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连长最爱的一件“武器”是板儿锹——略为弯曲的柳木锹把儿，挖沟时磨得锃光瓦亮的方锹头。那是他挑了又挑、磨了又磨的成果。他用这把锹挖沟，一锹下去，能挖出四十来公分长、三十来公分宽、重量约有二三十斤的渍泥来。用力一甩，能甩出十几米远的沟背儿上。他一天就这么甩呀甩，一天得甩十几方渍泥，还得帮知青修理没有挖直的沟底和沟帮。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兴起了“板儿锹热”。一下班儿，我们先去找适合做板锹儿的柳树枝子，去了柳树枝儿的皮，放在阴凉地儿阴干。那柳木铁锹把儿可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晒就会裂开。等到柳木把儿基本干了，再请我们连的陈木匠给安上铁锹头儿。这还不算完工，还得把铁锹头儿在沙土地上使劲儿磨，就跟给菜刀、镰刀开刃儿一样！
　　 铁锹头儿磨出亮儿来了，这板儿锹才算板儿锹！
　　 崔连长跟我们知青混得特熟，要不他怎么能娶上我们连的美女、高中毕业生李胜利为妻呢!
　　 崔连长样样农活儿都干得漂亮：挖沟、打渠、脱土坯、割麦子、盖房子、灌水、栓马车、扛大个儿……就没有他不会、他不能的。他后来调到种子连当连长去了。连里有的人欺生，认为老崔是凭关系、走后门儿才从一个普通的生产连队，调到团里数一数二的大连队来的。于是，春播的时候，他们有意地让老崔跟播种机播种小麦，想看看老崔到底有多大浓水儿。老崔不含糊，站在播种机上，一眼就看出，小麦播种的间距不够，这样不但会糟蹋种子，还会使种子出苗不齐，影响收成。他马上指出来这个问题，调整了间距。拖拉机手和一起干活儿的知青都服了！ 老崔也是和我们一起，在1979年返回的北京。他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家就在通县。父母早亡，老家没有他们一家五口的住房——老崔和李胜利一共生了三个秃小子。他们只能挤在李胜利家一间不到十米的小房子内，上下铺，转不过身来。他们家的情况，我在《返京十年祭》一文中有过较详细的介绍。
　　 老崔回北京后，当上了北京某蛋品厂的车间主任。他还是那么能干——他的俩条腿，就是干活儿太多、太累而落下了严重的静脉曲张，小腿肚子上，蓝黑色的静脉，像一条条蚯蚓。一到变天儿，腿就疼得厉害。他也没有怎么瞧过病，老是扛着。老崔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天天到天坛公园南门儿放风筝。他自己糊的风筝可棒了。老外想出高价买，老崔都不卖！
　　 再来说说我们连的大文化人林华堃——他是高中毕业生，聪明至极，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专。别的不说，就拿他为毛主席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所谱的曲子，民乐风格极为强烈，其曲优雅绵长，委婉动听，我觉得比很多曲子都好听。说它是现代版的《春江花月夜》也不为过！可惜的是，他从来都不拿它当事儿，也不在乎谁来传承。如果拿到现在，得个创作大奖没有一点儿问题！
　　 林华堃为人正直，也很随和，和谁都说得来。不过，他也有刚强的一面。他出身也很一般。文革时，我们连开大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造反派头儿一喊：“黑五类狗崽子滚出去！”我们这些“狗崽子”乖乖地提起马扎就往外跑。只有林华堃，跑了出去，又跑回来，大声吼：“我们也要革命！”说完就坐回了原处。我们跟着这一声吼，也跑了回来，大家坐在了一起。那个造反派头头儿没了脾气，只能让我们“革命”了。 林华堃后来调到了平吉堡中学当高中数学老师。他的课，我们很多老师都听过。“很棒！”学生们是这样评价林老师教的课的。为了教好孩子们，他自学了“微积分”、“高等数学”等课程。他在宁夏就考上了“广播电视大学”数学专业。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都超过了年龄，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学校领导拿回了一套当年的宁夏高考试卷。林华堃老师用了不到两节课的时间，就把“数、理、化”三门功课的考卷全都答完了！全对！
　　 林华堃返回北京后，一直在“永定门中学”工作。后来在学校入了党，当上了总务处主任。
　　 他这个主任当得可累呀！一天到晚都“泡”在学校里，就连寒暑假期间也天天往学校跑，以至于落下了“远学孔繁森，近学林华堃”的美名。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就连修理桌椅板凳这样的事儿,他都要上手亲自干。其实，我们都特为林华堃惋惜：如果他继续当老师，一定会是一个极其出色的高级教师；如果他坚持作曲，一定是一个蜚声中外的著名作曲家；如果他继续弹琵琶，一定会是一个著名的演奏家。命运就是这么作弄人，“毁人不倦”哪！
　　 不过，林华堃特想得开。他从学校退休后，迷上了电脑下象棋，他每天都要和电脑象棋手谈几十盘，从低级下到高级，乐此不疲。
　　 我由此想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不要强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自己开开心心地活着，快快乐乐的，有什么不好，不要老是抱怨生活欺骗了你，不要老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也不要互相攀比，自己开心就好！林华堃做到了。他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淡、淡定”。这说着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让我们都有一颗“林华堃式”的淡定的心，去生活，去快乐，我们自己就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我们连还有很多“人物”级的人物，我只能大概介绍一二。
　　 连里有个女孩子，叫孔宗雪，文化程度大概也就小学的样子。她爱干活儿，有眼力架儿。她当选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入了党，后来居然调到宁夏自治区高等教育部门当了一个处长。
　　 她口直心快，从不避讳谈自己的“低学历、高职称”。2011年夏天，我们在“宁夏兵团战友文学作者会议”上，还看到了孔宗雪的身影。她在会议上报了一个选题《青涩的沙枣花》。题目真漂亮！我这个人大中文系毕业的职业写手都想不出来的一个好题目！
　　 我知道，一个好的题目，等于作品成功了一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标题艺术及其运用”。“青涩的沙枣花”这个题目，既有隐喻——我们这些知青到宁夏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正像青涩的沙枣花；又有地域特征——沙枣花，只产于宁夏、新疆等地；还有象征——这些沙枣花，迟早会怒放，不是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歌词“沙枣花开香天下”吗？但是，遗憾的是，孔宗雪女士至今也没有让“青涩的沙枣花”开放！
　　 我们连还有一位怪人贾云暄。
　　 说他是一个怪人，是因为他无冬立夏都戴一个口罩，一天要刷N多次牙，就连夜里起夜后也要刷牙。他还酷爱读“胡志明”主席的书，直读到熟记，甚至能背诵为止。
　　 老贾永远不跟任何人来往，君子独善其身，也基本不和别人交流，他说他说的东西，别人听不懂。这倒也好，省去了很多烦恼。但是，这也造成了他回北京后找工作时所遇到的天大困难，很多单位都不要他。听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一个跟他的爱好、品味都极不相称的工作，也算是人生终于有了停靠的港湾。
　　 我们连还有一位足球运动员孙克刚。
　　 他在北京时就是业余体校练足球的。到了宁夏，浑身的本事没地儿使，只能在连里的坑坑洼洼的球场上偶尔露峥嵘。我记得有一次看他接到一个长传球，非常利落地把球儿卸下来，盘带两步，遇到有对方球员上来堵截，他用双脚夹起球儿来，让球儿从身后跑到身前，然后用脚后跟来了一个“杂耍”式射门，同样是在北京业余体校练把门儿的张质彬，被孙克刚的动作骗过了，眼看着球儿和孙克刚一块儿进了大门儿。
　　 孙克刚个头儿不高，很壮实，跑得很快，带球过人、传球、颠球……样样精通，现在想起来。他和马拉多纳有一拼！不过，他在连里呆的时间不长，没多少日子就自己跑到兰州，报考“兰州军区足球队”去了。还是人家有真功夫，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后来他一直从事足球工作。回北京后调到火车头体协后，曾培养出中国男足的著名前锋李毅等队员。
　　 我们连还有很多诸如翟丽云、孙青松、黄君纪、宋敏华等一干做人极低调的女士。其实她们身上都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翟丽云是一个美女。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长发如瀑，是一位窈窕淑女。当时就有很多男生追求她。回北京后，和老公王恒军创建了一个园林旅行社，旅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
　　 孙青松身体很强壮，很像一位运动员。她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男女生都愿意和她交往。后来她回北京后，在一所大学里当校长，职称也变成了教授。但她从不跟我们说这些。
　　 黄君纪也很强壮，在连里并不起眼。她回北京后，下功夫练太极拳，最终练成了一位太极拳教练，很有名气和号召力。
　　 宋敏华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她刻苦学习，后来调到了宁夏石炭井矿务局当上了一名中学地理教师。
　　 张连友则是我们连的“联络员”。她把我们连有手机的战友都联系上了。每年的7月2号，她和其他几位女士都会召集我们连的战友进行聚会，以纪念我们到宁夏的日子。
　　 我们连还有诸如哈雷、尜尜儿（陈方杰）、张继武、周连勇、刘智勇、李胜利等等精英，我已经在不同的帖子里分别介绍过了。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连194名知青，个个有特点，个个有故事，我还会写他们的。
　　 （四）我在宁夏十三师当过婚宴厨师
　　 我刚到宁夏十三师一团五连的时候，曾经在食堂干过一段炊事员。我的首任师傅是老职工罗凤岑。
　　 罗师傅是一个非常能干、又非常有才华的河南来宁人员，只是出身不好。连里什么难事儿一到他的手里，立刻就迎刃而解。做饭只是他的小手艺。在他的调教下，我的做饭手艺也很快得到了质的飞跃——我本来挺喜欢做饭的，加上妈妈是一位湖南的大家闺秀，会做很多湘菜。我从六岁起，就跟着妈妈学做饭，像“鸡蛋卷”、“珍珠丸子”等菜，我从小就会做。再加上罗师傅的指点，我的厨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还居然有人请我来作婚宴厨师了！
　　 先是我们连连长的公子结婚，请我和我们连的司务长孙大成主厨。
　　 那时，作婚宴厨师真难呀！首先是没有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那时一年只能吃四次肉——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各能吃一次肉，每人每次半斤。我们极度缺嘴呀！我们连就曾经发生过一位老职工冒死吃豆猪肉的事儿。
　　 我们连曾经宰过一头病猪——把猪开膛一看，尽是猪绦虫：有成虫、有还未成型的鼓包，白花花的一片虫子，恶心死了！连长怕把人吃坏了，就下令把病猪埋了。到了晚上，一个老职工——我们知青都叫他冯爷，拿着铁锹，把已经下葬的病猪挖出来，回家就给炖了！他说：“俺这岁数了，怕什么？反正早晚也得死。我不能饿死！吃一回香香的，死了也值了！”
　　 我们的连长还真有面子，弄来了半片猪肉。这回最主要的食材解决了。这就好办了。那时大家都缺肉，只要是肉，您怎么做都行！我和孙大成作了一道“条子肉”——就是现在的扣肉，用大海碗盛的，除了厚厚的肥肉，就是碗底的半碗猪油。大家愣是把猪油也喝得一干二净！我们做的另一道“干炸丸子”，就更受欢迎了。
　　 孙大成丸子挤得特别好，一会儿就挤出一堆。刚下锅炸出来，就有性急的知青抓到嘴里大嚼起来，一下就把嘴唇烫出了泡。
　　 我们做的“凉拌土豆丝”也大受欢迎。一桌一盘根本不够吃。我们只好尽量满足。这个菜端上几次，都会像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 有了这次当婚宴厨师的经验，以后谁请我，我都敢应承了。
　　 我最难忘的是给我和我夫人的好朋友、兵团战友郄俊青、周广鑫当婚宴厨师了。
　　 他们可真是啥也没有。弄了点猪肉还都是肥的。我想给他们露一手——作个看家菜“鸡蛋卷”。没有瘦肉可怎么办呀？我给它来个“霸王硬上弓”——用肥猪肉馅儿作，多搁点团粉不就行了吗？您猜怎么着？根本不行！蒸出来的鸡蛋卷，团不成个儿，我只能切成大段大段的端上桌去——那叫一个现眼！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是个不能原谅的错误，特对不起人家。奇耻大辱呀！
　　 我本来不想说这段“走麦城”的事儿，但是老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能借此向周广鑫、郄俊青夫妇道歉了！
　　 （五）最难忘兵团战友情
　　 我是1965年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在宁夏农建13师干了近15个年头。
　　 当时我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算是连队里的老大哥了。我们连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居多，特爱冲动，爱打架。记得我们刚到连里不久，就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几个不同办事处来的知青大概是为了争谁是“老大”，混战一场，头破血流，乱七八糟。不久，他们又去学生连“林业连”东征，把人家打得稀里哗啦，据说还动用了刺刀之类的武器。从此便获得了“钢铁五连”的美名。这次武斗还惊动了宁夏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