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解，韩德裕和他哥韩德新都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一个在沈阳钢窗厂，一个在沈阳钢管厂。韩春梅为锦州女儿河纺织厂下岗职工。韩文贵2010年去世，享年88岁。
　　 再往西第五家是老高家，高振兴是小屯的又一个医生。早年在兰州担任医生，妻子是浙江人，没有工作。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城里吃不饱饭，而柳家地广人稀，能够吃饱饭，就自愿从甘肃省城调回了辽宁，先是担任柳家公社的赤脚医生，七年后调到公社医院担任会计。赶上精简人员，又把他调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八家子村担任赤脚医生，五年后才又调回柳家乡医院，先后担任会计、医生、院长。他的女儿高巧云是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差点成为我们的大嫂，事实上已经和大哥订婚了，后来因为两地的原因，不能随军的原因，而分开了。我曾经清楚地记得，在过端午节时，去请未来的嫂子来家里吃饭。那时大哥还在部队，她扭扭捏捏地来了，不怎么说话。后来，她成了我的师母——中学牛俊义老师的夫人。
　　 第六家是王海英家，紧挨着西边的一个水坑也是个垃圾坑。他是王恩福的儿子。此房子以前是老陈头居住，他曾在院子里堆积了很多杂物和垃圾。他过世后，房子由亲戚转卖王海英家。
　　 从陆万成舅舅家向东，第一家是刘福贵家。曾经，五十年代初期，我祖母在世时，刘福贵的姐姐，曾来陪伴祖母过了几年，帮助料理家务。那个年代叫童养媳。
　　 第二家是靳凡升家。靳凡升是老靳家四个儿子中的老大，他媳妇叫鄢玲，是老鄢家的大闺女。靳凡升的儿子和他的四弟靳凡梁，叔侄两个出生在同一年。他家是小屯很显眼的用红窗帘的人家，在晚上尤其明显。靳凡升现在腿脚不好，走路已经一瘸一拐的。他是柳东村的铁匠师傅，铁匠房就在队部大院。夏天炎热，常下身皮裙上身赤膊打铁。火星子偶溅身上，混不在意。那时东北冰雪道路多，需给马蹄子钉掌，防止打滑。烙铁烤焦马蹄子的味道也是颇为好闻的。可能是几个月难得闻到肉味的原因吧。
　　 第三家是鄢玉国家，他是我的小学同学。记得他在小学时就身材高挑，但贪玩不学习，上课立正回答不上问题，被老师讽刺像根竹竿，高高的，空空的。
　　 第四家是张五家。张五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张家孩子五个，缺吃少穿，尤其是春天时，曾在屯里几家借粮。后来，石油六厂招工，村里照顾他家张老大成了临时工。几年后家里渐渐缓过劲来，老大娶妻生子，全家日子好过起来。可是飞来横祸，张老大从石油平台上失足摔落，性命保住，但摔伤了背脊。因是临时工，伤好拿点补偿后就下岗回乡了。昔日挺拔的身板，渐渐佝偻起来，越来越像一个老人。
　　 再往东第五家，是王大志家，他是王森林大叔的儿子。
　　 再向东第六家，是周建东家。他家是购自老于家。于恩友、贺淑芝都曾是老师。于恩友身体瘦高，先是担任中学老师，后转入乡上担任秘书，升任副乡长、乡人大常委会主任直至退休，退休前已经搬家到柳家中学南边居住。于恩友今年六十七岁。贺淑芝是我的小学老师，眼大有神。我在小学时曾到他家去玩，看到贺老师做饭而于老师在园子里铲地，两人一个说：“开饭了”，一个说“再铲一会儿”，感觉他们夫妻其乐融融。他们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小名叫“五一”，因为出生于五月一号。他们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成为小屯继老姚家、我们家之后的第三家大学生。目前儿子在锦州石油六厂工作，女儿在上海。老两口在上海与女儿一家共同生活，有时也到锦州儿子处。
　　 第七家是姚广武家。曾经脾气很大，自家打架时将家里的窗户玻璃全部打碎，然后号称要“重建家园”。曾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和生产队队长，是农村的“好把式”。
　　 第八家是王中锋王中元家，他们哥俩都是黄头发黄脸堂，双双打光棍，因黄发黄脸被人称为“新沙皇”。曾经他们哥俩给自家草房蓄草，中锋在房顶上喊：“中元，给哥来块泥”，被屯里许多人听到，从此，“给哥来块泥”就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目前两人都已过逝，老宅是草房子，无人再买再住，已近坍塌。
　　 再往东第九家是王长江家，在直向北面原房春文家的屯路西侧。印象中，外祖父常常到王长江家去串门。王长江外号“没血”，他家在小屯最穷，两口子身体都不好，干活没劲。因为他家的两间草房几近倒塌，生产队派社员出工，无偿给他家翻盖了两间平房。他家东房山子有一口井，没有洋井的时候，村东头都上那里打水。王长江媳妇五十多岁就病故了，她最经典的一句话，“扎屁蹦眼”，说的是有一次她儿子王大军在井边玩耍，她赶紧招呼：“大军过来，别掉井，看扎屁蹦眼。”小屯里都传这句话，成为了经典的玩笑话。
　　 王长江家道东，是第十家刘江家。刘江是刘福义的儿子。刘江家购自老戴家。老戴家可谓命运多舛，在七十年代迁入小屯，在迁入的那年夏天，家里的大闺女得的大脑炎的病，不幸病亡，当时屯里人都对那么年轻姑娘的去世感到惋惜。大儿子叫戴红星，小名戴大力，在小学高我一届。他三十多岁时，半夜肚子疼，媳妇胡乱找些药给他止痛，但是突然就咽气了。那时农民得病不轻易去医院。人们猜测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的穿孔和流血。戴红星母亲是小屯姚广玉的亲妹妹，满脸雀斑，外号“戴麻子”。戴红星的父亲瘦高个，六十不到就去世了。老戴家二儿子下落暂不详。我们感觉，屯里的这条土道，颇多怪异，原房春文一家冲道，房春文突然全身无力，总治不好；王长江一家也是多病多灾；老戴家更是多位早早病故。
　　 第十一家是靳凡贵家。他是家兄三哥的初中同班同学，他的媳妇是家兄四哥的同班同学。
　　 第十二家是靳凡荣家，靳凡荣与我家兄大哥同龄。他家东侧就是小屯东边地和大片的农田。靳凡荣曾把东边地的湿地全部开为水田。
　　 以上是第四趟的十八户人家。
　　
　　 五
　　 第五趟也是小赵家屯的老街老户老房。最东边第一户是紧挨大片农田和东边地的五麻子家，原是老李家族老宅。五麻子至今单身，已入刘大院屯前面的柳家敬老院养老。印象最深的是，五麻子不识简谱，却吹得好口琴。只要听到调或者能唱的歌曲，都能够吹得曲正腔圆。他的房子卖给李国钢儿子，翻盖了楼座子。
　　 自东向西第二家是王岗家，第三家于福彬家。
　　 第四家老靳家，老人叫靳少富，过世后，现在由靳老四靳凡梁居住。老靳家族是个聪明能干的家族，开铁匠铺，开油坊，开磨米磨面场房，开荒种水稻，在小屯里风生水起。靳凡贵的妹妹靳雅琴是我的小学同学，清秀多姿，初中时曾来还我书，被二哥赞为小屯第一美女。刚二十岁就出嫁到东青堆子了。再未见过。
　　 第五家，原来是于振铎家。他有四个儿子四个闺女。几个闺女分别嫁给了夏家岗子、小屯两个大户老李家和老刘家，小女儿于素琴后来到盘锦定居，担任小学音乐老师。老于家第一次搬家到二界沟前首先在我外祖父家旁边居住，在南北道上晾晒过海带漂子。后来全家人都搬到盘锦二界沟居住了，因为二界沟地震厉害，全家搬回来。于振铎大概是1930年出生，读过私塾，在小赵家屯算是文化人，能写春联。1960—1963年，担任小赵家屯生产队的会计。后来村民选举，把他选了下去，家父继任会计直到到大队工作。所以选下去，当时可能老百姓认为他有点奸滑。但是家父认为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做事珍惜。家父在大队担任主任时，曾委托他负责小队打井和办理伙食，不像其他人稀里糊涂，认真仔细，买菜盖戳，按手印，十分到位。以后小队分开后，他又当了会计和两三年村民组长。他家的搬家，可以用“三出三进”来概括，三次搬家到二界沟，三次回来，最后一次还是和四儿子于四嘎达回来了。最后在小赵家屯过世。
　　 家兄三哥在《往事如烟之故乡民谣》中写道：“二界沟，三件宝。蛤蜊皮，不扎脚；大姑娘丢了娘不找；小伙子跳墙狗不咬。二界沟是盘锦市大洼县临海的一个小镇，距我家乡约一百五十华里。屯中的老房家，老于家，在二界沟都有亲属，后来两个家族都有人搬到那里去住，就把这个民谣带回家乡。小时候，虽然不甚明了民谣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却是很羡慕那两个家族，能有门贴着大海的好亲戚。童年的我，是多么向往大海啊。民谣体现了渔村生活的纯朴和粗犷。”
　　 于振铎家搬家后，卖给了周柱子家。关于周柱子，我曾经在回忆童年的一次打架时，写到他。“当时我六七岁，节气是冬天。三哥和我与一群孩子在姥姥家后园玩类似“扛大车”的游戏，先过关者最后将砖头扛到终点格子里为胜。那时冬天各家的园帐子大部分都打开了，只有靠街的一面还有保留。我们正玩得欢，周柱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非要加入进来，并让我和三哥别玩了，“滚一边去”，而我们正玩到兴头上，不肯退让。三哥十一二岁，我们和周柱子撕巴起来。正在吃亏挨摔时，二哥从姥姥家出来加入战团，好像也有老周家小子帮周柱子，我们还是落了下风。最主要表现是被摔得跟头把式的。突然，姥姥家帐子被踹开一个大口子，一个人忽地冲上来抱摔周柱子，是大哥闻风赶过来了。大哥二哥三哥齐上摔倒了虎背熊腰的周柱子。瞬间他又爬起来撕打，我插不上手，就捡起一块土坷垃，甩过去，不巧正打在大哥头上。“别乱打”，大哥喊。我又捡起一块冻土块，凑近周柱子使劲甩过去，正中他的额头，立即出了血，周柱子捂头，大家都住了手。那时打架，只要一方受伤，则立刻休战，这似乎成了规矩。不打不交，以后二哥和周柱子还成了好朋友呢。有一次，屯里来照相的，二哥和我以及周柱子、王福林等还在南园子桃树下照相呢。那时候我年纪尚小，首次经历打斗的场面，被人说下手狠。实际上是有哥哥们在前顶着，才胆壮如豹子的。
　　 老周家搬走后，卖给了孟祥达、王凤云一家居住。王凤云是柳家中学语文老师，后来调到北镇广播局担任编辑。孟祥达是北镇报社总编。两口子在小赵家屯居住了七八年。到1986年，我最后一个考上大学，至此，我们家兄弟五人先后通过参军和升学考试，成功进入城市学习和工作。当年，颇有小赵家屯情结的王凤云，曾专程找到已在北镇司法局工作的我家三哥采访。采访稿件先后发表在北镇日报和辽宁日报上。
　　 老孟家搬走后，现张老三家居住。
　　 第六家，三间平房，是公社为落户小赵家屯的“五七大军”马大军一家所建。小屯马大军真实姓名不考。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做马大军。“五七大军”的时代背景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就一份部队搞副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面阐述了他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封信就是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五七指示”。“文革”开始以后，大批干部都按照“五七”指示的要求，来到了农村接受锻炼和改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建立“五七”干校，按照准军事化建制，进行集中劳动；另一种是带着家眷分散到农村落户。我们县里就有数百位这种下放干部，属于第二种，带着家眷分散到各村落户，统称“五七大军”。我家所在的小赵家屯，也竟然分配来一家知识分子。我曾经如此回忆：站在小十字街，我想起“五七大军”那高高的个子，想起我们兄弟三人冬天捉了一水桶的鱼，家里吃不完，傍晚我们平生第一次抬桶沿街叫卖，都害羞地不敢大声吆喝，尤其都怕遇见自己的同学。折腾一大圈，一条也没有人买。后来村东老人出主意，去第二趟街“五七大军”那里，全屯挣工资的数他最大方。所谓“五七大军”，就是因文革五七指示而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平时大家就把五七大军作了他的外号。实际上他姓马，有时就叫他马大军。我们到他家门口叫卖，果然他就出来，买了一半桶，给了两元钱。七十年代那可是一笔大钱，尤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当时，马大军几乎每天都去供销社打二两酒，买半斤饼干，饼干就酒，边走边喝。有时随手把饼干给旁边眼巴巴跟着的孩子吃。现在想起，行路喝酒，恐怕是他下放农村后心中郁闷的原因。据说落实政策后，他回城也依然沉溺酒中，冬天在城市街头过世了。
　　 家兄三哥完整地记述了落户我屯的“五七大军”的情况。
　　 三哥写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小赵家屯分来一户“五七大军”，一家四口，祖孙三代，住在北街东头，离青年点不远。
　　 老者，又高又瘦，神清目朗，七十上下年纪，原是沈阳某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老者为人谨慎，从不乱说乱动。据说写得一手好字，但是小队、大队干部想请他写写板报了、宣传标语了，他都是婉然谢绝。有人为此问过他儿子，儿子说，老爷子是怕写错了话，上纲上线。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老者有一善举，每逢春节，都要给生产队买些年画，贴得队部满墙都是。老太太呢，有一副很慈祥的面容，不说东，不说西，只是操持家务。小的，十五、六岁，是个女孩儿，长得水灵灵，娇嫩嫩，她的出现，使屯里所有的村姑都显得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女孩儿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就没有随着这个家庭下放到农村来。女孩儿很少出门，从不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谁也猜不透她整天窝在家里做些什么。中年人，也就是老者的儿子，漂亮女孩的父亲，也是瘦瘦的，一头乱发，一张英俊的脸。据说下放前也是大学教师，曾经有过大好的前程，却给下放到了农村。中年人是这个家庭唯一抛头露面的人，经常被公社邀请参加各类宣传活动。因为他姓马，是“五七大军”，所以就被叫作马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