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学军有些难为情，还要讨价还价：“就不能少交点吗马书记，我们说不熟也至少打了二十年交道，你吃驴肉不往驴脸上看啊！”
　　 “你吃驴肉才不往驴脸上看呢，从一个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肆意糟蹋百姓的公社干部变成一个贱贼，竟然跑来偷我们村的树木，你也能下得了毒手呀！你的党性原则呢，你的思想德操呢，抛到爪哇国里去了吗？你的良心是否让狗吃了？连几棵椽树子都放不过！”
　　 王家寨村主任李生福说。
　　 说老实话，那时一棵青杨木椽树也就卖五六块钱，五千元确也不是个小数目。
　　 李生福接着说：“想得倒美，软的你不吃，那我们就来硬的。到如今你老狗日的还要在这里占上风头，明日连人带赃物送交县公安局！”
　　 苟学军父子三人一听脸上变了色。老苟想，自己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你上交了倒也不咋的，顶多挨个处分，受一顿批评。可是俩儿子都是在岗的国家干部，一旦被逮捕判刑，那饭碗不就被踢了吗？两小家子的日月还怎么推呀？怪就怪我这颗猪脑袋，一发胀竟然把他们叫来搭了连头。他只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答应说：“那就只好这么办了。望诸位高抬贵手，放我们三人回去筹措罚款，写检讨。”
　　 “你鸡蛋走路——滚吧！两个儿子呆在这里做人质，限你两天时间内交钱，两天后交不上罚款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事情变复杂了你只能狗嗥怨自己，一点不能怨别人！”
　　 王家寨村李主任说，完全是不容再商量的口气。
　　 “行行行，我去我去。”苟学军点头如鸡啄米。
　　 苟学军走出王家寨村村委办公室后，王家寨村马书记就几大步追上他，然后说：“我说老领导你也真会来事儿，还说在公社混了大半辈子呢。需要房木，给我们写份申请报告或者口头上说说，我们还不给你弄点吗？你顶多也就象征性地交几块砍伐费。你这老领导竟还这么冒冒失失，闯下这么大的祸事，你说你至于吗？现在你把我也弄了个骑虎难下，我不把脸绷起，村委干部和全村百姓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这件事情上只能如此处理了，你也得想开点呀……要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颐养天年啊。”
　　 说完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苟学军的肩头，然后车转身回家。
　　 马书记走远后，苟学军就自言自语起来：“操你妈的！你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当我是傻屄一个啊？在我面前玩阴的，稀泥抹光墙，你还嫩了点。你尾巴一奓我就知道你会拉啥粪！”
　　 苟学军回去，东借西凑，终于凑足了五千元罚款，然后交至王家寨村村委会。
　　 王家寨村的支书和村主任也真会来事，一人唱红脸，一人唱黑脸，好好杀了杀人间魔王苟大头的威风，出了一口积淀了二三十年的恶气。
　　 事情总算有了个了结。
　　 4
　　 唉，这辈子怎么说都是把人活成了一片破抹布，可这能怪我吗？不是性格使然，是社会规定了我人生的轨迹。我只能说自己也是那个社会时代的牺牲品、陪葬品。我一方面整人害人，另一方面也被时代社会所害，除此，还能作何种解释？
　　 交了五千元罚款后两个儿子被放回来，回到单位上还受到主管领导埋怨批评，说你竟然有事也不请假，想旷职就随便旷职，这个单位也不是你的家啊，想来就来，不想来就拉倒的。
　　 俩儿子只好撒了弥天大谎，说遇到父亲突发脑溢血的急事，我们兄弟俩只好东奔西跑，借钱送医院，然后操心抢救事宜，如此就没顾上向单位领导请假，还望领导体谅并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自然领导们也不是一窍不通的擀面杖，人情事理谁都懂得，便也原谅了兄弟俩。
　　
　　 偷树被捉的事件发生后不上半年，苟学军两口子就凑钱在县城里买了楼房，并且把刘庄村的那付庄廓院卖给了别人。他已对刘庄以及刘庄的村民们彻底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是个卖了你你还得帮着数钱，吃人连骨头都不吐的村子，就如一口黑咕隆咚的大窖，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一切活生生的东西。他被刘庄人伤透了心，他不能不恨刘庄村百姓。
　　 可知情懂理的人都知道，苟学军是狗嗥怨自己。他这辈子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他只看到别人头上的虮子而看不见自己头上的虱子。
　　 刘庄村人设圈套害他的事是后来才知晓的，是一个知情者偷偷告诉他的。
　　 退休后的老苟还被有关部门划入“三种人”的阵营，受到全社会的歧视，他罪有应得，怨不得社会与别人。
　　 他搬走的那天，竟然有几个促狭鬼拿出爆竹在村巷里公开地放，苟学军听见了心中多少有些怀疑，便走过去问他们因何喜事而放炮仗。对方说，如今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老子想在啥时候啥地方放与你无干，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苟学军没吃一口羊肉反惹了一身腥骚，他给气了个好眉端端。没办法，摇了摇头走了。
　　 从那以后他一次都没回过刘庄村。
　　 2013年5月11日写就，19日改定。
　　 凄冷的微笑
　　 （短篇小说）
　　 故事发生时间得上溯至二十余年前，当时我是截木尔村的一名乡村医生。我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作了乡村医生的，那时人们对村医的称呼远没有如今这般文雅，普天下的村医都只有“赤脚医生”这么一个名号，家乡人还用最通俗的称呼法称呼我们这类人为精脚片医生。
　　 那年春天二十来岁的我有幸被选拔到县卫生学校进修，学制两年，毕业后可以得个中专文凭。当然，对于精脚片医生来说，文凭不文凭的倒也无甚所谓，因为他们也没必要评职称，另外也没有被吸收录用为公立医院医生的可能。一般情况下，你病看得好找你的人就多，胡来乱整或者治不了病害不了命的主儿，那就门可罗雀，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俗话说得好，人有个再一再二，没有个再三再四。上了你一两回当，花了些冤枉钱以后，病人们是打死也不会再来你那儿受罪上当的。这样的赤脚医生别说养活老婆娃娃和父母，连养活自个都勉为其难。
　　 在县卫校，我们啥都学，中医，西医，护理，药师，凡是该学的，我们无所不学。老实说我的许多医疗经验和本事还是在那里学到的，只可惜其后没派上什么大用场，这是后话，且听我慢表。先前村医疗室里来病人了，我也喜欢望闻问切，煞有介事地捉住患者的手腕摸脉，嘴里胡乱咕叨些“左脉小肠肝胆肾，右脉大肠脾命门”之类的歌诀，当然我也大体知道人的二十四种脉搏，什么涩脉、洪脉、浮脉、滑脉等的，可具体是哪种跳法，我是月婆子放屁——昏三愣四，或者是猪吃煤渣——满脑子黑。对了，就这个样子，庄稼人最爱说猪吃煤渣这句话了，忒形象啊。
　　 其时就遇到一些特有趣的事儿，乌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比如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护理课，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人长得高大苗条，棱鼻子，樱桃小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肤色格外白嫩，看其年龄，最多超不过三十五岁。她是个性子直爽，说话大大咧咧的人，怎么看都带些男人性格。她一边脸朝着讲台下的我们讲课，一边拿过一支注射器给学员们做怎么给患者扎针的示范。那注射器的针头当然是已消过毒的，要不会闹出些麻烦来，这谁都懂得。趴在讲桌头上的是我们班班长王大伟，自然，凡是配合老师讲课的角色只能由他这样的人承担，谁叫他是党员兼班长呢。
　　 王班长正趴在讲桌一头静等，裤子也褪下去一截，多少有点脏污的半拉子屁股露在外面，我们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县各村的赤脚医生，病人们脏兮兮的屁股见过不少，因此见了班长的黑屁股谁也没觉着有什么碍眼，谁都静默无语，专心致志地听着漂亮女教师的讲解。那时农村里还不富裕，大规模兴建新式砖混楼房那是以后发生的事儿，人人家家的破木头房子顶上也没安装热水器什么的玩意儿，大家的洗澡观念还不强。这时女教师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一边很随意地将左手中拿着的注射器扔了出去，只听得“哎哟”一声叫唤，大家就看见了王班长疼歪了的嘴和瑟瑟颤抖着的那条右腿。糟了，注射器深深地插进肉中，针头根部几乎弯成九十度角。
　　 事后王班长的腿子一直瘸了一个多星期才恢复正常。
　　 哈哈哈哈！众学员来了一通狂笑，女教师脸上没表现出哪怕一丁点难为情。她瞪了大家一眼说：“咋的了？少见多怪呀，你们这些老土包子！”
　　 有一天早上班主任刘大头将王班长、我以及另外几名男学员叫出教室说:“哥们几个今天上午辛苦一趟，县法院今天上午十点半在县灯光球场召开公判大会，完了有名死刑犯要被拉到县城西山背后的乱石滩里枪毙。那是个没主儿的人，尸体无人收拾，麻烦你们把他拉到学校里来，我们好做解剖实习。”
　　 班主任刘大头是前一年刚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比我们小几岁，因此喜称我们为哥们。
　　 他咋会没主儿呢，他的家人呢？我们都纷纷议论起来。刘大头说：“那是个强奸犯，死有余辜。据人们说，三十来岁的他至今还是个光棍，家中只有她和母亲二人，他连自个母亲都不放过，过去的这些年里曾三番五次侮辱过自己母亲，他母亲对前去抓他的公安干警们说：抓去吧，这个畜生，要杀要刮随便你们，反正我是连一面都不想再见他了。你们放心好了，没事的。”
　　 于是我们乘坐着学校里的一辆天津大发，去西山后的刑场上拉死人。我们到刑场的时间未免有些早，一直等了一个半小时，才看见拉着犯人来刑场执行死刑的囚车。下面的情形多少有些凄惨。当时来看枪毙场面的百姓多得不计其数，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也真围了不少，公安干警们纷纷喊叫着，并动手推搡围得太近的人们。强奸犯被五花大绑着，有两名戴着大口罩的武警一人一面，用手攥住强奸犯的肩膀，要不强奸犯可能会一头栽倒在地，死刑就无法执行。又过来一个戴着墨镜和大口罩的武警，伸出左手一把抽去插在犯人衣领里的亡命木牌，再端起枪来，且几乎将枪口抵住犯人脑袋瓜，抠了扳机，枪声不大，人们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响，就看见那犯人一头栽倒在地。我也没看见枪上是否安装了消音器，或许没安，是枪口太靠近犯人脑袋的缘故吧，反正那“嘭”的一声比娃娃们在除夕夜放的鞭炮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法医从随身带着的专用包里掏出尺子量枪口的方位及子弹进出口的大小，完了还拿一截铁条样的东西，插进弹孔里捅着。最后长了一口气，转身离去了。死了的强奸犯被拖至前面挖的一个两三尺深的长方形土坑里，有人在尸身上扔了两三铁锹黄土。
　　 说句老实话，我一见犯人被执行死刑的场面后，就感觉有些蛋疼，下身里酸困了好一阵子。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杵在执行死刑的现场，没有一点也不产生负罪感的。人是有原罪的吧，正如基督教所宣扬的那样，人只要回头检点有生之年自己所做过的一切事体，多少总会产生内疚感和负罪感的。比如不孝敬父母的人，耍过流氓猥亵过女人的人，嗜赌如命致使家中债台高筑一家大小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有意无意曾造成别人死亡的人……
　　 我作乡村医生的七八年中曾弄死过三个人，他们都是我的家乡截木尔村的人，一个小孩，一个青年男子，一个中年女人。不过那时节人们的法制观念还不够强，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谁愿意跑到大队医疗室里找乡村医生的麻烦。小孩是个两岁多点的男孩，是在村医疗卫生室吃了免疫糖丸后，被那药丸噎死的；中年女人是得了重感冒后我给她做青霉素皮试，发现皮肤反映稍好后给她注射了几支青霉素后猝死的。当时我一见其情形后急得一头冷汗，慌忙采取措施抢救，可是已经迟了。她在我面前彻底地闭上了本不该闭的双眼。她丈夫来到村医疗室后，脸上黑煞乌罩的，我很害怕，怕他会动粗动刀，向我要人。可是，他最终也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一根连一根地抽烟。他当时抽的是一包一块钱的花好烟。我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他开口说话，想问问他到底该咋办，一时里又不敢开口。完了村委张主任对那个脸色发黑的中年男子说：“老刘，还是把老婆拉回家好好抬埋吧，要不人已经死了，你还能咋办呀？”
　　 张主任私下里让我拿出两万块钱作一针打死老刘妻子的补偿，我说我一年干到头也挣不了一万块钱，手头哪有闲钱。他说哪怕东借西凑你也得赶快给人家这笔钱。这事儿就这样了，我做个主，他不答应我再想办法。
　　 我说你是想开一个口子呀，从今后……
　　 张主任一听就急了，说：“你他妈的以后还想弄死人呀，是谁给你想弄死谁就弄死谁的权利的？”
　　 我忙说：“对不起，主任！是我不知好歹说错了话，你大人大量，就不要和我这样的小人见经！”
　　 “哼，还真是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那个年轻男人本来得的是肝炎病，而且已经好多年了。由于长时间不予重视，病情加重，病已转为肝癌晚期，并大面积腹水。他们那家族中本就遗传肝癌肝硬化，可我这个马大哈竟然胡乱给他施治。没几日那小子就抛下妻子女儿，一命呜呼了。本来村里有个自学成才的中医，他叫程春，程春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名中医，尤其爷爷，由于身形瘦小，被人们称为尕程先，又被称为尕神仙。他是马步芳时代的青海名医，曾经被青海王马步芳任命为青海省平民医院院长。一天到晚来他家就诊看病的四方八乡的病人其队伍一直排到三层院门外的村巷里。程春的爷爷死于解放前，属寿终正寝；父亲死于1960年，是没过去饥荒关，被活活饿死的。程春本是大字不识一颗的文盲，可他愿意识字，而且乐此不疲，极其勤奋辛苦，他经常找村里的读书人认字，十余年时间下来也还真识得不少字，且马马虎虎能读懂祖上传下来的的一些宝贵医书了。他天资聪颖，不久就无师自通学会了给病人抓脉，并且一抓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