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认为有两种类型，这就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这是被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个人自由产生巨大威胁的两种思想与制度，伯林认为，从历史起源上看，纳粹主义是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主义则是人道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但这两种思潮都对未来充满乐观，认为只要人们充分利用知识资源，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因此，两种思潮都体现理性一元论的特征：所有重大问题，无论是个人的彻底解放，还是民族复兴，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别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因此都显示一种不宽容。用一种暴力的、非理性的力量去解决思想问题，从此之后，诸如“人与人之间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人为什么活着？”“人类的未来如何？”“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如何？”等等，这些人类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能有一种答案，而别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只能接受一个答案，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在极权的社会里，目的已经没有疑问，终极价值问题已经解决，为思想留下的只是技术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那些目的与价值。于是千百年来困扰着无数思想家、宗教领袖的问题就不再存在了。伯林讽刺说这样一种用根本不让提问的方法来消除问题的做法“简直是天才之举。它排除了选择在心理上的可能性，以期造成政治原则上看法的一致”。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合流的现象，这样一种借助非理性的力量达到理性要求的做法，在伯林看来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
　　 伯林的自由论是多元主义价值观，他主张之一：对生活的目的、制度的安排、历史的归宿，应该维持什么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强烈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二、但是这些至关重要的、从古到今无数宗教先知、哲学家与政治领袖殚精竭思要解决的问题，却既没有一个正确的、普遍有效，因而能被所有人广泛接受的答案，又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与程序来判定这些答案的有效性。三、人类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冲突，实际上表示人类存在状态的冲突：人天生就追求相互冲突的目的，人的价值就其本性而言就是相互冲突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追求民主与平等有时会造成自由的失落。这称作价值多元。不仅是多元，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冲突。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人为地区分出高低、整理出一种和谐的秩序，都是违反价值与人类道路的选择的重大问题，只能让它们处于相互冲突、相互激荡状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出自什么样的理由，只要为这些根本就没有唯一正确性答案的问题人为规定一个最终答案，都是对人的自由与社会民主的巨大威胁，这便是自由主义的多元论基础。
　　 伯林的学说好似在为我们国家整理历史，我们对照自己历史走过的道路，会发现伯林的智慧，而他给予的时代引导方向，指示未来的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反对极权与理性一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改革者姿态，这种改革开放基础是人本主义的和现象学思维范式的，是值得我们去反反复复阅读的……
　　
　　 三、回归规范伦理学
　　
　　 约翰•罗尔斯（1921——），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哲学家。代表作《正义论》是一部伦理学著作，用他自己的话去说，是“一种继续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与现行功利主义相抗衡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代表者有洛克、卢梭、和康德，而约翰•罗尔斯便是要提高这些契约论的抽象水平。在近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历史上柏拉图第一次提出“正义就是善”，亚里士多德提出“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正义作为社会原则的内容。罗尔斯更明确规定，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与负担的主要制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现实生活中，如政治体制、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与限制，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如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自然资赋的差异等深远而持续的影响，但这种不平等都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也就是说，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与自然方面的偶然性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为此，罗尔斯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提出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在此，契约的目标不再是选择建立某一种特殊的制度或进入某一特定的社会，而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
　　 按罗尔斯的想法，这种正义原则是基于一个更一般、更具普遍意义的正义观，即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或说基本善）——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这便是正义的两个原则
　　 1、 自由的平等原则
　　 每个人对与其它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一个原则表明在设计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时，每个人的要求要受到尊重，每个人对于一种尽可能广泛的自由体系都有平等的权利，无人可以受到忽视，无人可以只被当作手段对待。
　　 2、 民主的平等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平等公平的条件下职务与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公平机会原则）。
　　 第二个原则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当需要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安排时，这种不平等是在满足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形式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每个人受惠。在不平等的分配中，获利多者往往比获利少者较多地利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资源，因而应给予获利少者以相应的补偿权利。例如，大歌星等获利较多者，他们显然比普通工人、农民较多地使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社会资源，因而也就间接地包含着获利少者的贡献，于是应通过个人所得税方式从他们的权利中拿取相应的部分补偿归还给获利少者。
　　 正义的两原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平等地分配权利与义务；除非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将有利于每个人——它不仅给这种一平等分配中的受惠较多者带来较大利益，而且给受惠较少者带来补偿利益，并且受惠最少者，所得到的补偿利益便最大。
　　 在评论经济体制时，他特别谈到自由市场与私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它与社会主义也是相容的，声言私有制和公有制对两个正义原则都是开放的，都能满足它们。在当代正义与储存的困难问题上，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在这一代人的公平份额。
　　 在西方伦理史是规范主义一直是伦理学的主流。这种伦理传统把建立道德原则与规范作为自己学说的最基本内容，通过论证这些规范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去操守、造成一种新的符合这些规范的社会风尚。从古希腊的苏格兰到19世纪末，西方伦理思想一直是沿着这条道路嬗变的。但是在20世纪初，人类的一切文明基础都遭遇到了颠覆性挑战。伦理学也不可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与解构主义危机中，西方伦理学大师乔治•康尔便以其直觉主义向传统伦理学提出了挑战：“规范伦理学是可能的吗？”由此，西方伦理学放弃了自身的实践性、规范性使命，脱离实际生活与人的道德行为，变成为语言逻辑符号的推演，伦理学变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院式空谈。由此，一个向规范主义伦理学复归的趋势就成为了“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要求下的必然。罗尔斯创立的正义论目的就是要总结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与功利主义伦理的经验教训，重扬新的社会价值系统，以论证民主制度的正义性与福利经济的合理性。
　　 《正义论》是罗尔斯作为伦理道德家来关注社会正义问题的，但是他富于社会整体观与道德义务感，强调社会行为（政府管理部门、执法机构、立法程序及实施等）的公正规范，努力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之上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它不仅能充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而且也能使每一社会成员树立自觉的义务观；不仅能保证社会利益（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合理分配，而且也使每一个人建立高度自觉的自尊感与政义感。至少在他的正义论一书里，正义或正当与善或价值、客观规范性与自律主体性、权利与义务、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均达到了“统一与对称”。在当代社会文明的运动中，尤其是随着世界政治的多元化、经济的国际市场化与文化沟通的强化，一种新的更复杂、更严格、更具操作性的规范伦理建设将显得越来越迫切、重要。他所涉及的对社会价值功效的创造与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社会运动的活力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双重关注，已日益成为具有社会客观意识及社会责任感的伦理学家们的中心课题。
　　 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来说，《正义论》无疑是提供了绝好的思路，当我们企图采用不断健全法律来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秩序混乱时，我们尴尬地发现了“执法难”的问题并不单单只是来自于政府机关“有法不依”的腐败、还有机制上的缺陷及更多时候是来自于道德与伦理学上的人性矛盾冲突上，所以我们在21世纪里是更需要正义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了！就从我的这一篇文章的努力介绍开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补充或更完善自己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从民俗直到国家和社会……
　　
　　 四、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延顿（1927——）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代表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以往的观点里，国家的动乱总被解释为贫困与落后，亨延顿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种族和民族矛盾更容易导致政治冲突，特别是强调文化传统和宗教对民主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界秩序问题曾经是时代的主要思考方向，亨延顿独特地从文明的视野中把握观点，认为文明才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基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他认为冷战后令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国家经济摩擦或政治对立，而是文明之间的矛盾。他自称其理论建立了“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他认为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争端的“范式”。
　　 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但是在20世纪，它已经呈现出颓废趋势。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它的必然要经历否定之否定规律后的再次进步的自身发展要求，既表现在了西方社会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也表现在了科学、人文、哲学、文化、艺术等思想意识形态里的反传统与多元化发展。如亨延顿所说，20世纪西方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和事件无不诱发西方学者从文明中寻找答案。
　　 后冷战时期，“苏联威胁”解除后，由于缺乏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共同方向，西方各国的自行其事，美国的地位和作用被降低了。美国需要找到新的对手、新的敌人，以便增强对本国和西方国家的凝聚力。于是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敌对地位被确立。亨延顿一反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把文明这个新视角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他的天才预见性已经在21世纪的今天显示了出来。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越演越烈的冲突关系，还有美国金融风暴导致的华尔街可能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文明的极度紧张、及与亚洲儒教国家的更一步亲密联系……一切的发展似乎都在我们重读他的大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后，我们惊讶地发觉——这个曾经在越战期间，因为作风好战，主张美军对印支三邦进行大轰炸，而被当时的报刊讥讽为“疯狗”的亨延顿疯狂的天才！
　　 主要内容：1、文明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础
　　 何谓文明？亨延顿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夜曲的最大范围，人类以此与其它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各个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中心。它们常常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这样的国家便是文明核心国家，世界上现代的文明有7个或8个，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化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前五种文明有各自的核心国家（分别为中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
　　 与传统的政治理论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相比，亨延顿认为文明是构建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他断言：世界新秩序要么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只会成为一堆废墟。他特别强调核心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每个文明都有一个强大、稳定、受普遍尊重的核心国时，稳定和秩序就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构建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核心国是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全球范围的文明秩序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