外面，是肥沃的田畴。这条街道有三华里长，一个路口有一条弄堂往山边伸，房子就这样牛屎饼一样摊开。小商店在街道的中间路段，与我家、信家，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信坐在高凳子上，没人买东西时，就看电工书。
　　 有一年冬，供销社失窃。信深夜跑到我家，满脸惊慌，对我父亲说，店里失窃了，窃贼逃脱了，这是是天大事，我怎么负责得了。我父亲穿一件旧的军用大衣，往店里走。那天有鹅毛大雪，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父亲说，信，失窃的事，你还跟谁说了。信说，你是第一个，还没对其他人说。信又说，我看见是个女的，长头发，没看清脸。我父亲和信一起，清点了货物，并没有失东西，只是木格窗被砍烂了。他们打着手电筒，沿雪中的脚印，寻贼迹。脚印从店门口拐一个弯，往小弄，在黄鼠狼伯伯家门口，断了。我父亲说，回去吧，已经知道谁了。信说，要不要去公社报案。父亲说，不要了，东西还在，一个女孩子的名声还是留着吧。第二天，信雇了个木工，把窗户用钢筋封死。村里人也知道供销社进了贼，家家户户有些惊慌，但表面平静。
　　 第二年的夏天，黄鼠狼伯伯的女儿过门嫁给了信。我父亲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很是想不通，也没多问。但村里闹贼，一次比一次凶，大队办公室的钟、裁缝师傅家的缝纫机、电话线、生产队里整包整包的水泥，接二连三地失窃，大家却束手无策。我们都怀疑是进村讨饭佬干的。我们村里，每天都有外地来的讨饭佬。他们的装扮没有差别：戴长耳朵的棉帽，手拿搪瓷碗，背长筒棉布袋。我们给他一酒杯米，或一碗热饭。直到秋后，机米房旁边的变压器被偷，县公安局来了人，才真相大白。信被他父亲扭送到大队，被一辆吉普车带走。全村的人都懵了。怎么可能呢？信被判了四年。信的父亲一夜白了头，身子佝偻。信的老婆住回娘家，一年不到，跟一个山里人跑了。山里人是有老婆的，她住在偏房，三天两天挨打，但就是不回枫林。信的老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她有一头很长的头发，扎一条拖到屁股的辫子。我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我听我父亲说过，她跟的那个男人，后来被判重婚罪，在劳改农场割草养牛。有一年，我父亲去山里买木炭，看见她和那个男人生的两个儿子，用木桶到沟里抬水，个头比木桶略高一点，上坡时，木桶往后滑，人摔倒在地。
　　 1983年是实行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在小镇郑坊上中学，读初一。现在的枫林，山上都是一些茅草，地衣植物，灌木也是矮矮的——在1983年初春，山上都是钵头粗的松树、青白色桉树，还有茂密的板栗林，以及山雀喜爱在上面做窝的梓树。风吹过去，山坳有海浪一样的汹涌和呼啸。那年夏天，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决定把树全部砍伐，按立方米，分到各家各户。因为只有荒山，才便于实行山地承包。对于枫林，这无疑是一场恒久的灾难。但没人反对。大家把分到家里的木头，用来打家具，盖简易的泥房。记得梅雨后的树林，有铜钱大的蘑菇，我们提一个竹篮，捡拾蘑菇。厚厚的地衣松软，大地完全复苏的气象使我们浑身燥热。山蕨抽出筷子长的芽穗，粉粉的，在风中一摇一摇。映山红殷殷地开，从这边的山坞一直连到另一边的山梁。太阳和煦，不远处的田畴插满秧苗，清清朗朗。菜地边上的荆条花，粉细，嫩白，小云朵般，一层铺上一层。也是这一年，我大嫂嫁入傅家。我大嫂珠润玉圆，是个乡村美人。也是这一年，兴佬出狱。但他并没有回到枫林。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信有一个哥哥，叫封。他父亲隔三差五来我家，对我父亲说封虐待自己，不给饭吃。他父亲边说边脱上衣，后背露出一条条竹梢鞭痕。鞭痕交叉，重叠，有淤血，紫黑。他父亲几次哭得身子抽搐，说，我不该把信送进去，是我害了他，我没想到封是个畜牲。他对我父亲说，当年偷缝纫机，偷电话线，偷变压器，都是封干的。他父亲说：“我贪念封有两个小孩，封进去了，小孩怎么办。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封就是挨枪子，我也不会把信送进去。”
　　 信回到村里，已经到1993年，我都参加工作四年了。封全家离开了枫林，在上饶市租房子住。但封经常回枫林，带一些说贵州话的女人来，介绍给村里的老单身，一个收伍千块钱好处费。封穿花色或大红的衬衣，皮鞋光亮，头发油光。封的老婆摆地摊，卖些发夹、头花、木珠手镯。信在家里摆了个自行车修理摊，晚上修电视机、收音机。他的地道被他父亲堵了，用来做红薯窖。他家的桃树早砍了，桃木做了香火桌，他父亲整天点着菜油灯，供佛。信还带回一个女人，和一个刚上学的男孩子。女人会抽烟，短把的，一根接一根。信的头发变了麻色，剃个平头，劳动布的夹克洗得发白。他挑稻子，腰弯弓一样，只挑半担，箩筐来回地晃。他几乎不说话，看见人，嘴角往两边拉一下，算是微笑，打个招呼。没事的时候，信坐在门槛上，望着天空发呆。村里谁家电视没有信号，信就背一个工作包，端一架楼梯，上屋顶，重新架天线。他不收钱，也不吃人家的饭，修好了，走人。他走路低着头，身子往前倾，他不再像十多年前一样，边走路边吹口哨。那时他的口哨吹得多么嘹亮，吁吁吁，有旋律，犹如一群阳光下的鸽子。他去饶北河游泳，手上托着一叠洁白衣裳，折得工工整整。我们跟在他身后，啊啊啊，一路呼叫。
　　 我好几次回老家，都想去信家玩，但一直没有适合的藉口。甚至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他把旧房拆了，盖了一栋三层楼。旧房的前墙还留着，看起来，新房是套进去的。新房的红砖头裸露，窗户只有窗棂架子，钉上塑料薄膜。信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枫林人，与别的枫林人没有区别——走路时，脚抬得很高，用力踏下去，有仇恨似的，皮鞋会咯吱咯吱响，挽起裤腿，双手用力往后甩。他有他父亲一样的咳嗽，能远远的听到，像从地里冒出来，潮湿，有寒气。是的，他本来就是枫林人。而我曾经固执地以为，枫林不属于他，他生活在这里，或许是一个误会，是生活把他修改成了枫林人。
　　 三
　　 是的，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修改呢？一个人，一座村庄，一个国家，时间的手轻轻地拂过去，便落满灰尘。被这灰尘里掩埋着的，我们已无法知晓。或许，生命都是渺小的，更不要去说伤痛。当我在妄说灰尘，是多么的可笑。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中国浊流汤汤，相互交汇。2月13日康有为改保皇会为民主会。2月台湾澎湖到处发生虫害疟疾等灾害，严重饥荒；东南数省灾情严重，连续出现抢米风潮。4月，日本在华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广泛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5月，孙中山发起的黄冈起义失败。8月31日，张继、刘师培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实为无政府主义。10月17日，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并宣称：“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政宪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等上书朝廷，请速开国会。
　　 这年的元宵，饶北河的岸边，方圆十里千余号的男丁在板龙灯。龙灯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家家户户的女人把篾片削成筷子粗的长条，编织成葫芦形的灯笼，用大红的纸糊上。当地的老先生是最忙碌的一个，在各家的灯笼上，用正楷写上：元宵某门府第。板龙灯从下午三点开始，一个一个村庄地游过去，像条火龙。尤其在晚上，小孩扯着妇人的衣角，老人的手里端着糕点，鞭炮一家接一家地炸响，在村口接龙灯。鼓声喧天，人声鼎沸。灯光延绵几华里，把天空映照得绚丽多彩。傅家的大门上挂着“清河府傅门”的大红灯笼，碗口粗的蜡烛在香案上已经燃了两天。四十岁的傅文标坐在太师椅上，扎一条长辫子，戴一顶绸面的小圆帽，面朝门前黑漆漆的田野，吸水烟。一声高一声低的婴儿哭声，从厢房里不时地传来。傅文标拿出生辰簿，磨好石墨，用小楷工工整整地记上：长子元灯，生于1906年元宵夜。十一代单传的傅文标，中年得子，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叫他老母烧了两大锅面条，连夜宴请四堂八邻。
　　 元灯，元宵之灯，吉庆祥和。元灯在1970年农历4月13日，成了我的祖父。我能记忆（记忆是另一种见证，衰老的，虚幻的，像一滴干枯的墨水）的是他的老年。他爱吃糯米食，粽子、麻子馃、糯米饭、糯米浆馃，他百吃不厌，他用蓝边碗盛，嘴巴张得像个窟窿，麻子馃整个塞进去。他七十来岁，牙齿落光了，头发也落光了。他坐在八仙桌的上座，小口小口地喝自家酿的谷酒，脸上泛着酒晕，他空瘪的嘴巴，一拱一拱地吃煎辣椒。喝一小口酒，吃一个辣椒，是他对生活的惟一要求。他满足于他子孙满堂的生活。
　　 在他20岁以前，我祖父因殷实的家境并没有遭受过多的苦难。他四处赌钱，但从来不赢。他偷偷地变卖稻谷以作赌资。他父亲的田产足以维持二十人的生活，而他是个独子。他个头矮小，酒量惊人。他天天呼朋唤友，不是上山打猎，就是寻人斗殴。他是个农民的儿子，却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是的，一个渺小的人，即使生活富足，在一个浩劫的时代，他也必然历尽浩劫。1927年，在我祖父的大女儿出生不久，我的曾祖父死于疟疾。第二年，我祖父的妻子也因感染流行性瘟疫而去世。我祖父多次和我们谈起当年瘟疫流行的恐怖情形。郑坊以西，春夏之交的五月，稻子泛青，路上每天都有抬尸体的人，有时，一天有上百副木梯子抬死人。饶北河两岸，是人烟密集区，有1万余人。疟疾的大流行，棺材店一夜卖空。有的家里，一天死一个，要不了几天，就灭了。有的家里，一天送两个上山。埋人都埋累了，后面死的人，干脆不埋，也不要棺材，放在木梯子上，用草席遮盖，扔进石灰窑的废坑里，一个叠一个，满满的一坑。坑边上，游荡着一群野狗。有的人，举家逃进深山，搭建茅棚，打猎为生。我祖父抬着结婚三年的妻子，往古城山的窑坑走。他的妻子还有微弱的鼻息。他的妻子穿上大红的结婚棉袄，身上绑了一圈铁丝，躺在木梯子上。他的女儿，即我的大姑，刚刚学走路。
　　 也是那几年，方志敏在赣东北建立了多个苏区，在与饶北河一山之隔的葛源，建立了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饶北河两岸作为粮食的主要产区，无疑是双方力量争夺的焦点地区。土匪、地主、红军、白军，各种势力在角力。枪声一响，村里的人扔下手中的活，往山上逃。在无数次的逃难中，我祖父对1930年冬的逃白军，念念不忘。1930年12月8日深夜，方志敏指挥的红军与邵式平指挥的红军，合围上饶县城，歼灭白军500余人、缴枪500余支。当时的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刊登新闻：“……是役，上、玉、广、横各县武力，丧失尽净，难以恢复。县长化装逃出，现仍住常山旅次，不敢回县……”溃散的白军，洪水一样劫洗上饶县北部乡镇。方志敏的部队从灵山脚下的茗洋出发，经望仙，驻扎在上枫林。溃败的白军驻扎在下枫林。一个村庄，两支军队，打了半个月的战。白军看见老百姓也打。我家在村子的中间，是激战的地方。我祖父背起他三岁的女儿，往山里跑。白军在他身后追，子弹呼呼地响。我祖父逃到后山的拱桥，跑不动，就躲到桥下的水坑里，捡回一条命。我祖母对我祖父的这段经历，颇有些不屑，说，这有什么，我逃白军，挑一担箩筐，一夜走了六十里山路呢。我就不相信，逃难的人还走不过逃军。我祖母那时还在望仙的沙洲，做一个人面桃花的寡妇。我祖母八十多岁的时候，我还能在她身上，寻找到她年轻时俊俏的容颜。她有宽阔大气的脸，眉宇俊朗，肤色白皙，身子高挑，一双小脚走细碎的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