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凤最初得知母亲身体不舒服是在去年的冬末春初的某一天。
　　 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桃花还没有绽放，枝头的嫩绿还远没有葳蕤，春姑娘的脚步还在羞答答地迟疑着。
　　 那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繁忙，小凤一直没顾得上回家。
　　 那一天，按照惯例，她在间隔了一周后打电话回家，她想像以往那样向父母报个平安，听听母亲的声音，再问问父母的身体情况。她，想爸爸妈妈了。与以往不同的是，那一次是听力明显打折的父亲接的电话，她当时心里就有点疑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于是她对着手机大声问“爸爸，我妈怎么不接电话呀？”
　　 “哦，你是问你妈呀，她没事，就身上痒痒。”听父亲说母亲就身上痒痒，小凤一颗莫名其妙慌张的心似乎落定了，接着又问“去医院看过了吗？”
　　 “你妈说，也就痒痒，擦点止痒水就会好的，不碍事的。”
　　 “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要不，我请假回来。”
　　 “不用，才多大的一点事情呀？再看几天吧。不行的话，我会带你妈去的，或者叫你哥陪着去也方便。你就不用回来了，舟车劳顿，你妈说了，你工作要紧，为这事回来不值当。”
　　 转眼间，又一个礼拜过去了，小凤终还是不放心，又打电话回去，这一次还是父亲接的电话。与上次不同的是，父亲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一种不着边际的烦恼和明显的疲惫，父亲告诉小凤说“你妈妈的皮肤病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来越厉害了，身上抓得就像蛤蟆皮，每天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一个劲地挠痒。那些个药店里买来的止痒水什么的也止不了痒。唉，凤呀，这可怎么好？”
　　 听了父亲的话，小凤不再迟疑，立即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去了长途客站，赶了当天回老家的车子。对于小凤来说，母亲，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妈妈，是她至亲至爱的妈妈，她要她和父亲都健健康康的。
　　 回家后的第二天早晨，父亲执意要一起跟去医院，小凤便带着父母亲一起去了当地的县医院，挂了皮肤科的专家号。医生初步诊断：皮肤湿疹。接着，那位医生开了药膏和一些口服的药，同时嘱咐了忌海鲜和酒、鸡蛋，不能用热水烫等。另外又开了一张B超单，医生的意思，虽然看上去是湿疹也不能排除内脏疾病以皮肤病的表象出现，做个B超只是为了排除意外。
　　 在小凤看来，这B超也就一个以防万一，看母亲的气色和精气神应该无事。谁知道，B超的结果却给了她当头一棒，母亲，母亲她竟然被高度怀疑为肝脏肿瘤。
　　 事不宜迟，当即，她瞒着父母亲打了哥哥的电话，把情况做了说明，让哥哥嫂子务必立马赶来医院。接着的时间里，她和哥哥嫂子想方设法找了医院的熟人，又做了CT，目的自然最好是虚惊一场。可世上的事情很多时候你越是怕什么还越是来什么，CT检查的结果，把B超的怀疑彻底坐实了。
　　 母亲最终被高度怀疑为肝癌。所谓高度怀疑，用哥哥和她的理解只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说法上的婉转而已。结果出来的第一时间，小凤躲过母亲和父亲的视线就忍不住哭了，但哭不能解决问题啊，于是，哥哥嫂子和她擦掉眼泪躲到了一个母亲和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商量对策。
　　 哥哥的意思，母亲才刚刚七十出头，治，是一定要治的，不管花多少钱，砸锅卖铁也得治。嫂子的意思，不用这么快就下决定，娘病了谁都心疼，总得先听听医生的意思，也不知道这病走到哪一步了，要是有希望我们当然治，要是已经……我们何必让老娘再受罪？还不如好吃好喝的让娘活得自在点。嫂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小凤哭着说，“嫂子啊，刚刚医生明明说了，肿瘤还不大，怎么可能没有希望呢？妈妈平时的身体一直好，现在生病了一定得治，不管怎么样都得治！哥嫂，我知道你们钱紧，你们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即使借债，贷款，我都会替娘治病。”说着说着，小凤捂着脸蹲下了身子。
　　 在小凤的坚持下，最终，嫂子算是默认了兄妹的意见，大家达成一致：争取尽早去上海大医院开刀。
　　
　　 二、
　　 母亲突然的患病，而且是以这样叫人措手不及的速度、又是这种让人闻之色变的、肝胆寸断的绝症，这不但让小凤心痛不已，更让她有了对生命的沉重思考。
　　 临行前的那一夜，小凤躺在老家的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想了很多很多，她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不断地滴答着，流不尽的泪水沿着腮边漫漶到了枕头上，又散开成一朵朵暗淡的花。
　　 泪眼模糊中，那些暗淡的花似乎又变成了那垛回忆的院墙，推开那垛院墙，撩开那尘封了十年的厚布，小凤依稀看到了曾经的一切。
　　 那一年，她十八岁。正是秋风扫落地的时节，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在房间里做作业的她听到客厅里一位阿姨正在与母亲聊话，聊着聊着竟然聊起了她，从母亲与那位阿姨躲躲闪闪的话语里，她听到了自己不是父母亲的亲闺女、不是哥哥的亲妹妹。听到这晴天霹雳的消息，她不管不顾地冲进客厅大哭着指着来人喊“阿姨你胡说！妈妈，你快告诉她，我是您的亲闺女。你不是一直说，我就是从你的肚子里蹦出来的小猴子么?”
　　 也就在那一次，在她的情绪最终平息之后，她亲耳听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那一次，母亲叹息一声说“也罢，既然你听到了，那我就全说了吧。凤儿，其实这事在我的心里已经藏了十八年，我本想等你考取大学后再告诉你。凤呀，你记住，不管任何时候，你都是娘的贴肉小棉袄，今天告诉你这些，不是我和你爸爸不爱你了，只是让你对自己的身世有个了解，我相信你已经大了，很多的道理都应该懂的。”
　　 那一次，在母亲缓慢的叙说中，她终于知道了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早在十八年前，她，作为一个不准出生的孩子，是在亲生母亲体内正处于萌芽状态中就被封杀了活着出生途径的。
　　 那一年，她的亲生母亲，作为计划生育的尾巴，在已经孕育她足足八个多月的时候，正在亲戚家避难的当口里，被公社和大队两级计生委组织逮了个正着，接着便联合着强行将她母亲送进了县医院。
　　 到了医院，在大队妇女主任为她母亲办妥了一应住院手续，几个人又催着医生在她母亲的腹部对应子宫的位置打完了那个引产针后便放心地走了。
　　 在这些村社妇女干部看来，只要打完了引产针，就可以宣告大功告成，就不怕你再逃，即使再逃也生不出一个活着的孩子了，这样的话，她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而无数的事实也证明，过程和结果确实如此。
　　 用现在的眼光看，不管当时这是不是一种对稚嫩生命的不尊重，还是一种大环境下出于无奈的、对新生命理直气壮的拒绝，总之，小凤的出生还是出了很大的意外，她，成了那场计划生育革命中极为罕见的幸存的特例。
　　 就在那支针剂打下的第48小时以后，她母亲开始了腹部阵痛，随之被推车推进了产房。
　　 这是一个深冬的夜，夜已经很深了。室外有寒风的呼啸声入耳，那风“呜呜”地打着旋儿地叫着，仿佛是一种生命的绝唱，又仿佛是流动的生命在叩击着那些无动于衷的冷漠。透过窗户，冷冷的月亮在云团里时隐时现，如同刺猬般的在变幻不定地移动着，那些剥光了青绿色衣服的树枝瘦骨伶仃又无助地在冷风中呻吟着。对这些，她的母亲无暇顾及，她大汗淋漓，她痛，痛的同时她又心存希望，她甚至在进产房之前就与自己的老公偷偷地商量了对策：她让老公就候在产房门外，她要老公随时做好接应准备。她告诉老公，要是生出来是个儿子，而且是活着的话，她拼死也要夺回来。
　　 母亲的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对于母亲和父亲来说，那是一场以满腔的希望开始，又以失落的遗憾告终的孕育。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用父亲的话说“没有个儿子，我和你这个家就是个绝户，以后死了我都没脸见老祖宗啊。”
　　 时隔三年后的这一次，母亲先是煞费苦心地求了小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偷偷摘了环，之后怀了孕又提心吊胆地每日里东躲西逃的，目的就是想要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且，怀孕初期，母亲已经让生产队的朱瞎子偷偷掐指算过，朱瞎子言之凿凿地说，她命中注定不久后就会有一个儿子！
　　 母亲的疼痛一阵紧跟着一阵，那疼痛似乎一把火，把母亲心底深处蛰伏的希望烧得热气腾腾、热情高涨，母亲的眼前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个日思夜想的儿子正伸着小胳膊小腿向她奔来。那期望的梦幻伴随着疼痛的刺激在母亲咬牙强忍的汹涌中一次次冲撞着她的神经，提醒着即将面临的喜悦。
　　 经历过一次生孩子的母亲，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产床两边的抓手，她没有大声喊叫，即使痛到极点，她的脑海里还是保持着十分的警惕，母亲的身子乃至两条大腿甚至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她的眼睛紧盯着助产士，每一次的疼痛袭来，她的头都会不自觉地高高抬起，在每一次拼力之后她的眼睛会看向自己两条大腿间的区域，然后再落下。
　　 在经历了无数次锥心裂肺的疼痛后，她终于出生了，她的母亲也在第一时间就从产床上坐了起来，可是，在经过了第一时间的反复确认后母亲好像放下了那颗一直怀抱着希望的心、泄了气。对于母亲来说，当希望一旦以失望的结局宣告结束之后，原先那些跃跃欲试的计划和斩钉截铁的决心便变得无足轻重，就会在事实面前变成一汪水。
　　 母亲见到她的第一眼低语了两句“唉，怎么又是个丫头，真是枉费心机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后，母亲颓废地躺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搏杀，然后全身心放松般的闭上了眼睛。而与此同时，当那位接产的助产士带着惊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居然还活着的小女婴的时候，出于一种由心而生的不忍和职业习惯还是在短暂的犹豫后迅速替她断了脐带，并且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和包扎。
　　 可以说，这个时候，作为这名助产士来说，她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矛盾的，就当时的立场，她应该希望出生的婴儿是个死婴，那样的话，一切都会顺其自然。但是，当这个婴儿以另一种前景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出于人性的使然她还是做了应该做的一切。
　　
　　 三、
　　 按照当时的情景，她这个活着的婴儿被母亲带着出产房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但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的事情，就那位助产士，她也绝对没有这个权利和胆量这么做。而作为婴儿的母亲，即使知道她是一个活婴，估计也不可能为了这又一个女孩子，而且，就听到了一两声低微哭声的、生死难料的女孩子，甘冒接下来那巨额罚款的风险强行带她出去。
　　 产床上，心灰意冷的母亲眼睛依旧闭着，自从得知生下来的不是儿子的那刻起，她的眼睛就一直闭着。刚刚出生的她被迅速放到了产房西边另一间用于处理善后的房间后阳台。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虽然产房内有电热汀发出来的暖气，但，后阳台还是有呼啸的寒风从玻璃窗的缝隙里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更何况，隔着那两扇关闭的门，电热汀的热气根本就跑不到后阳台去。
　　 她就这样被搁置在了冰凉的又是堆满了杂物的后阳台地上，和着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床单和堆积得乱七八糟的染满了血迹的卫生纸。
　　 这个时候，生命于她，与其说多情不如说尴尬；与其说坚强不如说意外；与其说幸运不如说前路渺茫。
　　 大概两个小时后，母亲被推出了产房，推出产房的那一刻，母亲的眼睛里是空洞而茫然的，甚至是没有牵挂的，也许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不再想她，因为她的性别已经与母亲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这个时候的母亲隔着紧闭的两道门已经看不到她，更听不到她时有时无的哭声。
　　 母亲的离开使得刚刚出生的她最终丧失了庇护。其实，她的庇护早在她出生的瞬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
　　 最终，心有不忍的助产士又一次来到后阳台把她放进了那只纸箱子里。
　　 她的哭声慢慢地变得微弱了，冷、饿、还有强制性催生所带来的很多不足，也许还有一些委屈，也许还有一些对这个陌生世界的不解和害怕，无数的感觉混沌着她稚嫩的小心灵，她无法表达，也不懂得表达，只能无力地哭。
　　 她的生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艰难而困苦的，她，面临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怎么死去。那时节，正是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如火如荼的年代。从县里到公社，再到每一个大队，每一级都有专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干事，这些干部层层包干，他们甚至密布了眼线和专门刺探军情的人员，一旦发现情况他们就会迅速拉起一张看不见的大网。
　　 呼吸着的她，活着的她，给接生的助产士出了一道生命的难题，给这个医院的整个妇产科出了一道难题，而解这道题不但需要人性的力量，更需要冲破重重阻力的勇气。而这，恰恰是当班的人乃至于整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在那时那刻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刚刚出生的她的生命就这样很无奈、很被动、很尴尬地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这个时候的她，虽然活着，却面临着无尽的不可知，她在那渺茫的境地里如同海浪中颠簸的小船时时面临倾覆的危险，死亡如同影子正一步步向她逼近。她的眼睛闭着，她的哭声如同猫叫样一次比一次微弱。
　　 那位接产的助产士在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后又一次走了过来，站在纸盒子边上，看着她，摇摇头，叹息一声，“这生命哪，有时候就是奇怪，该完美的时候不能完美，不该完美的时候却又完美着。”说完弯下身子用手试了一下她的鼻息，又轻轻地拭去了她小脸上的眼泪。接着把那些产床上换下来的床单什么的叠了些放到了她的身子底下，又在她的身体表面盖上了两条叠小了的还算干净的医用中单。做完这些又忍不住去了与之毗邻的婴儿室，她压低了声音对那里的值班护士和那位工友说“唉，看着那个孩子冻死，我不忍心。我做不到心静如水、冷硬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