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明知道我在这儿，还大声喊，你是怕别人不知道是咋地？你去告诉李队长，就说我在北大排地里！”腊月子横着说。
　　 “好的，好的，不过，你小子手也忒狠了！”尕子哭丧着脸说。
　　 “打疼了，才能有记性！”说完，腊月子又躺下了。
　　 苞米刚定浆，就有个别社员偷着进地掰苞米回家煳着吃。这时候，便是腊月子的黄金季节，这工劲儿他也最忠于职守，但凡来偷苞米的，管保被他一逮一个正着。男的嘛，只要给钱，一块两块、三块五块都行，苞米拿上走人；女的嘛，当然给钱更好，如果没钱，那就得拿人来抵，只要裤子一脱，凡事都好说。不想给钱，又不想脱裤子的，那好，晚上会场见。
　　 一向心细的李队长听了豁牙子说完，一边往家走，一边琢磨着，腊月子找徐尕子能办啥事呢？耍钱？不像，根本不像，因为他腊月子耍钱根本不用藏着掖着，明说就是了。那么还能干啥呢？莫非是……那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一卦，让李队长给猜对了。
　　 老秋子看头半夜，生产队会议室里刚刚散会，还不到半夜时分，腊月子就早早地接班了，老秋子下班后，就回队部大炕上睡觉去了。这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小清雪。
　　 徐尕子佯装做回家，走在人们的最后边，这要是搁平常日子，这小子早就一个高儿窜了，而今天他竟一反常态，故意慢打逍遥地走着，眼看着人们都到家了，解开裤带撒了一泡尿，又折了回来。
　　 “妈的，快点行不行？一会儿雪住了，就不好办了。”腊月子小声地数叨着尕子。
　　 尕子不敢怠慢，腊月子给他搭肩，扛起一麻袋黄豆就往外走，大约二十来分钟后，尕子很快又返回来了。
　　 “妈的，这么快？你把东西放哪儿了？”腊月子小声地问。
　　 “大青河边上第二个柳毛通里。”尕子答道。
　　 “可要藏好了，小心被人看着！”
　　 “放心吧，万无一失！”
　　 “等天一亮我就去找有富来取货，送完这趟就回去睡觉，剩下的事，我来安排！”
　　 “好的。”
　　 尕子第二趟扛着一麻袋黄豆出了场院，腊月子急忙用扫帚把尕子走过的脚印轻轻地扫了一下，一直扫到大道上，只一会儿，那清雪儿就把所有痕迹通通掩盖了，着实是天衣无缝。
　　 老秋子进屋就睡，也不知是啥时候，就听腊月子隔着窗户大声喊着：“老秋子，快起来，咋搞的，那场院上的黄豆咋少了两袋子？”
　　 听说场院少了两袋子黄豆，吓得老秋子一个高儿跳到地下，趿拉着鞋就跑出去了，到了场院一看，果然少了两袋子黄豆。
　　 “腊月子哥，你接班时数过了吗？”老秋子问道。
　　 “没有啊，我以为还像往常一样，不会有啥差错的，刚才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数了一遍，可这一数不要紧，少了两袋子，不过，自打接班到现在我是寸步都没离开这场院，要少也是在头半夜少的。”腊月子非常肯定地说。
　　 “不对呀，交班的时候我还特意地数了一遍，不少啊？”老秋子也很肯定地说。
　　 “不对，我接班的时候，这天就已经下雪了，若是我班丢的，能没有一丁点儿记号吗？毛病还是在头半夜出的！”
　　 不可能啊，我交班前明明是数得明明白白的，这咋就少了两袋子呢？“哎！”老秋子那个悔呀，往天交接班的时候，都是两个人在一起沿场院走一圈，认真地清点场院货物，认为没有差错了才交接班。
　　 看到老秋子蹲在那儿一声不吭，腊月子走过去说：“嗨，这活儿也就是没法儿干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心，真格着你就一点儿啥事没有，不错眼珠地看着？你一动地方，那边人家伸手了。你再想想，交班前你都去了哪儿，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场院？”
　　 “现在大约几点了？”老秋子问。
　　 “两点左右吧。”腊月子答。
　　 “不对，咱俩交接班的时候，小雪才刚刚下，那时多说十一点多一点儿，这都快仨点儿了，你怎么才想起来找我？这么长的时间，有多少袋子黄豆也丢没了。再说，交班时我数得明明白白的，这咋就能少呢？”
　　 “你说数过了，谁看见了？”
　　 ……
　　 两个人正在争论得面红耳赤，忽听场院外有人大声说话，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人扛着一个大麻袋进了场院，在他的后面还紧紧地跟着两个人，再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走得似乎很慢。待前面的三个人走近，只见扛麻袋的人把麻袋往场院一放，又一屁股坐在麻袋上喘着粗气，定睛细看，原来是徐尕子。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李队长的儿子顺子，另一个是副队长李森。一会儿，后面那个人也上来了，原来是李队长。
　　 不用再说，腊月子就全都明白了，一定是徐尕子被人抓了现行。此时，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又白，一会儿又由白变红，好在这月黑头子天，谁也看不见。
　　 就为这，腊月子和徐尕子按破坏集体经济论处，被公社民兵指挥部抓去蹲了近一个月的学习班。
　　
　　 五
　　 文革组长赵景春，四十岁，小的时候家境条件好，上过两年私塾，一九四六年参军，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亲自打过美国鬼子。一九五四年退伍后政府在城里一家钢铁厂给他安排了工作，后来也不知是啥原因，一九六一年春被下放回了原籍。
　　 据一些小道消息说，赵景春是个官迷，还是个“运动乐”，不安份守己地干工作，仗着自己是抗美援朝的功臣，整天给领导提意见，因此，自己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人家当官越干官越大，他可倒好，越干越小，原本转业的时候是个科长，直到后来一变再变，竟然变成了啥也不是。据说，一九五七年那次反右就差点儿把当他成右派收拾了，赶上这次下放让他回乡做农民算是便宜了他。
　　 赵景春回乡后，村人们也没小瞧他，人们说必定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再说人家又识文断字，这些年走南闯北又见多识广，况且自来又长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人前背后着实还能说上几句。看着他干起农活儿很吃力，于是队长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出纳员的差事。
　　 出纳员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赵景春怎么也耐不住寂寞了，于是又重操旧业，网罗村子里的几个刺儿头，便给领导提起了意见，上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下至生产队队长、会计，都成了他的打击对象。结果，一大堆意见白提了，领导还是领导，没他啥事儿，运动一过，队委会立了个会儿，也没说是什么原因，就愣是把他的出纳员给拿了下来。
　　 说着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来势凶猛势如破竹。眼看着老支书、大队长一个个戴着高帽五花大绑地被游街批斗，这小子又坐不住板凳了。于是，批斗会上他首当其冲，第一个站出来给揭发支部书记上官清、大队长郑广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
　　 那年秋天，听说各地都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自费跑了附近几个公社和大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经学习。回来后，立即找到车恩顺，腊月子还有村子里的几个小痞子商量密谋。
　　 都是老熟套子了，赵景春先是领着大伙儿学习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又断章取义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后，他便长篇大论地发表了演说。赵景春很能说会道，他从旧社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讲到贫下中农如何受压迫受剥削，从共产党毛主席领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讲到贫下中农如何当家做主人，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青河大队的阶级斗争。
　　 “老牌的阶级敌人虽然被打倒，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伺机破坏，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回卷土重来，重新骑在我们贫下中农的头上作威作福。除此之外，新生的资本主义思潮正在蔓延，以李队长为首的队委会领导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小片地、镐头地儿、私自养母猪，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车恩顺，腊月子还有那几个小混混儿，原本就啥也不是，让赵景春一顿神侃，直弄得一个个云山雾罩神魂颠倒，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青河四队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因此号召全体青年社员同志们赶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主人公的姿态管好我们青河四队的每一件事！”赵景春看到一个个直目愣眼地瞅着自己，深信自己的一顿演讲收到了如期的效果，于是又是一顿煽动。
　　 就这样，以赵景春为首的卫东造反团成立了，赵景春自命为司令。
　　 赵景春上任后，先是把老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好一顿归拢，只许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继而造了李队长的反，以“不务正业派车外出拉脚支持社员刨小片荒、私养老母猪”为罪名，罢了李队长和民兵排长郑玉林的官。紧接着，大会小会宣布，没收社员们自留地以外的所有小片荒，家家户户养的老母猪一律折价归公。
　　 人们敢怒不敢言，因为赵景春是在造走资派的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就是没人敢出来说话，唯恐引火烧身。一时间，赵景春竟成了青河公社的风云人物，公社革委会领导还大会小会点着名表扬他。
　　 看到赵景春出尽了风头，直把郑玉林的鼻子都气歪了，“妈的，刨点小片荒，养个老母猪就是资本主义了？这他妈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一个个眼睛都饿得瓦蓝，年年吃返销粮，还他妈的成了资本主义了？就说那老母猪吧，年头月尽的不弄俩钱，孩子大人搁啥换季，孩子上学搁啥交学费？那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钱从哪来？感情你是刚从城里下来，还没真正体会农民过日子到底是啥滋味，再过几年试试，你也他妈跟我一样，憋得嗷嗷叫！”
　　 “你小子整人也不睁睁眼睛，我怎么都好说，我一个民兵排长算个屌，有我五八，没有我也四十，可你不该整李队长啊？你小子就是有眼不识泰山，李队长可是土地改革的老干部了，若不是差着没文化，县长也早该当上了。自打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是李队长领着大活儿一路闯过来的。这几年若是没有李队长这么顶着，上头争取点，社员们自己在弄吧点儿，赶上灾荒年头再东挪西借点，才把这个生产队支巴到现在，容易吗？你小子说给罢官就给罢官了，损不损哪，你？”
　　 “你还说别人是什么阶级敌人，什么‘人还在，心不死。’你咋腆着脸说来着？你老李家旧社会不也是大人家嘛，不也是有车有马有房子有地，也雇过长工放过高利贷吗？若不是你小子腿快老早就当了兵，就你那德行，至少该是个富农吧？都是乡里人心眼儿不坏，看在你家老太爷子人好，孩子又在部队上，才勉强给你们家定了个中农，再说就算你不是阶级敌人，充其量你也只是个团结对象而已，这咋就成了贫下中农代表了？”
　　 “妈的，敢情那造反团随便成立啊，整几个人一合计，扯上几尺红布，弄个棍儿一挑，刻个公章就是一个造反团，天底下就随你的便了，你想整谁就整谁？那好啊，赶明儿个我他妈的也成立个造反团，咱们对着干。整去呗，看整坏了谁？”
　　 郑玉林说干就干，刚打完场的时候，“向东造反团”就成立了，接着他除了满村子吆喝着，又到全大队各个生产队去游说。没几天的工夫，队伍就迅速壮大了起来。
　　 人们明显看出郑玉林是李队长一伙的，于是出于气愤和报复的心理，凡是小片荒被没收的，老母猪被归公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向东造反团”，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人是跟着瞎起哄的，像别的生产队来的那些人，就是跟着瞎混混。
　　 这下可好，生产队热闹起来了。“卫东造反团”在朝，“向东造反团”在野，两派势均力敌针锋相对。“卫东造反团”不是提出要狠煞资本主义歪风、割掉资本主义为尾巴、没收所有的小片荒吗？“向东造反团”说那不能算数，最大限度也能是算作自留地，把所有的小片荒集中在一起按社员人均分配；“卫东造反团”不是要折价把社员养的老母猪收归集体吗？“向东造反团”说这也不算数，谁的猪谁赶回去，一律劁掉，当克朗猪养着。
　　 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一个冬春啥也没干，愣是相互斗争了一个冬天。苦了谁了，可苦了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哪一派要开会，都要把他们折腾出来批斗，有的时候这一派刚开完会，那一派又下勒令要求必须到会，直弄得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哭笑不得。
　　 不知什么时候，天下起了雨。一场雨过后，大地就开始泛绿，那杏花樱桃花争相开放，春天便叩开了乡村的大门。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浅显的道理，凡是农民就都应该懂得，青河四队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也深知，吃饱了肚子要比造反更重要。然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青河四队的事儿，没有李队长张罗着，还真就一筐木头也砍不出个楔子来呢。这时候，李队长靠边站，满心想管，那边有赵景春横着，脖罗盖（膝盖）总带不出嘴去。自己是干啥的，自己还不知道吗？唉，管它呢，既然靠边站，那就无官一身轻。再说了，偌大个生产队，轮到自己能摊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