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不能动弹了。她仿佛看见这样的日子正在向她走来，她将成为那个地方的女主人，她将拥有那一切。
　　 她没有更长的假期，她要回去了。他给她买好车票，她拿出他在江边捡起又丢下的石头，对他说，你不能再把它丢下了，除非你忘了我。那块石头圆嘟嘟，通体绯红，形状乖巧，他叫它“红酥手”。
　　 再也没有如此悲伤的出发。他帮她收拾好东西，送她去机场。她穿戴齐整，像一个来此小住的客人，麻木地站在他身边，看他锁门。不是他的住所，他锁得笨拙。
　　 她的脚步也笨拙不堪。他拎着她的行李，步履匆匆，她却走得磕磕绊绊。眨眼间就来到机场，他在机场里依然风度翩翩，她却萎靡不振，像一个被揉皱的纸人儿。
　　 他向她挥手。他是笑着的。她也想笑，但她笑不出，正好一阵风吹过来，她的头发挡住她的脸，她不想撩开头发。她躲在自己的头发后面，匆匆离他而去。
　　 考研果然没有结果。她迟迟不敢告诉他，他也没有催问。他很忙，也许他忘了研究生入学的日子。
　　 她终于在一个深夜给了他电话。她问他在干什么，这是她的寒暄。不等他回答，她就开始向他汇报这两天的生活，在确定以什么样的语气告诉他考研结果之前，她絮絮叨叨说着一些可有可无的话。他突然打断她，他说他没力气说话了，他病了，一个人躺在家里，正在等待家庭医生的到来。她大吃一惊，接着就是巨大的羞愧。她不能照顾他，还用无聊的电话打扰他，她仿佛看见了他埋怨而不抱希望的样子。
　　 这是最伤心的一个夜晚。在他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她远在千里之外，毫无用处。她无法挨近他，他也不指望她，对他而言，她连一个陌生的小护士都不如。还有，她考砸了，他们在一起的希望也渺茫起来，她毁了他们的计划，他再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了。
　　 她越想越难过。她辜负了他的安排。他的确做了很多安排。他说他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谈到家，仅此一句，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说他决定把那套小房子长期租下来，为她租下来。他买了些家具，她将来可以不必住校，他们住在这套小房子里，彼此早出晚归。他还说他给她买了个衣柜，橘色的，很漂亮，还有一个小写字台，也是给她买的，让她做功课用。她一手拿话筒，一手捂住嘴巴。她不想被他听见抽泣的声音。他说过，他不喜欢女人哭，他一听到女人哭，就觉得胆战心惊。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母亲的哭，母亲哭了整整一晚，第二天父亲就死了。不堪批斗，自杀死了。然后就是姐姐的哭，姐姐一哭，母亲就来求他，含着泪求他，他就听话地扛着被窝卷，顶替姐姐下乡去了。等他回城时，姐姐又哭了，因为姐姐在街道工厂上班时，不慎伤了两只眼睛，姐夫观望了一年多，最终离开了她。关于他的家，他以前也暗示过，他妻子不敢跟他哭闹，她一哭，他摔门就走。
　　 她捂了一会嘴巴，假装感冒。然后用愉快的声音说，书桌是属于男主人的，女主人不要书桌，女主人有灶台就可以了，有衣柜就可以了，她可以在灶台上写作业，可以在柜板上做功课。
　　 他继续为她安排一切。他甚至给她寄来上海的地图，每天的报纸，他要她先熟悉它，了解它，提前融入它。她照他说的做了，她找出了她报考的那个学校，他的新家的地址，两点之间的地铁，或者是公汽。她知道了那附近的几家超市，菜场，各类生活用品的价格。哪几个地方经常有打折的商品，哪几条路上有干洗店，哪几条路可以散步。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告诉他，只要他肯早起，他可以在某个地方免费领取一瓶五百克装的咖啡。他听了哈哈大笑。丽杨啊，你已经比我还熟悉这个城市了。
　　 在这条路上，她动身太早，走得太远。见缝插针复习功课，早上六点起床读英语，还要抽出点滴时间看那个城市的报纸，她再也没有时间来关注当前的生活了，她甚至忘了回家看看母亲，忘了跟路上相遇的同事打个招呼。她后来才知道，母亲每天晨练回来，都要在楼梯上对邻居抱怨女儿的硬心肠。同事们也说她变得不可思议，说她心不在焉，目中无人，而且毫无来由。显然，他们并不认为她有这样做的资本。
　　 她一点都不知道这些议论，她沉浸在远方的爱情和生活里，备感孤独。她从来没有把这段恋情告诉任何人。她不能对任何人说。在这个小地方，任何一件新鲜事，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都是痴心妄想，只会引来一阵无端的猜测和非议。这种风气让人学会谨小慎微，三缄其口。在考取研究生之前，在她终于要动身之前，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收拾出一个大柜子，锁着他的每一封信，他寄来的各种小礼物，报纸，地图，照片，尤其是他第一次发给她的传真，一页A4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我爱你三个字。她是在清早收到这份传真的，当他确信可以由她本人收取时，他按下一个键，给了她一声长鸣，那三个字就雨点般密集地向她洒过来。她当时就哭了。她匆匆收拾好传真，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也许那时她就错了，她不该哭的，即便是幸福的哭，也不是个好兆头，所以她走向他才这么艰难。但她控制不了自己，那三个字像三只红通通酸溜溜的小山楂，一浪一浪，无休无止地向她袭来，她怎么也关不住汩汩直冒的眼泪。
　　 她的初恋男友没有对她说过那三个字。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那三个字。他说他也没说过那三个字，以前，大家不兴那样说，后来大家都开始说了，他又没有对象说。他说，不是对谁都可以说出来的。她把这话听成了一种暗示，他在暗示她，他不爱他的妻子，至少现在不爱，所以他对她说不出那三个字。她把那张传真收藏在一个木匣子里，和母亲给她的那枚银戒指放在一起，那是母亲的嫁妆。
　　 后来，她又陆续收到过一些传真。他画给她小屋的平面图，画给她衣柜，书桌，画给她他的睡衣款式，以及拖鞋的样子。画给她厨房里的西红柿和黄瓜，还有新买的电饭煲。他请她提要求，对于新家的要求，问她想要添置些什么，喜欢些什么，她就照直说了，她要白色的拖鞋，带长长绒毛的。下厨的围裙，她要面前带口袋的那种。她的漱口杯，要陶瓷的，不要塑料的。还有她的浴帽，她要带花边的。他都一一给她买了，画成图形，传真给她。她也给他传真，她借助烹调书，安排了一周食谱，冬夏季食谱，各种饮料，还有几样可以自制的点心。她也传真过去，请他审阅。他及时回给她批示：营养全面，操作简单，值得推广。
　　 她到底还是走得不够远，她既没能力走到既定地点，又不能抽身退回。许多次，她真想脱口而出，告诉他她没考取，这条路她走不通了。她走得太吃力，她学的是中文，自修的是财政学，他给她推荐的是经济学导师。可她没有勇气告诉他，她不敢宣布，他们之间的桥梁架不通了。
　　 某一天，她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宴，除开她，这是同学当中的最后一个婚宴了。她喝了些酒，越想越感伤，回到家就给他打电话。她一定得告诉他，她再也不能这样含糊下去了。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是有可能知道结果的，她的导师是他的朋友，导师是有可能告诉他的。也许他早就知道了，他也很沮丧，又不敢说出来，怕惹她伤心。
　　 拿起话筒，她又改了主意。她故作轻松地说，我明天就过来吧，我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
　　 他说，可以啊，你来吧，这里的人民张开双臂欢迎你。他的语气还是那样，明亮，干净，她却说不出话来。以前，她也这样开过玩笑，他总是很紧张，那怎么行，不能因为我丢了工作，我不想你将来后悔。他现在不紧张了，还多了一点油滑的味道，她觉得不对头了，她不喜欢他这样跟她说话。
　　 后半夜，她突然莫名其妙从梦中惊醒，她一醒过来就想到了那件事情。她躺了一会，没开灯，摸黑拨通了电话，好像她要趁着黑暗的遮掩，说出那句憋了许久的话。她的声音又轻又软，透着委屈，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她小声告诉他，她没考取，她失败了。
　　 他似乎睡得正香，咂吧了两下嘴，说没事儿，明天再说吧。这是她没想到的反应，她久久答不上话来，他趁势又睡了过去。她不知道他到底听清了没有。
　　 第二天，她被巨大的羞愧压得抬不起头来。她第一次害怕听到电话铃响，害怕他来跟她谈考研的事。他说好了今天要给她电话的。
　　 幸好，他一整天都没有打电话过来。他有时会很忙，从上班开始，一直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
　　 三天过去了，他都没有电话打过来。她有点坐不住了。
　　 第四天傍晚，她没吃晚饭，一直在电话机前踱来踱去。她终于一咬牙，拨通了那个号码。他的注意力不太集中，好像接电话的同时，还在做着别的事情。她说一句，他应一句，她不说，他也就没有声音。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这句还没说完，下一句又冒了出来，他们像那些用两只手抛耍三只瓶子的艺人一样，忙碌地接应着彼此的话题。两三秒钟的冷场过后，她的脸突然红了。来不及说再见，她慌忙挂了电话。
　　 又过了些日子，她在一个深夜打电话过去，他们绝口不提考试的事情，在一起的事情，以及那套小房子的事情，他们说些与自己无关的事，好笑的事，好像这不是什么私密的电话，只是普通朋友间的问候与寒暄。她故意把电话拖得很长，急中生智，东扯西拉。她一边心疼着电话费，一边等着他转移话题，重新回到他们自己身上来。她的等待没有用，他似乎心情很好，话题越扯越远，最后竟扯到人类登月的事情上去了。她终于逮到一个机会，幽幽地问他，还记不记得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马上脱口而出。他说早就铭心刻骨了，想忘记都难了。她又捂着嘴巴哭了，传到话筒里的却是湿湿的笑声，他问她为什么笑，她说她在想象那个号码刻在他骨头上的样子。他们在调侃的笑声中结束了电话。
　　 电话一放，她就哭着拔了插线，她宁可不要这种东扯西拉的电话。想想不对，又重新插了回去。她找出钥匙，锁上长途，再把钥匙从五楼扔下去。她再也不想打这个电话了，她不想听他来宣布他们的死刑，她宁肯就这样糊里糊涂，不了了之。
　　 可第二天一早，她就冲下楼去，捡回了电话钥匙。她安慰自己，她可以靠意志战胜打电话的欲望，而不是靠锁电话机这种愚蠢的办法，她可以锁住家里的电话，但她锁得住外面的电话吗？她锁得住她急于拨号的手指吗？
　　 没过几天，就是妇女节，她的生日。她等着他打电话来庆贺生日，或者给她寄来一样意想不到的礼物。去年生日，他给她寄来一块手表，为了安全，他在一摞书中挖出一道深深的槽沟，她的手表就躺在那个槽坑里，像婴儿睡在摇篮中。她至今保存着那些被掏心的破书，她一直想问他，他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时刻，用什么样的工具，掏出那些破洞的。
　　 那是她在春天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从那以后，她的生日就变成了冬天，变成了某个她根本记不住的日子。
　　 妇女节的下午，她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女职工趣味运动会，在疯闹的人群中，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抱回了些什么样的奖品。她被那个或许会打来的电话折磨着。运动会好不容易结束了，她三步两步奔回家，一门心思等着他的电话。
　　 那是有生以来最最漫长的夜晚。她盘腿坐在电话机旁，一动不动。她对自己发了誓，她就坐在这里等他电话，等不来他的电话她就不睡觉。她相信他今天一定会打电话来的。
　　 地板上凉凉的，她有些不舒服。从运动会上下来，来不及换衣服，她就把自己困在了电话机旁边。她知道这样做很傻，知道她有可能等不来这个电话了，如果他想打电话，晚上九点以前，她的电话一定会响起来，现在都十点多了。
　　 到十一点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一种可能，如果他正出差在外，或者他正在接待商务造访什么的，他就没法打电话给她呀。她决定试试自己的猜测，如果猜测正确，她就可以从地板上爬起来了，她就可以解脱自己了。她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才响了两声，他就接了。她等了片刻，以为他会向她祝贺生日，但他没有，他提都没提，他似乎忘了。
　　 他问她，有什么事？他的声音听上去疲倦无力，了无生趣。
　　 她没吱声，他也不吱声，两人比赛似的沉默着。她听见闹钟一声一声绝望地往前走，还听见他在那边敲着什么东西，发出细碎的咔嗒声。她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含着哭声说，我来不了上海了！我来不了了！就在刚才，她还没想到自己会哭，她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哇哇大哭，涕泪横流。她等着他来打断她的哭声，安慰她，询问她。
　　 不过是几十秒钟的工夫，她听到砰地一声，他把电话挂了。
　　 她止住了哭。她忘了，他不喜欢女人哭，他把女人的哭泣视为不祥之兆。
　　 过了一会，她又把电话打过去，她想道歉。电话通了，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又挂上了。他居然挂了她的电话！他不想跟她说话！她惊呆了。又拨了过去，他又挂了。她简直要疯了，他怎么能挂她的电话！他怎么能这样！再拨，再拨，无休止地拨。拨不通了，永远都拨不通了，他把话筒拿开了，她打不进去了。
　　 她知道，宣判死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也许早就来了，只不过她一直坚强地抵制着。他们走在一条断桥上，走在一条绝路上，这一点，明眼人可能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但他们假装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