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虽然被释放回家了，却一直被当地公安派出所列为重点管制人口，只是没有限制他在夜壶沟的生活自由。
　　 本来十分冷清和安静的夜壶沟，因为王良的户籍问题，竟然在一夜之间名扬县、乡内外，王良和桂花也成了柳城县乃至天河市的名人。
　　 后来的这几年里，天河市先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巡村入户”、“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万名干部进万村挖万塘”和“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等等声势浩大的运动。王良在这些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察和盘诘，他实在没法说清楚他的户籍问题，也根本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问题。
　　 没有了户籍证明，他的三个儿女在上户口时，就没法随父姓王，只能随他母亲齐桂花姓齐，他这个没有户籍的“野男人”，居然上升为湖北省的名人。这又是因为当地一个爱好写作的退伍军人写的一篇社会新闻。
　　
　　 十
　　 亲爱的吴老师：您好！
　　 我的这封来信，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同您谈论野男人王良的户籍问题了。因为，我很快就将完成《野男人》这部揪心的小说稿了。小说完稿时，王良的野男人身份将会有一个较为圆满的交待，我和您都将放下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
　　 老师，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那个年轻的退伍军人所写的那篇关于王良户籍问题的社会新闻，虽然使王良升级为省级名人，却在无形中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河南省政府的某位官员出差武汉时，意外地读到了发表在2012年3月5日《长江都市报》第三版的那篇报道，新闻中所报道的王良家乡的村庄因为遭遇黄河水灾，被当地政府集体迁移到别处安置，致使王良因为一直找不到能够证明他户籍的人，从而变成了无户籍证明，无身份证明，无婚姻状况证明的“三无”野男人。
　　 这位省政府官员当年正好在焦作市工作，并且亲自组织实施了那次移民安置，王良的家人和亲友很可能就在那批整村搬迁的移民当中。他立即将这一信息电话透露给《长江都市报》，希望报社将这一信息转达给王良本人。
　　 老师，这一信息，对于王良和我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报社里的一位记者朋友又正好从《天河》上读到过连载的《野男人》大部分内容。便立即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我，我又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苦闷多年的王良和桂花，这才有了后来这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公元2012年3月下旬，苦闷不已的王良和桂花，居然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万分的好消息，他的父亲和哥嫂、侄儿都还在健在，当年那位年轻的村支部书记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却还能记得本村曾经有过王良这么个小伙子。
　　 向王良报告这一消息的人正是五次前来夜壶沟采访过他们的那位小说作家，王良只记得作家姓武，也是大坝河镇的人，好像叫个什么“武哥”或“武果”什么的，记不太清楚了。好在记不记得作家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带来了那条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这条消息将成为改变他们一家命运的转折点。
　　 听到这个消息后，王良实在是太兴奋了，兴奋得老想放声大哭。还是桂花比较清醒，他一边劝慰王良，一边拽住报告这一消息的作家，非要挽留作家到他们家去喝酒吃饭。桂花兴奋地跟作家说，我们家那片拐枣树前几年就结果了，今年收了四千多斤拐枣，酿制了四百多斤品质优良的拐枣酒。作家是当地人，当然知道拐枣酒在当地人心目中的份量，那可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茅台酒啊！
　　 作家武戈本来不爱喝酒的，但是听到是难得一尝的拐枣酒，再加上王良和桂花的一再挽留，便顺水推舟地走进那座造型别致的洞府之中。
　　 武作家走后没多久，《长江都市报》的那位记者朋友再次打来电话说，野男人王良的家人找到了报社，请求报社帮他们寻找王良。报社老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报道素材，准备派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陪同王良的家人前来夜壶沟采访当事人，希望武作家能抽出时间陪同前往。武作家慨然应允了记者朋友的要求，并通过镇政府通知了王良和桂花，让他作好准备，最好端出他的拐枣酒，好好地招待河南老家的亲人和陪同采访的记者朋友。
　　 记者朋友打来电话的第三天，两辆黑色奔驰轿车驶进了武作家所在的靠山村。
　　 前面那辆车里走下了一位戴着金丝眼镜，体态肥胖魁伟的年轻人，年轻人穿着灰色休闲装，脚上蹬着乔丹回力鞋。还有一位挎着长焦距镜头的中年人，中年人很瘦，个头却比年轻人略高十余公分，但没戴眼镜。
　　 后面那辆轿车里，下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和一位将近的六十岁的小老汉，小老汉穿着一件市场上常见的水货迷彩服，那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穿着一件中长黑尼子风衣，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光亮的黑皮鞋。
　　 最先下来的那位肥胖青年主动向武作家打招呼：“您就是作家武戈先生吧？我是常林，《长江都市报》记者，前几天给你打过电话的那位。这位是我们摄影部杨主任，这位是河南省新野县大赵乡大赵村的老书记王卫国，这位是王良的亲哥王优先生。”
　　 武作家跟他们一一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常林直接了当地说：“武作家，咱们就不再寒喧了，赶路要紧。”武作家说：“好，咱们现在就走。”
　　 常林将武作家扯进他的车内，在武作家的指引下，调头向小坝河方向驶去。
　　 一个小时后，车子来到小坝河的桥头位置。武作家示意停车，并向鄂豫两省的四位客人介绍说：“车子只能开到这里，剩下的路要靠我们一步步地走上去。”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常林问。
　　 “常规性速度，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那就走吧，不就是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嘛，咱就当是山路走就行了。”杨主任开玩笑说。
　　 王优从后备箱里拽出一个硕大的帆布包背在背上，挽了挽稍显过长的裤脚，搀扶着老王书记，跟随在两位记者的身后，向夜壶沟进发。
　　 一个半小时后，一行人来到陡坎边上。武作家率先走下梯级小路，并伸手扶住有些恐高的常林，回头招呼大家小心行走。
　　 王良和桂花早就站在洞府外面迎接，他们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想必就是大妞、二妞和大根。武作家只见过二妞，还没有见过大根和大妞，没想到大妞居然比二妞还要漂亮，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灵活地闪动着，以独特的语言表达着她对这群稀客的问询。
　　 “良子，哥可见到你了！”
　　 “哥……”
　　 两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悲泪交加地拥抱在一起，杨主任快速地按动着相机快门，拍下了这一动人的画面。哥俩的哭声感染着常林、老王书记、武作家和桂花，大妞、大根和二妞却没有哭。二妞接过王优背上的帆布包，将他们扶到厅堂里坐下，并招呼两位记者、武作家和老王书记就坐。王良和王优哭了一阵后，王良首先认出王老书记：“这不是王叔吗？”
　　 “是呀。”老王书记说：“良子，二十九年不见，没想到你一直躲在这里呀。”
　　 “1986年，我回去找过一次，不仅老村庄没了，连一个熟悉的乡亲都没见着。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户籍和身份，我不仅领不到结婚证，三个孩子也不能随我姓王，在无数次运动中，我都受到了盘诘和纠察，我成了没有户口的野男人。”王良说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王老书记说：“良子别哭，我们来了，你的户籍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我们村上开的证明，这是派出所复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你可拿好了。”
　　 王良双手接过，再一次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又咧嘴傻笑不止。
　　 桂花在旁边拍了拍王良的肩头：“好了，良子，赶快招呼客人入席吧。”
　　 武作家这才看到，厅堂正中的一张大桌上早已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菜肴和香气扑鼻的拐枣酒。武作家主动担当知客，将王老书记和杨主任安排在上席坐定，常林坐在左手位置，王优坐在右手位置。王优一听说让他坐在右手，死活不肯，非要拉着武作家坐在右手位置。武作家说：“你和王老书记是远客，我是本地人，你得听从咱们本地人的安排。”
　　 “我建议，为了王良结束野男人的身份，为了两位河南远客的到来，咱们共同干一杯！”武作家率先提议。
　　 “干杯！”
　　 杨主任再一次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三天后，《长江都市报》五版再次刊出常林和杨星的长篇通讯，题目是“一个‘野男人’的悲欢历程”，并且配有杨星拍摄的那两张兄弟拥抱、全席举杯的巨幅照片，加上长篇通讯，发了整整一个版面。这篇通讯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搜狐网等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通讯，夜壶沟再一次因为王良的遭遇而闻名遐迩。
　　
　　 老师，我先前就说过，我只会写一些社会新闻，不是写小说的料，所以便不懂得虚构的技巧，只能如实地记录下野男人王良的悲欢历程，根本算不上小说。
　　 老师，我是因为同情野男人王良的遭遇，才罗里罗嗦地写了21万字，在《野男人》这部小说里，由于我的水平问题，对王良和桂花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得还不是很到位，语言的文学性也不是很强。但是，对于王良的遭遇，我是一点也没贪污地写进了这篇被您称作小说的伪小说里。我之所以把《野男人》称作伪小说，因为它的大部分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记录，并非是我虚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