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
　　 一九八一年冬，新田方家有一年轻男子，失踪十余天，家人到郑坊公社报案。当天晚上，刑侦人员把犯罪嫌疑人三仔带走。破案线索是失踪者嫂嫂提供的：失踪前一天，家里来客，是枫林余三仔，约小叔去华坛山买木头，看见他们在房间的竹椅子上数钱。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指认了埋尸现场：在饶北河水坝下的河滩上，掏洞，用麻袋装，切块，埋在砂子底层。
　　 犯罪嫌疑人供述：我叫余三仔，家住枫林村，二十四岁，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去好友方绍明家，见方绍明有现金一百四十三元，骗他去华坛山买树，用过晚饭，走路去华坛山，至河边，我从背后用石头将他砸死，后分尸。杀人的原因是我于年底结婚，身上分文全无，做酒席买菜的钱都无从筹措。
　　
　　 【打抢】
　　 华坛山去德兴市，土公路要爬一个大陡坡。陡坡呈S形，四周高山，野猪豺狼出没，竹林松树林有风声像海浪咆哮。此地人称黄土岭。黄土岭常有打劫人趁夜色劫财。大货车上坡时，一根木头横在路上，司机熄火下车，三两个蒙面人从竹林里跳出来，手拿砍刀斧头，凶神恶煞，司机见状早已吓得面如死灰，四肢瘫软，任其搜身卸货。
　　 一次，三个打劫人拦下一辆小车，车上坐了一个胖胖的说四川方言的人。此人说了两句话，三个打劫人有两个扔下刀跑得比风还快，另一个当场死亡。他站在车头，拖着长长的音调，说：“抢——我——吗——？”手往脸上一挥，脸变成竹青色额头变成黑色，又说：“还——敢——抢——我——？”手往脸上一挥，脸色变成大花脸突出牛眼睛。三个打劫人魂飞魄散，其中一个叫：“鬼。鬼。”人往后一倒，惊吓而死。
　　 死者叫赤脚板，四十三岁，分水岭人。
　　 黄土岭再也没有出现打劫的事了，方圆几十里都知道，那里闹鬼。
　　
　　 第二幕 泥沙
　　
　　 【结婚】
　　 一九五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在茶山祠（上饶地区行政公署第一中学）读高中的傅土生，在枫林一座破旧的矮房子里，和洪兰花，新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父亲傅土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十九岁结婚，是哪一年记不清了，你自己算算。”我很是羞愧，父亲母亲的出生年月日，我一无所知，更别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啦。想想，除了父亲七十岁生日，我还没陪同父母过一个生日。倒是母亲和我经常聊起她结婚时的情景。
　　 洪兰花：你外公一辈子都顾着自己一张嘴，赚了几个钱都吃光了。你二哥出生那年，你外公死了。我从小到大，鞋子都没穿过一双，打双赤脚放牛砍柴摘油茶籽，到了冬天，靠在火炉上不敢下地。要上茅厕，拖你外婆的鞋子去。
　　 我：那你嫁给我爸爸之前，有没有来过枫林，看看夫家。
　　 洪兰花：源坞下一个山坳，到了枫林，走路都不要一个小时，经常来枫林，挑山货或木柴，换米上去吃，到了傅家门口，撇过脸快步走，哪敢看呀。源坞的人都说，你奶奶是只母老虎，会吃人，我更不敢看。
　　 我：结婚之前你有没有看过我爸爸呀。
　　 洪兰花：看过，来源坞送中秋节，我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看。清清瘦瘦的，不太说话，很斯文的一个人。
　　 我：爸爸结婚的时候，还是学生呢。
　　 洪兰花：我也只是十七岁。结婚的那天下大雪，源坞的山脊上，雪有二尺多厚。来枫林，你外公就陪嫁了一担木箱一个脚盆，八双布鞋。走到枫林，天完全暗了，黑咕隆咚。新娘房在祖屋里，矮矮的，手都能摸到屋檐。后来建了屋，祖屋改成了茅厕。新娘房早倒坍了。
　　 我：是谁做媒的呀。
　　 洪兰花：你外公自己挑的，说你爸爸好读书，有见地。你外公是个道师，没有哪个村子他不熟的，挂个锣鼓在腰上，扎个蓝头巾，穿长长的先生褂子，到各个村里做道场。
　　 我：结婚热闹吗？
　　 洪兰花：热闹哪还敢谈得上。那几年，吃饭都难，做喜事都简简单单。屋檐了挂了两个红灯笼，屋里挂了八个红灯笼，烧了七桌饭，也没什么菜。拜了堂，闹了洞房，散了几个糖，算结了。第三天，我去生产队种油菜了。我种油菜手脚快，大家都说土生讨了好老婆。你爸爸，都十九岁了，还没下过地。
　　
　　 【成年礼】
　　 厢房里，有一个紫漆的木柜。柜面是两扇门合成的，各雕了一朵牡丹花，殷红的花朵皱起油漆的斑纹。木柜常年锁着。锁是挂锁，铜质，锁匙放在木方桌的抽屉里。抽屉也上了锁。
　　 我从没看过父亲母亲打开过木柜。我一直住在厢房里。在煤油灯下，我趴在木方桌上做作业。母亲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左手的大拇指戴着顶针，右脚边摆一个笸箩。笸箩上放着白蜡，针包，白线团，钮扣，纳了一半的鞋底，红布鞋垫，黑色鞋帮，尺寸不一的鞋样。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墨水瓶洗净，瓶盖挖一个小洞，牙膏皮卷一个细管插进瓶盖，松紧带穿进细管，吸到煤油，就可以啦。灯光跳着，一卷卷的黑烟上升。有一天，我从父亲的裤腰上取下钥匙，把抽屉打开。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账簿，角票，钥匙，铅笔，裁纸刀。角票用平头夹夹成一叠叠。我把账簿翻开，是一本家庭开支明细账。我那时已经读初一，对账目的明细有一知半解。盐油酱醋，烟糖酒肉，都按年月日分类入账。从五分钱的支出，到五分钱的收入，到有标注。
　　 第一次，我打开了木柜。木柜里有两套红卫兵穿的军装，毛主席像章，红宝书，毛主席朱德画像，红纸剪的大红花，文化大革命宣传画。也有《毛泽东选集》、《红楼梦》、《三国演义》、《红旗谱》、《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语》、《隋唐演义》、《岳飞传》、《静静的顿河》、《呐喊》、《家》、《边城》、《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唐诗三百首》，每本书用宣传画的铜版纸包着封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夹杂着霉味和腐气，翻开书，灰尘轻轻扬起来，在小窗户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飘荡，悬浮。在此后若干年里的暑假，我关上房门，盘腿坐在床上，阅读一整天。
　　 据母亲讲，父亲在年轻时有夜读的习惯，能讲许多故事，讲岳飞，讲诸葛亮，讲林黛玉，特别是喝了酒的晚上，泡一杯浓茶，围着火炉，讲古大家听，讲得眉飞色舞。一九五七年以后，父亲再也不夜读也不讲古，不知为什么。一九五三年夏天，大学肄业的父亲，背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军用书包，到华坛山小学报到，成了一名教员。父亲在大学挨不了饿，读了两年，出了大学校门。在小学教了一年书，回到枫林大队做会计，一直到五十岁。期间，公社和县革委会多次想把父亲调去上班，都被父亲以独生子需照顾父母为由拒绝。五十岁后，在乡办菌菇厂当厂长。菌菇厂在前进农场，有三排矮房子的排屋。排屋的各个房间里，搭着上下两层的木架，木架上搁一个竹席子，席子上铺着稻草和棉花籽，窗户用塑料皮封死。棉花籽是育菌的，菌菇长到指甲大，用剪刀剪下来。菌菇房弥散有一种牛屎的味道。当了三年的厂长，家里菌菇都没吃过，母亲责怪他：“菌菇汤都没喝过，还不如回家种田。”那时我已在县城求学。
　　 作为枫林最高学历的人，父亲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拨打又快又精准的算盘。这也是惟一值得父亲骄傲的了。邻居分家，做喜事上号簿，少不了父亲的参与。戴一副老花镜，坐在大门右边的号席上，送礼的人在桌边排队，逐一登记礼数：周瑞林豆子三斤鸡蛋八个糯米六斤现金三元……。父亲有惊人的记忆力，相邻的人家，哪年结婚，谁送了什么，故去的老人摆了多少桌酒席，他一清二楚。生产队一年产多少粮食，哪家分了多少担，他也明明白白。事实上，在我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父亲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在家，水库修建了三年，他在工地里住了两年多。水库离家三华里，他住在窝棚里，负责登记队员挑砂石的担数，出工的天数。他的大外甥即我大表哥烂铜，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不出工，私下叫舅舅记上工数，被舅舅用扁担打出来。烂铜拖着他母亲到外婆这里诉苦，说，大队会计算什么官，就知道欺负外甥。水库修建结束，父亲又在分水岭的苦竹洋住了两年，带领大队的青壮年植树。苦竹洋是崇山峻岭的大山区，不通电，也没人烟，搭窝棚住，用土灶烧饭吃。
　　 六十多岁的父亲对我谈起这段经历时，慢吞吞地说：“我不回家，是躲避文化大革命，我哪敢露头呢。知识分子相当于车匪路霸，露头就打。后来当行署专员戴××，和我是同学，文革时，在临湖，被揪出来批斗，跪在戏台上，挂着反革命的牌子，被逼当众吃屎。”
　　 一九九一年冬，我已在上饶县城工作，父亲托人捎信我：十二月十日，兄弟分家，你务必回家。我抱怨父亲，说，东西都分给他们，我一件不要。我父亲在纸册上，写着我几兄弟的名字，抬头瞥我：“家要分，分给你的东西你可以送给别人，是你的事。”按田、地、山林、房子、家具、碗、农具，按六份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占一份。我分了四亩山，夏家墓两块地，两间房，一个木柜一张木桌一张床，由父母支配保管。一头牛留给弟弟，我反对，说，三哥没娶媳妇，留给他。父亲说，弟弟还在读书，留给老小做老婆本。我说，人讨老婆指望牛还讨老婆干什么。父亲把牛给了老三。
　　 父亲在我小厢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母亲一直哽咽。古人都把人子比喻成大蒜，蒜衣是母亲，蒜芯是父亲，蒜子是儿女，都有枝开叶散的一天。父亲把多年的账簿拿出来，吸着两毛五一包的月兔烟，瘪着空空的嘴巴，说，你爷爷奶奶年过八旬，这个家全靠你支撑了，弟弟还在读初一，他的学业靠你帮助完成，老三成家也指望你出钱，你自己成家我也无能为力了，你妈妈还患有肺热，都要钱。他把账簿翻开，拍打了几下灰尘，说，这是家庭往来账目，还欠了一些钱。父亲用荷叶勺从酒缸里提了一勺酒，抿口喝。母亲抱着火熜，佝偻着背，瘦削的颧骨上结着痂斑。父亲说，人的一生就是一本往来账目，我的一生是负资产，余下的债务由你去偿还。
　　 假如我的一生，有成人礼的话，那么，这个夜晚就是。在昏暗的十五瓦的灯泡下，窗外刮着呜咽的北风，我一直坐到天亮。
　　
　　 【广播】
　　 生产队里，有一个广播，挂在李通田家的房梁上，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喇叭对着厅堂，厅堂上坐着男男女女的社员。每天出工前，大家要安静地听完早间新闻，静默地坐在矮板凳上，眼睛看着喇叭。广播里欢呼，社员也站起来欢呼。
　　 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比如国庆元旦，社员会提前收到广播通知，在规定的时间里，集合在广播下，聆听伟大的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现场广播直播讲话。民兵穿上军装，手握步枪，站在厅堂前的小院子，一副随时准备为保卫毛主席而英勇献身的样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广播准时播出了《告各族人民书》，接着播报哀乐、《毛泽东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总共五十九分五十秒。全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厅堂里，哭声把灶台上的碗都震动得跳起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直滚动播放到晚上十点零二分。《告各族人民书》广播十三次，《治丧委员会名单》广播六次，《公告》广播九次。父亲几次哭得昏厥过去。广播里的声音悲痛、庄重、深沉，音调不高不低，语速缓慢。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院子的麻石上，有湿淋淋的感觉。我和其他几个小孩在玩蚂蚁啃蜻蜓。有几个妇女，瘫软在地，哽咽无声，整个身子蚯蚓一样蠕动。
　　 地球停止了转动。
　　 父亲听了二十五天广播后，决定把积蓄多年的二十三块钱，去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收听早六点晚八点的准点新闻。他默记新闻里出现的国家领导人每一人的名字，名字出现的频率和时间段。
　　
　　 【民兵】
　　 打靶场在金龙岗。金龙岗是一片坟地，坟地中间有一口十余亩的水塘，水塘的上方有一块二百余亩的旱草地。旱草地是民兵训练的打靶场。一个大队有一个民兵营，枫林大队和前进大队合用一个打靶场，统一训练。
　　 训练从十月份开始。民兵有男有女。民兵穿着军装，腰上绑着黄皮带，甚是英姿飒爽。吃住都在训练场，定点供应猪肉、牛肉、鸡蛋、豆腐。枫林大队的民兵营长是个退伍老兵，三十多岁，山羊一样肥嘟嘟，号称三斤，一餐能吃一斤饭一斤肉一斤酒。训练了一个月，有一个女民兵的父亲到公社武装部报告：我女儿是支持国家国防建设，怎么被民兵营长拉到草地上××呢？公社武装部长姓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到了训练场，问话三斤。三斤说，女民兵华华练枪，枪托顶着胸部，晚上火辣辣地痛，叫我帮她揉揉胸，那我怎么受得了呢？
　　 民兵营长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期。
　　 民兵拉练训练，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结束。每年三个月，上半年一个半月，下半年一个半月。这些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训练时晚上的纪律并不严明。在金龙岗的荒坟地上，池塘边，男女民兵一对对。三斤判了刑，新的民兵营长整天背一杆枪，在村里窜来窜去。他热衷于打猎，野猪、獾、猴子、猫头鹰，家里常年吃不完。他和人吵架，歪着头，吊着眼皮，龇牙，说，信不信老子一枪嘣了你鸡鸡。尤其是他喝了酒，憋红了脸，满脸青筋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