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是祖父的续弦，叫姜荷荣，出生地是华坛山姜村，娘家是势力颇大的财主家族。祖母生于1907年正月14日，比我祖父早一天。祖母祖父生日是连着做的，要做八个大餐，是我们村里惟一的。我祖父祖母做八十岁生日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八十多人，真是枝开叶散，无比繁茂。我祖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勤劳、仁厚之人，是得益于我祖母对他的“改造”。1934年，沙洲漂亮的寡妇颠着小脚，走三十里的山间小道，嫁入傅家。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祖母还谈起这件事。她说，我有轿子也不坐，我走路，是我作好了白手起家的打算。
　　 村里有一个恶棍，叫曹富，家里穷得连个米缸也没有。我祖父受够了他的欺负。我祖父的油山年产五担茶油，山地能种四担黄豆。年冬，茶油出榨，曹富拿一把杀猪刀，提一壶酒，坐在我祖父的饭桌上。曹富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摆，兀自喝酒。一壶酒喝完了，说，元灯哥，你帮我挑一下，我酒喝高了，走路打晃，没力，只拿得动杀猪刀。我祖父要一担油才能打发他走。我祖父挑着油，他跟在后面，他唱着小调，不断地打嗝。我祖父多次想谋杀他，谋杀计划都成熟了，就是不敢下手。我祖母来到傅家，操持着家政大权。曹富对我祖母并不了解，只听说她是一个强悍的女人，但没有见识过。年冬了，曹富照例到傅家勒索，他的脚刚刚跨进大门，我祖母用一个大秤砣砸向他的脑袋，他当场倒在地上。我祖母端出一木桶刚上锅的热水，要往曹富身上浇下去。曹富跪了下去，说荷荣嫂，我千错万错，碰到你是我的大错，你饶我一次，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我祖母罢了，叫出躲在厢房的三个大男子，说，你们认认这个恶棍，以后这个恶棍再来我家，你们就废了他。这三个大男子是她娘家的长工，个个手拿杀猪刀。曹富哪见过这等阵势，吓得号啕大哭。
　　 家里的钱粮，都由我祖母掌控。我祖父照例在外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我曾祖母说，荷荣，你管一管元灯，他赌铜钱输了几担谷子了。我祖母也装着没听见。到了腊月，债主来要债，我祖母说，元灯，你欠了哪些东家，你一起叫来，我明天烧一餐饭大家吃吃。债主坐了一桌。我祖母好酒好菜地招待，就是不说钱的事。吃完饭，我祖母拿出木棍、藤条，说，元灯欠的赌债，我是不会还的，你们现在把元灯的衣服剥了，把他的衣服抵债，还不够的话，就用木棍抽他。债主傻眼了，我祖父也傻了眼。我祖母说，傅家人丁单薄，只有元灯一人，自己家的田产都守不住，不是受人讹诈，就是被人圈去赌博，你们要钱没有，元灯的命有一条。债主们鸟兽散了。此后，我祖父再也不去赌博，也没人和他赌。祖父对祖母的敬畏，一直到八十多岁，也没有改变。我祖母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连村里的泼妇也怕她。她从不犯人，若人犯她，没有好果子吃。她颠着一双小脚，端一碗浓茶，坐在路边，祖宗三代地数落。她的开场白一般是这样的：“我还怕你？你这个畜牲变毛的东西。我什么人没有见识过？方志敏的老婆来沙洲，还和我睡一张床呢。她可是个大官的老婆。别人怕你，我不怕，我一副老骨头没什么值得怕的。白军、土匪，我都躲过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更不怕了。我奈何不了你，共产党可以治你。”我祖父也不敢惹她。但她喜欢找她老公打嘴仗。她说，是我不嫌弃你，才来傅家，没有我，你盖得起房子么？我祖父一声不吭，我们在边上咯咯咯地傻笑。祖父见我们取笑他，一筷子落在我们头上，说，女人就跟苍蝇一样，嗡嗡嗡，又不会咬人，嗡几声，又飞走了。祖父也有被嗡嗡得不耐烦的时候，哗的一声，把碗摔在地上，说，我不种地，你吃什么，我以后就不种地，让你饿死。说完，他端一把锄头，去菜园了。我一家十几口人，菜都是祖父种的，直到他八十六岁，下不了床。
　　 祖屋在解放后就拆了，建了一栋大房子，有两个大院子。后院有两棵米枣树，一棵橘子树，南院有两棵柚子树，一棵桃树。我兄妹多，表兄妹也多，但没有人敢私自摘果子吃，就是我父亲也不敢，更不要说邻居的孩子。要摘，必须要得到祖母的同意。在院子里，祖母坐在矮凳上，边上摆一个笸箩，做针线活。我祖母有午睡的习惯，她一上床，我们就拿竹篙打果子。不知什么时候，祖母站到树底下，憋着脸，手上拿着竹梢。我们魂飞魄散，四散而逃。果子熟了，祖母叫上所有的表兄妹来吃，用麻布包袱，兜一些回去，也分一些给邻居吃。祖母说，不是我舍不得给你们吃，我又吃不了，是怕果子没熟就采摘，这样糟塌了。
　　 有两个人，是我祖母异样疼爱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三姑的大儿子振宇。振宇大我一岁，个头却比我矮小。我三岁时，就同祖父祖母睡一张床。我因此可以吃到许多其他兄弟吃不到的零食。尤其在正月，亲戚来我家拜年的礼包，大部分都是我独自享用。礼包一般是桃酥、脆糖、油蔴饼。睡觉前，我祖母打开木箱，把礼包解开，抓一把给我吃。我似乎对零食并没有浓厚的兴趣，我更偏爱喝露水长的水果。而我的二哥和三哥，一天到晚嘴巴都不停，南瓜子、葵花子、炒玉米粒、薯片，只要牙齿咬得动，什么都吃。我十来岁的时候，我和二哥三哥睡在阁楼上，深夜了，他俩爬起床，到缸里找零食吃。阁楼有两个缸，盖子可以上锁，用一根铁丝扣住。缸里是薯片、爆米花、油炸豆子、冻米糖，家里有客人来，我母亲会从缸里拿一些食品，招待客人。每拿一次，我母亲就发现缸里的食品浅下去很多。我母亲奇怪，锁没有动过，食品怎么会少呢。二哥三哥睡在床上，嘴巴呱呱呱地响。而我很少会吃这些东西。缸里东西偷吃完了，他俩就偷吃祖母木箱里的食品。月饼、柿子饼、桃酥、马蹄饼，都成了他们的囊中物。而这些东西，通常是我祖母留给振宇表哥的。我祖母是重男轻女的人，我姐妹和表姐妹享用不到任何零食，以至于她们心怀怨恨。尤其是表现在吃肉上。我家有十三口人，只有我祖父、大哥、三哥是吃肥肉的，我祖母对我父亲说，这么多人吃瘦肉，抢也抢不来啊，把你几个女儿锻炼成吃肥肉吧。我父亲哭笑不得。我母亲就盛一碗全瘦的，放在我祖母面前，说，这是你一个人吃的，你就不要管孩子吃什么啦。我祖母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说，哦，我说两句话也妨碍你了？我不吃，看你们敢不敢吃。祖母发脾气的时候，腮边的肌肉会抖动，嘴唇也会抖动，脸色铁青。我母亲暗说了一句母老虎，转身去了厨房，嘴巴里咕噜咕噜的，但听不清说什么。祖母给她的五个孙子定了一个规矩：娶进门的媳妇，必须是吃肥肉的。我祖父数落我祖母，说，世上的人见多了，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还指望活百岁啊，你吃瘦肉，就不让别人吃瘦肉，你霸道得连道理都不要啦。我祖母说，你信不信，我一把火把你房子也烧了。我祖父说，你试试看，看看我敢不敢拆了你的老骨头。我祖母一个翻身，跪在香火案前，恸哭：“天啦，这个老头子临老了还要嫌弃我，叫我在傅家如何呆得下去？”
　　 四
　　 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早晨，旧公路的尘土蜷缩成小螺蛳的形状。我骑车载着棠，去小镇车站。棠的女友翠也随同前往。说是车站，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的停车点，每天凌晨6点，这里有去上饶的首发车。那是四月，田野有稀落青翠的禾苗，田水白白地亮，田埂上的豆苗刚刚掰出两片芽，翘着耳朵。清新的风从河边漫溢过来，夹裹着青草的涩气和惺忪的地气。棠说，你不要等我回来。我说我不会等的。我知道这是我们结束的方式，但我并不痛苦，相反，还有些暗自高兴。至今我都不知道，我是否爱过这个女人。我甚至怀疑，我和她是否恋爱过。但我确实曾为之肝肠寸断。她即将去福州，去她大哥那儿。我曾在《油漆桶里的落日时分》和《不要像我如此悬浮》中，简单地写到这个女人，之所以现在又复述这段烂芝麻一样的陈腔滥调，是因为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撕裂感。而我以前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她是小镇里的美人。她是她父亲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父亲退休在家，她的几个哥哥都在外地工作，家境殷实。她父亲说，小女儿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工作。她父亲在文革时期，受过迫害，身体干瘦，说话慢条斯理，激动的时候，会引起剧烈的咳嗽。
　　 那时我还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也是我在乡间度过的最后一年。那年冬，棠回到了小镇。她带回了一个男人。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因为在这一年里，我只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她在明信片上写到：我们把一切永远埋葬在心中。没有落款地址——一个告知答案的谜语。
　　 新年学校开学那天，我在新田水电站的公路坡上，我看见了她。她推一辆自行车上坡，穿一套水蓝色的休闲服，扎个马尾松。夕阳的余晖披在她身上。我下坡。我不但没有停下我的自行车，反而骑得更快。是的，我不会质问她，也不会质问自己——对于青春而言，一切都可以轻描淡写。过了两天，棠的二姐对我说，你应该去看一下棠，她找的男人比你大十岁，既老气又土气。我一下子落入冰窟之中。冰凉的水，无边无际地将我淹灭。
　　 第二天我去她家里看她。她父亲说她去县城二哥家了。我搭了辆便车，来到县城。也是在这一天，朋友告诉我，我的借调手续已经办好，可以来县城上班。但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兴奋。在她二哥家，我准备敲门的时候，看见棠和一个男人站在阳台上聊天。这是我惟一一次看见那个男人——脸部被皱纹收缩得紧绷绷，穿一件大纽扣的黄色夹克，脚上是一双大头皮鞋。我转身走了。
　　 隔了两个月，我去她家，她在天井里洗衣服。那天的雨特别大，檐水哗哗哗，喷射到台阶上。她父母也在家里。我说，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你选择一个废品一样的男人，等于出卖你自己。她母亲听了我的话，有些不高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是银行的会计师。棠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不需要你干涉。我说，你会后悔，我从今以后不会来找你，但你一定会找我。我说完，把她家的房门嘭地关上。天空像个水桶，哗哗哗，把水浇在我身上。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雨水顺着脸颊，灌进了脖子里，流进我嘴里的雨水却有绵长的咸涩。土公路像一头巨兽，吞噬着我的轮胎。晦暗的群山，倒伏在沙地上的油菜秆，沟渠里奔涌的浊涛，漫天乌鸦一样的雨势，寥廓下的灰白色屋顶，在那个泥石流般的下午，它们构成的景象在我的内心潜伏了下来。它们是那般僵硬，阴寒，化为一块坚冰。四月犹如是一个玻璃工，用粗粝的砂刀，吱吱吱地裁玻璃，冗长，刺耳，捅入心脏。玻璃裂开，磨边，呱呱呱，碎片一地。
　　 我在县城上班，终日无所事事。这很容易让人耽于颓废。而我已经觉察自己陷入泥浆一样的乡村美人。有一次，大概是秋后的傍晚吧，街心花园的芙蓉花映照着驼色的街景。我在街上散步。我看见棠在等公共汽车。她穿一条红绸的裤裙，靠在站台的栏杆上。我走了过去。我差不多有半年没有看过她了。她对我突然的出现，感到有些意外。我说，我们走走吧。之后我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也记不起她说了什么。走了百米远，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停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脸颊是冰凉的，潮湿，嘴唇剧烈的颤抖。而以前是温热的，有磁性般的摩擦感。十几分钟后，公共汽车来了。夜色倾覆了下来。公共汽车趴在地上，像一只饥饿的蜈蚣，歪扭着身子远去。
　　 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孤立无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我发觉自己老了。那年我才21岁。我厌弃了生活，厌弃了自己。
　　 我一副千疮百孔的样子，回到枫林。我嗜睡，每天要到午饭后才起床。我几乎不出家门，坐在窄小的卧室里发呆。是的，我过着老人般慵蜷的生活。我似乎对身边的一切不再发生兴趣。初春的午后，冷峭萧瑟，远山如冠，饶北河也如一具僵尸，躺在野地。我囚于壁室，把旧年的书信一封封地再次拆开阅读，然后又一一焚烧。火苗舔噬着发黄的纸页，卷曲，蓝墨水的字迹蜕变成灰烬——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隐忍的青春告别仪式，火是祭台。而在那么多年里，我无望地挣扎地自己原罪一般的内心。21岁，当我们再次回望时，它仅仅是一个浅水滩上的简易码头。或许，人生是必须经历断裂，才能再生的。而再生的过程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漆黑。
　　 第二年，我第一次外出独自远游。我乘渡轮离开枫林，滔滔的水流拍打着船舷，白白的水花高高溅起。左边是灌木林，从山顶斜下来，藤蔓的蓝色花朵缀在树冠上。右边是尚未翻耕的稻田，稀稀落落的青草荡起涟漪。我无数次地离开过这个稻草堆积的小村，却从不曾走出它100公里的直径。河流把一个的人行程拉长——饶北河注入信江，汇入鄱阳湖，融入长江，奔泻千里。渡轮呜呜的汽笛声仿佛天际传来，洋槐在风中招展，群山绵绵，村舍簇拥。我想起15岁那年初秋，第一次孤身离家，去县城读书。天下着瓢泼大雨。雨点在河面上溅起豌豆般的水泡，细密，激烈，瞬间破碎，融入茫茫水中。天空是乌黑的，仿佛被重重雨幕遮蔽了起来。河面是那样的空茫，凄清，像一把琴声肆意的竖琴。母亲送我到码头。母亲手中的雨伞被雨打得噼噼啪啪着响。空落的码头上只有我和我母亲。母亲紧紧地把我拥进怀抱里。被雨淋湿的怀抱，洋溢着温热呼吸的怀抱，河流一样绵绵的怀抱。我曾经被她无数次这样纳入港湾之中。我紧紧地抱住母亲，我觉得她的爱是那样的无边无际，水流一样滔天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