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懵懂幻影里，我看到她拎着粉红色拉杆箱给川流不息的人潮裹胁出那个赫赫有名的出站口，落寞的面孔，黑曜石般深邃的眼睛，一闪即逝。哦，是的，是她，就是她。她独自一人，神情落寞，在比肩接踵的人丛中凸现出某种不可言说的孤独。我认得她那微胖的身材，和苍白的、红颜已逝的面孔，以及面孔上面紧抿着的薄嘴唇。她在这座城市并无亲朋，更无牵挂。她只是想离开那两座自出生就呆惯了的、尽是满目忧伤的城市，萧镇和文昌镇，到处走走，散下心。萧镇，文昌镇，乌里人的祖居，类似于印弟安人的居留地，差一点被那个体态庞大的红色帝国吞并，又差一点如同库页岛上的原住民一样濒临灭绝，从而被全世界遗忘。嗯，她，顾禺的民族一栏的确应该填写上‘乌里’这俩汉字，或者‘Uli’，或者‘Ури’注2，就像那群世居于缅甸的果敢人，或者像流散海内外的客家人，抑或大日本帝国的归化人。多达五十六万的乌里人大概算是这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族之一，他们世世代代使用汉语，也就是说汉语是他们共同的母语，接受汉语教育，他们的祖先来自长城以南的诸多省份，山东、河北、山西，甚至更遥远的长江流域的四川和湖北，也有些就是世居于此的乌里河流域的土著，达斡尔族、阿伊努族、赫哲族、鄂罗奇族、埃文族、乌德盖族和少量以上各民族的混血儿，无论迁徙而至的汉民族，还是当地渔猎的土著，都已经融合为崭新的中华民族，都拥有共同的根，并且顺着这巨大的茎不断地蔓延下去，所以每一位乌里人既是天生的佛教徒、儒文化传播者，也是一位自觉自愿的原生态萨满主义者，这种掺杂了诸多异类思维的信仰和乌里河流域周边的族群俨然不同，那些野性十足、骨子里隐藏着蒙古灵魂的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少部分移民过来的朝鲜人（韩国人）和日本人信仰基督教。虽然乌里人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但他们不排斥其他外来者的信仰，所以X城地区才会出现犹太教堂、伊斯兰清真寺、东正教堂、道观和佛家寺庙并存的景象，它们有些甚至就在同一条街上，比如舍利寺旁边就新建了座洋葱圆顶的清真寺，以及稍远处那座俗称喇嘛庙（又称罗刹小庙）的建于十九世纪的东正教堂。
　　 哦，一个女人，独自旅行，神情又那么落寞，这本身就给人带来无尽遐想。想想，我应该让她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她会选择什么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哦，她又是在什么季节来到绥芬河市的？——应该在冬季。北国的冬季很美，银装素裹，满树银花，就像生活在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画卷里。这样一来她的衣服就好说了，肯定是件羽绒，短款的，鹅蛋黄色，或者浅蓝色，总之不是白的，红的，或黑的。白的太素，红的太艳，黑的则太老气，都不符合她的年龄和性格。以她一贯的简朴，以及有限的生活条件，她不会穿貂披裘的。而且做为一名佛教徒，无论虔不虔诚，无论是否常到庙里进香拜佛，她都是个天然的素食主义者。她的父亲，那位一度患有抑郁症的老头子不止一次嘲笑她，说她但凡是喘气的都不吃，包括猪牛羊、鸡鸭鱼，更甭掉那些野味了，所以年轻时才会如此苗条，才会一瘦遮百丑，显得婷婷玉立，从而赢来寥寥无几的三两位异性追求者，他们尝试着和她约会，说些甜言蜜语，看电影，逛公园，或者大大方方，不吝金钱地饕餮一顿，以便讨好她。但她一个都不喜欢。“唉，他们，一个穿水靴子的，一个穿胶鞋的，还有一个穿皮鞋的。”多年以后她如此评价道。穿水靴子的家里开着豆腐坊，说话腼腆，动辄脸红；穿胶鞋的是位专门从事拆迁拆除行业的包工头，做事无所顾忌，三言两语里总夹着句粗口；穿皮鞋的则是位由美术教师升级为林业局局长秘书的公务员，拿腔做调，慢条斯理。他们，她一个都没看中，只在私底下嘲讽了番。而在随心所欲的虚拟世界，多年仅仅等于刹那，等于短暂的几秒钟，须臾就过去了，就像佛家所说的人生如梦，虚拟世界更是恍若梦境。因为耽于受教育，六年小学，三年初中，四年高中（重读了一年），五年大学，毕业时她就已经二十四岁了，后来找到工作又想报答父母，所以不知不觉错过了寻找男朋友的最佳时机，二十八九岁还是单身，孑孓孤单，成为老姑娘，只能依靠媒人或婚介。而且说句实话，她长相平庸，又戴着三百度的近视镜——据说，X城地区的人都戴镜子，近视镜，从婴儿到即将离世的老人——右侧眉毛末梢挑着小米粒大小的痣，笑的时候左边的脸蛋显得比右边的脸蛋略小些，紧张时那粒痣会不自然地随着肌肉而轻微地上下抖动，这方面她颇像她的父亲。大概她的性格也如同她的父亲，所以很多时候她才会如此倔强。而她的容貌谈不上好看，就像她堂哥说的那样，她一直都是个丑小鸭，一直都是，从没蜕变成为引人瞩目的天鹅，所以即便她有那种欲望，有那种春梦，也没谁追求，包括大学五年，否则也不会成为剩女。她的闺蜜，陈楚楚倒是给她介绍过两三位成功男士，但相过亲，吃过饭，生涩地聊过几句，便没了以后。
　　 陈楚楚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也非突兀而至，每一个女孩都会有个无话不谈的闺蜜，直到终老，顾禺也不例外。至于她的堂哥，那位呆头呆脑的顾无言，他应该自幼就陪伴在她身旁，应该在她具有生命之前就有了他。在我的设计里，他应该大她三岁，确切的日子是三年零六天，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她的偶像。每个人年幼时，都有自己的偶像，公开的，或者隐秘的，有些是自己的父亲，有些是自己的母亲，也有些是自己的兄长姐姐。顾禺之所以视堂哥为偶像，因为那时她感觉到他满腹博学，无所不知，从信奉猫的埃及法老到颠覆时空的百慕大，从祖冲之的圆周率到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从教人织布穿衣的嫘母到宣扬礼仪廉耻的孔丘，从无为而治的老庄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卡尔.马克思。为此她的父亲屡屡夸赞他，认为自己的哥哥生养了个爱读书的天才。而在她眼里，堂哥就是堂哥，她的堂哥，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堂哥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无论老师留下的的作业，还是那类学校要求填写的知识问答，抑或碰到某个不认识的字，顾禺都会向堂哥讨教。说是讨教，实则是蛮横。甚至，一次他为了博她一笑，还写了篇小说，内容是一个活着的人经历一番周折，前去参加自己的葬礼；别说，那次她还真的捧腹大笑，觉得不可思议。久而久之她认为凡事找堂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应该的。再说，她自幼就厮混在堂哥家，被娇宠惯了。她本来应该管堂哥的父亲叫二伯，但二伯常常亲昵地称呼她为女儿，她也常常称呼二伯为二爸。她的父亲则称呼她堂哥为儿子。她家，她的堂哥家都住在萧镇的干部楼。她不知道为什么那样一个破烂不堪的楼会叫干部楼，又叫大楼院，那里可一户干部都没有，这难免不会是个玩笑，黑色的，滑稽的，反讽的。但她的堂哥告诉她，半个世纪前真的有许多干部住在这里，最小的那位也是掌管萧镇的父母官，只是后来城市变迁，干部楼渐渐被淘汰，干部们纷纷搬走，这里才蜕变成为飘散着脏臭味儿的大杂院。
　　 “陈子媚也住在这里，还有郑破虏。”顾无言自豪地说。他喜爱这座城市，喜爱自己的家乡，以至于爱屋及乌地喜欢起X城地区的历史。
　　 “谁？”顾禺歪着脑袋盯向堂哥，傻乎乎地反问道。
　　 “这座城里的大人物。”他瞥了眼她，为她的无知感到震惊：“如果他们活着，应该是最大的官，大到足可以成为一尊神，享用着大众的香烟，受到大众的顶礼膜拜。现在萧镇最大的官，在他们眼里还不如个只配打洗脚水的勤务兵，比如那位曾被公众媒体称之为铁面的文昌镇镇长。”接着，他给她讲那位攀爬到权力顶峰的女人之轶事，用温牛奶洗身，每餐都讲究营养搭配，喝法国红酒和鲍鱼汤，吃鱼籽酱，品蓝山咖啡，常常能近水楼台地欣赏到国外大片及X城地区的禁片，常常和各国政要共同出现在当时各大媒体的头条上，还有专门的理发美容师和生活秘书。但是这样一位懂得享受的人物，却在她最具有权势的时候，竭力反对她自己享受的生活方式，并发动了一场令乌里人难忘的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在他的认知里，既然这里曾留下那些大人物的生活轨迹，就应该算做历史遗迹，就应该归于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没有哪一个政府部门来规定此事，大楼院依旧脏兮兮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臭哄哄的味道，逢到雨天满地泥泞。
　　 当时只有九岁的她很难理解最大的官到底有多大，但她相信堂哥说出的话就是真理。这种认知直到成年之后依旧顽固地缠绕着她，令她不能够自拔，即便后来她明明知道堂哥的认知里有许多谬论，甚至许多认知不过是圈囿于书本上僵化落伍的生搬硬套，例如那个一度被称为干部楼的大杂院。说到这里，必须承认我从没去过萧镇，不知晓那里的大楼院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我知晓绥芬河市也有个大楼院，一幢拆毁掉了的俄式建筑。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顾无言曾住在那里，还有写出《关于穿越时光虫洞的记忆》一文的殷锡奎，只是这个顾无言和顾禺的堂哥并无关系，仅仅名字相同而已，仅仅凑巧生活在各自城市里的那幢大楼院。也许这世上就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也许物理学家揣测的平行世界早就不属于纸上谈兵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座城市的某些地理特征和另一座城市的地形地貌，乃至人文景观总是互为镜像，彼此交相辉映，比如许多城市都会有太平路或者新兴街，但往往是此地非彼地也，却又彼此相似。若干年以后，顾禺偶尔来到绥芬河市，又偶尔和顾无言，同一个有着和堂哥一样名字的男人相识，也得益于这种虚实莫测的镜像理论。
　　 “这是命运。”
　　 从那个镜像里走出来，顾禺驱散开我的形象，自言自语道。自然，她并不清楚我的存在，她仅仅凭借感觉驱散开内心深处的阴霾。此刻的她能够认知到命运，但在懵懂无知的青春时代她并不清楚。那时候，她总是很迟钝，所以当她无意间看到堂哥顾无言和陈楚楚并排走在街上，有说有笑，胸膛里就像被雷击到了一样，有种灼烧感，而在此之前他们不过刚刚认识一个星期。他们相识那天，顾无言正捧着册《黄金时代》，正在读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的陈清扬的臀部被打了两下，被扛上山，头发低垂下去。已经沉溺于书中情节的他视线从书上挪开，恰恰看到长发飘逸、恬静微笑的陈楚楚，不禁怦然心动。我必须承认，长着天生蛇精脸的陈楚楚要比顾禺有气质，既有气质又长得漂亮，前凸后翘，而且重要的是陈楚楚已经长发及腰。即便顾禺的窈窕少女时代，她也没有吸引男人眼球的地方，胸部和飞机场无异，尽管也长发飘飘却没有女人味儿，而且还是个单眼皮。当时陈楚楚惊讶地问了句‘他是谁’，被她堂哥毫不客气地抢白了句，面红耳赤。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周天，百无聊赖的顾禺突然在舍利寺撞见陈楚楚和堂哥，他俩站在小舍利塔前各自拿着根冰点，并排站着，脑袋靠在一起，忘我地数着塔的层数，这让她颇感吃惊，也莫名其妙地令她心碎。在她的记忆里，顾无言没有哪位异性朋友，哪怕是在尚无性别区别的小学时代。她也曾和堂哥一起去过舍利寺，爬两座高矮不一的大小舍利塔，嗅着弥漫在空气里的骚臭味儿，欣赏那一幅幅墙皮斑驳的壁画——从那壁画就可以窥视到不断骚动又不断沉淀的历史，陈旧的革命口号，穿着军装的工农兵和戴着袖箍的，下面隐约的是古代仕女和骑马的武士，以及虔诚的佛教徒——瞻仰那尊被砸掉了头颅的威严肃穆的库烈佛，或者站在十几二十米的高处眺望萧镇。据说，那位库烈佛是整个X城地区居民的老祖宗之一，也是达斡尔人的先烈之一。此后又有一些蛛丝马迹，顾禺先后在木栅墙、罗刹小庙偶遇到他俩，甚至还在陈楚楚家看到那部《黄金时代》，扉页上赫然印着枚顾无言的红色印章。那枚印章还是顾禺和他一起去刻的，字体属于那种令人头疼的小篆。发现《黄金时代》在陈楚楚家里的刹那，顾禺忽然把自己的这位闺蜜和陈清扬联系起来。难道他真的把陈楚楚当做陈清扬？但是堂哥有那么痞，有那勇气吗？——她表示怀疑。
　　 怀疑归怀疑，她还是觉得不舒服，牙龈肿痛。到那所牙医诊所，戴着厚重近视镜的牙科医生告诉她应该拔牙了，拔掉那颗火牙。然而她没有拔，并且认定牙医是个庸医，因为她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牙痛，清楚牙痛的病根在哪里。在她的意识里，堂哥天生就应该是她的独属与专属，而不能，更不可以和别人共享。也正因为这种依赖，久而久之她不会也不懂得该怎样拒绝别人，以至于无形中成为她的性格缺陷。她还记得四五岁时吵着嚷着要给堂哥做老婆的事情。青春韶华，情窦初开，她每每回忆童年往事就会羞红了脸，毕竟她和他都姓顾，独特的‘亻’和‘户’组合成的gu，一个百家姓之外的冷僻姓氏，一个只存在于康熙字典里的古怪汉字，无论五笔还是智能在它面前都会丢盔卸甲，就此崩溃，那几位户籍警察绞尽脑汁也无法在电脑上敲打出来它，只好用同音的‘顾’来取代。他和她是还没出五服的堂兄妹，遗传基因相同。所以，每次谈论起堂哥和陈楚楚，她总会说，三个人始终是普通朋友，互为红颜与蓝颜，一生一世。甚至二十年后她说起堂哥和陈楚楚的约会，还坚持说那是三个人一起到舍利寺的，一起吃冰淇淋的。而实际上，那个夏天，顾遇说不清多少次遇见了顾无言和陈楚楚，几乎每一次她都会佯装不见，或者拐过弯，或者干脆调头而去。只有一次，实在避不过去，她硬着头皮迎上前，笑了笑，说了句‘好巧呀’，然后三个人一起走进旁边的麦麦姆，陈楚楚吃了份黑胡椒烤鸭和鱿米花，顾无言点了份鳕鱼汉堡和大杯可乐，她则要了份泼辣鲜菇堡和土豆泥（因为她是天生的素食主义者）。不，不，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顾无言十九岁时，1989年的萧镇相对闭塞，并没有麦麦姆之类的西餐——麦麦姆的出现还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老板亓科芬是那位铁面镇长刘琪的老婆——甚至连中餐也少见，整座萧镇只有两到三家餐馆，一家国营饭店，两家大集体饭店。如果那时就有麦麦姆，一定很奢侈，也一定不可想象。所以最多的可能是他们一起站在冰淇淋店前各自吃了客冰淇淋。后来这个场景被她嫁接，成为舍利塔前吃冰点的一幕，久而久之连她自己也把那一幕当做真实。当然，他们肯定会边吃边谈论些什么，试管绵羊、自杀的海子、被宗教领袖宣判死刑的拉什迪、撤出阿富汗的苏联军队，还是沉没的库尔斯克号和死去的周扬，抑或那场轰动全球的反革命暴乱？顾无言的一位同学从遥远的某座城市赶了回来，原因是那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不仅有位警察在公园的林荫小径被谋杀，而且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她，顾禺并不关心这些，陈楚楚对此更无兴趣，所以可以肯定这是极其无趣又无聊的对话。于是，没多长时间他们之间就被沉默攻陷，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几分钟后，顾禺和陈楚楚手拉着手，丢开顾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