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就由宁夏军区副司令带着好几卡车士兵把我们连给包围了，我们连的那帮混小子，竟敢端着铁锹跟那些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对峙！这还了得！必须查出“钢铁流氓头儿！
　　 于是，他们开始逐一过筛子。我们这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我也“忝列其中”，也被祖宗八代查了一个底儿掉。（关于这个故事，我的那篇“智斗军代表”一文已经写得很详尽了）我很感动的是，没有一个小子咬我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咬我们一口，我们就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我们当时干活儿多又极其累，吃的也就格外多，一顿饭连女生都能吃四五个馒头，男生则用两根筷子穿馒头吃，一根筷子起码也要穿上它四五个。我们的45斤定量根本不够吃。好心的女生就成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的救命恩人。小胖子曲萍生就是我的“定点供应户”。她每月都支援我几斤粮票，让我度过了那可怜的岁月。
　　 我们最惨的岁月莫过于1969、19要70年了。那时我们守着黄河河套，又有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却愣要吃返销粮。吃的都是从黑龙江那边支援过来的水浸高粱、水浸玉米。那些年那边老是发洪水，人家也吃不上什么好粮食。我们定量的90%都是吃这种发了霉的玉米面高两米，连窝头都攥不成个儿。我的夫人又生孩子，定量10%的细粮都给她吃也不够。那时又没有油和肉吃。一年只能元旦、初一、五一、十一吃上每人二两肉，其清贫程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三连的战友史英谭、艺名史淡（人家现在可是国家一级演员），给我送来一瓶子白糖。这是多珍贵的礼物！我记了他一辈子！
　　 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有一个棉垫子，盖了几年了，又破又烂。我的哥们儿、外号叫“歪子”的李金志，让我和他挤在一条褥子上，一睡就是几年：我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个战斗队。有一天，我们的反对派战斗队到连里搜查我们。我们连的张连友等人，把我锁在另一个屋子里，终于没有被反对派捉到：我带了一本《契珂夫小说选》和一本《中俄词典》，经常没事就翻翻。有时还带到连队会议室去看。为了掩人耳目，我在这两本书的封皮上包上了《毛主席语录》。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就是愣没有一个人告发我。这使我再返京后一下子考上两个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经常回家后再煮饭。孩子经常敲着饭碗到处要饭吃。孩子真像是俗语所说的“和尚的孩子，众人抚养。”
　　 ……
　　 我的十四年兵团生活就是这么一天天过来的。虽然艰苦、甚或有些乏味，但是，我却交了一批矢志不渝的好朋友，甚至都可以称之为莫逆之交、能过生死的铁哥们儿，人生如此，夫复何如？
　　 我爱我的哥们儿、姐妹儿。我天天都在想你们！
　　 （六）我们连队的文体生活
　　 我是宁夏农建13师北京上山下乡知青，曾经在1团5连干了差不多八九年。
　　 我们连的北京知青十五六岁的孩子居多。他们好动、好奇，又有极为充沛的精力。每天挖完沟、脱完土坯，还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呢，是个高中毕业生，年龄比他们大，也好玩儿。于是，我们就有挺多的玩儿法，倒也不觉得太累、生活太贫乏。，
　　 我们爱打扑克，玩儿升级。后来，我开始教他们打桥牌。“狗熊”周连勇、“小脑瓜”王国民、“歪子”李金志等，都是我最忠实的门徒。我教他们“自然叫牌法”，小哥儿几个学
　　 得热火朝天。我们连的军代表看我们玩儿得挺热闹，也跟我们掺合。他们不会打桥牌，那就打升级吧！我和另一位高中毕业的知青杨寿疆一头儿，跟两个军代表玩儿。我们俩儿连蒙代诈，没一会儿功夫，就从"2"升级到了“13”，而军代表愣是一级都没升！我们这份儿乐呀！就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至到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还会对此精精乐道呢！
　　 我们连的孩子还爱踢足球。我们连有一些踢足球的好手，金秋平、郭启文，据说是体校的，孙克刚就更甭说。他在我们连就没呆多少日子，就调到兰州军区足球队了。他后来又调到火车头体协当教练，培养了中国男足队员李毅等优秀队员。
　　 我们也挺爱打乒乓球的。我们连有一个木匠姓陈，他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给我们制作了一张全木的乒乓球台。我们这叫一个美！每天干完活儿，都要打到天黑。
　　 我们的小知青，还特别爱游泳。但是他们都不太会游，“狗刨”就是他们的标准姿势了。我们连挨着西干渠，另外还有很多大坑。游泳特别方便。我就教他们游蛙泳。一天天的，孩子们学得也挺快的。好多孩子从不会到能游百十米，几天就成功了。
　　 回忆这一段知青生活，我们都挺留恋的，那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吧！
　　 （七）我和史英潭“抹泥”的二三事
　　 我和史英潭都是1965年6、7月份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的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在3连，我在5连。
　　 当时，我们团还是比较重视文艺活动的。我们到那里不久就成立了团宣传队，我和史英潭都是宣传队的队员。我们就在那里认识了。从此后，我们就有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当然，他是我的曲艺老师，我只是他的一个不太合格的学生。
　　 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鸡粪”（积极分子的简称）。我曾经演过话剧、当过一次合唱指挥。到了5连，我编过话剧、说过相声、跟哈雷学过跳新疆舞。所以跟史英潭一见面就觉得很亲，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同时，我也是一个相声爱好者。
　　 也许是想看看我有多大“脓水”，他拿出了一张照片让我看。我这么一看哪，我一个都不认识！都怪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也没钱上剧场听相声，照片上的大腕儿——马季、赵振铎、李金斗……
　　 我有的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史英潭一看，我就是个标准的“曲艺盲”，整个儿一个“棒槌”！
　　 您猜怎么着？人家史英潭没有嫌弃我！他让我先学打快板。他把自己的一副家伙什儿拿出来给我练习打竹板。我是真笨哪！右手打大板儿、左手打小板儿，我愣是不会！学了很多天，还是跟我端铁锹时的姿势一样，左手拿大板儿、右手打小板儿。史老师倒是想得开，他说：“正好！咱俩一个左手、一个右手，上台演出，看着也顺眼！”
　　 您还别说，我后来还真跟着史英潭老师上台说过数来宝。只是，我是他的陪衬而已！
　　 我一直是团部、师部宣传队的边缘人物，经常是呆上一两个月就打道回府。史英潭演出结束后，经常到我家去玩儿。我和爱人严冬结婚比较早——我们是50岁时结的婚——当然，是我们两人加起来的岁数。史英潭老师结婚很晚，他光棍儿一根儿，到我那里很方便。
　　 我们那时缺油少盐，经常吃红锅菜（把菜炒熟了以后，再点上几滴油），英潭也不嫌弃，吃得津津有味。我夫人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玻璃瓶白糖给我夫人送来了。您可知道，那是多么珍贵的一份礼物呀！我们当时吃的是90%的发了霉的棒子面儿，一个月二两油，一年才能吃到四回肉，白糖我们都快忘了它的味道了！我一直都把那个装白糖的玻璃瓶儿留着，直到回北京后我还留着它！
　　 我还记得我和英潭老师一起在西干渠会战时，在干渠上说相声的情景：那大约是1967年春天吧，我们团在西干渠进行清淤大会战，各连队都出动了能上阵的战士。为了给大家鼓劲儿，团党委决定在工地上架起广播喇叭，不断进行战报广播，同时也让团部宣传队在广播中演节目。当然，说相声是最方便用广播喇叭进行演出的节目之一了。
　　 任务就落到了我和史英潭的身上。
　　 说什么段子呢？史先生跟我一商量，干脆，就说一段《绕口令》吧！这个段子长，抻一抻就能说上半个来钟头，也能让挖沟的弟兄们多歇一会儿。得活，就这么的了！我逗哏，史先生捧哏。
　　 我那时候还会两句怯口，我就抡开了招呼。一段活儿让我说得乱七八糟的，不过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这段相声说了足足有四十来分钟！挖沟的弟兄们直感谢我们。
　　 我和史先生还是宁夏农垦系统第一批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我们一起在《宁夏文艺》编辑部的亲切指导下，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写作学习。
　　 我们住在宾馆里——我那还是生平第一次住宾馆呢！天天聆听《宁夏文艺》总编哈宽贵和路展编辑的指导，憋了一个来月，我们都写出了作品：我写的是短篇小说《珍珠》，史先生写的是相声《银幕红心》。后来，我们的这些作品都发表在《宁夏文艺》1976年1期上。
　　 1993年春天吧，我在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玩儿票儿，那天是到通州的一个花会做专题片，也不知怎么就碰上了史先生。我作为编辑，当然有权采访我想采访的人了。于是，我拿起了话筒，请史先生曰几句。我问他：“您是从哪里来呀？”他老人家脱口而出：“我是从银川专门来参观的！”就这么一句，差点儿穿帮！您想呀，北京通州这么一个小小的花会，您至于从1350公里外的银川、花300多元买卧铺票专门来参观吗？我们相对一笑，赶紧把话题岔开，这才没有穿帮！我们直到今天还会对此大笑不止呢！
　　 史先生不仅是我的好朋友、好老师，还是我的“抹泥”——对，这是包袱，应该是“莫逆”。我们是一生的朋友、好哥们儿们！ （八）可敬的“红卫兵”
　　 我1965年上山下乡到宁夏农建十三师一团五连当农工的时候，有一个又黑又壮的北京知青叫周连勇，眼睛倍儿圆，胳膊倍儿粗。人家家庭出身好，是个纯正的工人家庭。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和我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成了莫逆之交。
　　 1966年夏天时，他和我一起回北京休探亲假。当时，我们家已经被抄家了，我母亲也被红卫兵剃了光头赶回了老家。周连勇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非要查查是哪儿的红卫兵干的这绝子绝孙的事儿。我劝他：“上哪儿查去？这么多红卫兵，哪个咱们惹得起？”他挥了挥拳头，发着狠说：“老子也是工人出身，老子也能戴红卫兵箍！”说完第二天，他就戴上了红卫兵箍。他指着红卫兵箍说：“这玩意儿好使！谁敢不尿它！”
　　 说来也巧，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家里出身是资本家，也被抄家了。本来住一个大院子，前出廊，后出檐，三进三出的大宅门。被红卫兵抄家以后，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两间房子里。生活也没了来源，只有很多硬木柜子、棕床等家具。但是被红卫兵锁在了另几间房子里，那谁敢动呀？我把情况跟周连勇说了以后，他说：“哥，以后的事儿您就别管了，省得您吃瓜落儿！”
　　 第二天，我到这个同学家居住的胡同里转了转，实际上是打探消息。我真怕周连勇则愣小子干出什么出圈儿的事儿来。到那时，我一定会冲上去，声明是我指使的。我不能让我的兄弟替我受过！我刚想进院子，就听从院子里走出来的人说：“喝，昨儿来了几个红卫兵，那叫一个横！把那个资本家屋子的玻璃砸了，把里边的家具全拉走了。看那劲儿，那个大眼珠子的黑鬼是个总指挥。他老喊，我们是钢铁总部红卫兵。我们来破四旧，把这个资本家的四旧拉出去烧了！一边说，还一边砸玻璃。”他旁边一个人赶紧拉着他的袖子，“哥们儿，少说两句，别让红卫兵听见，再给你点了天灯！”
　　 过了一会儿，周连勇向我汇报来了：“哥，办妥了。一共卖了三百六十多块钱，够他们吃一两个月了！”我着急地问：“那以后怎么办？”他先是一愣，后来又安慰我说：“哥，您瞅着这劲头儿，那帮红卫兵狗日的还能蹦达几天？”
　　 我想，我这次只能帮到这里了。如果，我这位同学再有过不去的日子，我会从我每月24元工资里挤出几块钱来寄给他。周连勇安慰我说：“还有我呢！”所幸的是，这段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周连勇后来谁都没提过这段事，谁叫我们跟红卫兵“有缘”呢！
　　 （九）网友待我胜亲人
　　 2013年9月15、16日两天，共有两批网友——二团阿福、贺兰石、大刘；一团青-心，或到医院、或到寒舍探望我的老伴儿严冬，尤其是青-心网友，晚上快九点钟了，还从顺义摸黑找到我家，让我们一家感激之余，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网友待我们胜似亲人！” 老伴儿严冬，原为一团十四连知青，1968年调入我们连——一团五连，并与老夫（某当时还不太老，只有25岁。不是公岁啊！）结为连理，翌年即有小女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