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自认为是个挺幸运的人，虽然自小失去母爱、父爱，能细心帮助自己的哥哥、姐姐也在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相继离我而去，但总会在关键时刻遇到对的人，引领自身认同与完整，圆满事业。
　　 北师大吴国珍教授像天边引我翱翔的云，在与《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生命相伴的日子，得到支持、鼓励、帮助、呵护，让我有一份感恩的情怀。在内心常有挣扎，苦不知如何脱困时，保护持续的觉察机缘，与帕尔默心灵对语，才能在中年时逐渐走向圆融教育的爱的世界。我虽曾多年担任校长职务，在局机关任职，但内心主要关注的仍是“小我”范围内的事情。直到43岁生日，应邀给吴老师的研究生授课，才第一次说出“爱是奶牛”的故事。在其后的5年间，跟随吴老师做“勇气更新长线叙事探究”公益事业，忙碌中内心勇气积累到足够有能量带我进入悲悯世界。慢慢集聚的内心洪流，让我轻灵安适在奉献的世界里不知疲倦，从边缘逐渐成为生活，甚至生命的主流。
　　 根植恐惧的土壤对我来说就像攀登瑞士的少女峰，在名利迷茫中浸泡多年才慢慢穿越冰雪，步入心灵资源小径。登峰的路不止万千，穿过以阳光浮云吸引百年历史的阿尔卑斯环形长廊，离开山脚，路上的风景动人心弦。
　　 我忍不住要告诉还在山下行走观望的人们，此山值得一爬。
　　
　　 一
　　 故事从冬天的雨夜开始，在汽车站候车室，一个眼巴巴等她的学生的孤单女孩在垂泪。那是刚刚走上为师之路的我。
　　 八四年，十八岁的我，捧着优秀毕业生的证书，被班主任带着，去玉田实小面试，老校长一句“二十年没见过这样高素质的老师了”，让班主任笑得合不拢嘴。城内还有一所小学，玉师附小也想留我，班主任不愿意，到鸦鸿桥老家说服爸爸，让爸爸去找校长说我自己想回老家学校上班，在父亲身边尽孝。
　　 那时的父亲身体不好，已经有便血，他没说，我也没留意过父亲日渐消瘦的脸。留在自己身边，应该是父亲的真实想法。哥哥是独子，在唐山市一建上班，成家后很少有时间回来。两个姐姐已经嫁人，二姐和姐夫住在老家，但买卖做的越来越大，和夫家的人一起更方便。父亲商人出身，常年在外，是改革开放后镇里首批跑外的，他理解亲家的渴求。我在家里是老小，爸爸疼爱最多。我也希望回家近处，边教学边做生意。
　　 班主任的好意不在此，我明白她是观照我的内心隐情。玉师附小和我的母校一墙之隔，吃饭要借师范的光，那位垂涎我的音乐老师曾经不轨，我不愿见他。最后一学期，我的音乐课是低着头上的，即使老师喊我试唱、让我指挥，我也从来不正眼看他。他承诺过，只要我愿意，他可以让我留校，那是女孩子向往的地方。几次在琴房，他有意搭讪，我扭头就走。那之前，他借搞卫生用具不足为由，让我去他家取，因为他妻子同在学校教学，我毫无戒心。进门见他穿着睡衣，想退回。他闪身堵住门口，喘着粗气扑过来，我从他的臂下逃开……
　　 我干嘛要想这些？我可以做个好老师——今天的事是个意外。
　　 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哭泣？
　　 我该如何当自己生命的主人？
　　 蜷缩在人生的死角，我想的是要修炼一颗佛心。
　　 “嘎——”，一辆自行车在坡路上疾驰，加速、急转，停在门口。
　　 雨天这样的骑车方式只能有一种情况：找人。
　　 “是来找我吗？”
　　 从小到大，每一次恐惧袭来，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救拔我的人不会缺席——小时候是爸爸，上学时是班主任，今天，是谁？
　　 我知道，生命的本质的热情或是无明,是从我而来。他们在我之中,但我却不是他们。而我的幸运，是用我自己的小小一部分就能维系着整个宇宙。
　　
　　 二
　　 老校长匆匆赶来，自行车淹没在雨中。
　　 一直以来，校长在帮我。可是今天，我对不住他。
　　 还记得上第一节课的情景。精心备课两周，无数次对着镜子试讲，之后，怀着忐忑的心登上讲台：“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噗通！最后一位叫陈刚的同学跌了个仰八叉。
　　 怎么啦？
　　 老师我……
　　 孩子委屈地哭了，课堂“哗”地乱了。怎么办？束手无策的我拿起桌上的板擦使劲儿敲击桌面：安静！安静！没人听你的。只见一个叫李伟的，个子比我高，后来得知仅小我两岁，是小哥们儿的“头”，扬言给我一个下马威，是他幕后操演的恶作剧。他手一挥，十几个同学立马围拢来，笑的闹的吹口哨的，教室“乱”作一团。我的头“嗡”地大了，第一节课——课堂崩溃。
　　 我急着跑去找校长。老爷子当时跑着就进了课堂。孩子们瞄到校长影儿，耍影人似的双手背后、挺胸抬头、安静无声。校长安排我到最后一排坐下，微笑着走上讲台，本以为他要讲课，却出乎意料地夸起我来，那饱含深情的语言让我眼眶发热：孙老师是优秀毕业生，我已经20年没见过这么高素质的老师了。你们看后黑板，她提前两天来到学校亲手给你们办的板报，看那个行队礼的同学，不正是你们吗？多生动，多有礼貌啊！再看那些字，方方正正，刚劲有力，多漂亮啊！你们还没听过她朗读吧，声情并茂，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听孙老师讲课，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好吗？
　　 校长带头用掌声把我请上讲台……
　　 我在校长的帮助下走出课堂崩溃。但是李伟，成了我心中“来自地狱的”的学生，他也开始斜着眼睛看我。
　　 当下，可以用帕尔默的光照进自己的精神世界，才发现在内心圆环中相互追逐的是恐惧和渴望。我惧怕联系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又渴望联系及其所带来的舒适。惧怕与渴望的情绪相互依随，同样强烈。
　　 但是，那时的我虽然付出种种努力，可还是通过切断联系来保护自己。
　　
　　 三
　　 “孩子没有找到吗？到底怎么回事？”大队辅导员匆匆赶来。
　　 我能说吗？我怎么解释？
　　 说实话，第一节课后，出于对校长的感激，我给自己定下规矩：“过三关”。第一关，板书；第二关，朗读；第三关，管理。第一、二关是校长“夸”出来的韧劲，第三关是学生逼出来的“犟劲”。前两关好过，每天放学后写一板粉笔字，留作第二天早晨朗读用，再虚心请教同事和主管领导，坚持！OK！管理关，太难。我请男教师教我“阴阳脸儿”，向厉害的女教师讨教“拧学生大腿”。
　　 那天是期中考试，学校要依据学生成绩给老师们排队，老师谁不盼望学生成绩高些？可是李伟好像故意和我作对，不仅不答题，还摇头晃脑哼唱歌曲，影响其他同学。交换监场的老师把情况说与我，我火了！匆匆冲进教室，把李伟的书包提起来使劲扔出窗外。
　　 同学们直勾勾望着李伟，只见他眼泪“唰——”掉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飞奔出教室，收拾好散乱的书包，拔腿往校外跑。我没有拦他，继续监场。
　　 晚上，天下起雨，李伟的叔叔来到学校，说孩子失踪了……
　　 李伟是寄养在叔叔家的，他老家在兰州，由于盗窃三进“宫”，父母把他轰出家门，断绝了关系。
　　 校长吩咐大队辅导员分头找，终于把李伟找了回来。
　　 孩子回来后，我一直内疚，第二天，给他买来新鞋子、新字典、新本子，又把书包洗干净，收拾好，托一个和他要好的同学给了他。
　　 这个故事，我给吴老师的学生讲过。吴老师曾在她学生整理的讲稿上加旁注邮件传我：如果您现在还遇上这样的孩子，有信心把他培养成领袖吗？如果有，秘诀是什么？那股拧劲，还需要保留着吗？或者怎么变通一下？
　　 我想检讨恐惧发生在什么地方。帕尔默说，恐惧在学生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自我保护的心灵中和在我们主导的认知方式中。我的教育观受到挑战，如果恐惧主导我们的认知方式，教师对心态上调还是下滑的关键时刻的选择,应该是可以培养的习惯。我用过伟瑜教授引用研修班一位教师的话告诫自己：当我克服了对学生纪律问题的内发负疚之后,我知道自己有能力选择把这样的挑战当成进一步理解学生的机会。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比如试着理解校长和其他教师如何看待和解决这样的挑战。当我从挫败感或自责中解放出来时,我获得了一种力量,从而更加积极地思考和行动。
　　 我为自己专业化之旅设计研修方案。在教育改革的呼声中,源于社会背景内生教育力量定位研究架构。从自传研究开始，对行动研究的叙事方法进行专项学习，尝试扮演不同角色：教学者、组织者、研究者、评论者、友好的批评者和写作者。也组织教师共同体,分享各自的思想和心路历程。
　　 此刻，当敲下“阴阳脸儿”“犟劲”“拧大腿”“火了”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键盘声像山谷回音一般地在回响着一句话——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如今，老校长已经离世，那是去年的初三。追悼会上，我匆匆逃离去了校史馆，找到他为我说课的照片。望着老校长的微笑，想起我问过的问题：
　　 “您的事迹那么突出，证书有一摞吧？”
　　 老校长瞪大眼睛望着我，然后摇摇头：
　　 “我只有一本——优秀共产党员！”
　　 那本红色的证书还在。她是我的造化，进入我的内心,成为我永恒的自性。
　　 自性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四大原型之一，是集体潜意识中的核心——统一、组织和秩序。她的主要作用是协调人格的各个组成部分，使之达到整合、统一，使人具有稳定感和一体感。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就是自性的充分发挥或实现，这是我所理解的贯通《教学勇气》的核心理念：自身认同与完整。
　　
　　 四
　　 开学一个月，第一次回家，躺床不想动，邓丽君《何日君再来》靡靡耳边。
　　 父亲上前问询。
　　 “不想当老师了！”话未说完，眼泪流下来。
　　 想着一个月的煎熬：上课，学生接下言；排队，学生不立正；作业，抄；课下：闹。就连墙上的红花榜也被撕掉。看看其他班：秩序井然，学生双手背后，老师指东不西，就连说话的腔调都和老师一样。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我不是每天课下和他们一起跳舞吗？我不是允许他们不背“解词”吗？我不是每天给他们讲故事读诗吗？我不是把他们当做朋友吗？
　　 玉师附小换了新校长，和实小的副校长是同学。聊我时，说还好没留我在附小，说我不会“管”学生。
　　 市里赛课，要年轻人参赛，校长推荐了我。
　　 “她？上班才一个月！”副校长极力反对。
　　 “试试吧！”
　　 校长让主任帮我写好教案，教研室的领导听我试讲。校长手把手教我板书，一句话一句话纠正我的语感。我把教案背得滚瓜烂熟，主任提前训好学生。校长花50元钱找县文化馆的老艺人画了一张投影片。
　　 校长把我的课停了，副校长为我带班。我每天琢磨这一节课：怎么设境？怎么激情？学生回答出来怎么升华？回答不出来怎么引导？
　　 我要讲的课是《鸬鹚》，渔人“抓住鸬鹚的脖子，挤出一条鱼来”的动作和等待时的悠闲，我是用大段的渲染和动作模拟诠释的。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叼着烟袋的动作，当时被学生模仿的尴尬，感觉自己是个影人。后来，期末自己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教师要学会做演员。
　　 我的课在全市大赛中一举夺冠，我的名字和鸬鹚一起飞入千家万户，家长慕名把孩子送进我的实验班。从此，我把“表演”作为一节课的重要指标，也成为自己做教育的一种追求。这种“展示文化”根深蒂固，直至现在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自己，潜移默化带进文字、各种讲座和日常的工作。
　　 认识“展示文化”的负面信息，是在2014年5月，河北省读书叙事启动仪式上。全国名家讲座后，自己惴惴不安，用词语、画面、成绩、荣誉堆砌自己的讲座，把县域学校读书叙事的做法当做真知灼见与大家分享。听报告的老师说我们像打胜仗的日本兵，带着绷带，挎着枪，轮番上阵。我们本想五人合作叙事的，当展示的激情难以按捺的时候，校长背着学校，老师举着学生，我，拽着杭师大杨小洪教授，渲染我跟进吴国珍教授做叙事探究的过程，场上场下互动。看似热闹的分享，空洞的只有实践，吴老师、过老师相继合上眼睛。更多老师说我们的做法可以借鉴，回去他们也像我们那样去读书。
　　 学生也沉醉于“展示”，追求问题的答案完满、写作速度和高的分数。临近期中考试，班上的课还没有讲完，考试成绩低于平行班10分。我外出讲课没有参与阅卷，我们班学生的作文、阅读分数减的狠，总分少加的有17人。我把试卷摔在校长面前，让校长必须找出是谁判的卷。来自家长的压力更大，学生要求换班。
　　 接下来的两个月，自己宿舍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学生最晚走的是我们班。不再跳舞，课间要写生字；不再背诗，要把自己的习作让家长、老师修改后背下来，每个单元背三篇以上。终于，学年末，我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全国实验班中位列第一。
　　 如释重负。靠技术手段和摸爬滚打终于摆脱了病态的恐惧。
　　 发奖那天，在开花的教室聆听朗朗的笑声，感觉绿色慢慢的酝酿着花苞，我心底悄悄绽放自豪！
　　 “老师，他的作文是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