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员们都收工半天了，顺根还没回家，这可气坏了顺根嫂。顺根嫂虽然专职家务，但是炕上炕下屋里屋外的活计并不轻松。现在晚饭都凉了，你若真能不回来吃给家里省下倒好了，可是缸里却连一瓢水也没剩。全屯就一口大井，在生产队的院子里，离家那么远。我还得替你挑水去？你真臭美！别说摇那辘轳把有多危险，就是那副挑子，顺根嫂那个身高也挑不起来呀！顺根嫂气了一会儿，猛然醒悟地下地出门，向道南走去。
　　 这是一个大体上两趟街的小屯，房舍全是低矮颓败的小土房。两趟街并不是像城市那样整齐划一，中间由一条笔直的马路贯穿，而是七拧八歪，房向各异，你朝西南偏，我朝东南斜。各房舍之间前后互不列齐，错位很大；左右之间也是间隔很远，各自为营。两趟街的门前各有一条道，曲曲弯弯，沿街通过。前趟街的房后则是树带林片池塘坑、壕沟土塄木栅栏等护宅，两趟街之间最近的距离也在百米以上。地形的复杂及神秘堪比《水浒传》里的祝家庄，因此被命名叫窝脖屯。顺根嫂要去的目的地，起码得用半顿饭的工夫才能走到。
　　 收工时天就黑了，在家又等了半天，在路上又走了半天，到了那里就已是关门闭户的时辰了。顺根去没去那里已经无法考证，反正顺根嫂没有抓住现行。因为顺根嫂没受过侦查专业的培训，不会策略和弯转，直来直去地说来找顺根，让正好独自在家的女主人很是不悦，顶了一句：“上这找什么顺根！”顺根嫂还不知进退，说：“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立刻引起了火山爆发：“我有没有亏心事也不让你这个鬼来叫门！”“你说谁是鬼？”“你！就是你！”
　　 女人总是比男人细心，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妻子出墙，丈夫不一定及时发现，有不少是不巧撞上了才败露或由旁人旁敲侧击的提醒才疑心；而丈夫越轨，妻子却能很快就会觉察到。所以顺根嫂的行动并非盲目。但是她既然没拿住，起个打草惊蛇的作用也就罢了，可惜她不会掌握“火候”，伤了人家的自尊心，把事情弄大了。在口战中还不恰当地引用了毛主席的半条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顺根嫂撵政治时髦也不看场合，而且“活学活用”的水平也太差了。“你要较真吗？好！我送你的男人进大狱，你天天给他送饭去，就不会到我这较真了！”
　　
　　 二
　　 要送顺根进大狱的女人叫孙凤琴，是从二十里外的义方村嫁过来的。孙凤琴年轻的时候，在义方村是一流的美人俊女，并且还上过一个多月的中学，这在整个义方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吸引人的魅力太强了，一次教唱歌的老师忍不住抱着她亲了一下嘴，不巧被人撞见了，弄得满校园风雨。结果那位老师被调离，孙凤琴也辍学回了家。回家后也被人指指点点嘁嘁喳喳，使她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出屋。无论是在外人眼里，还是在自己内心，都大跌了身价。后经她的拐了仨弯的姨夫的介绍，屈身来到窝脖屯，嫁给了她那拐了仨弯的姨夫的出了五服的侄子朱得福。
　　 朱得福有亮点，他的亮点就是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退伍时那崭新的军装上挂着一块印着一只和平鸽的铜牌子；更主要的是得了一笔安家费。在他大哥的张罗下，用这笔钱买了房木，盖了两间小草房做朱得福的专用新房，这就足以使屯中那些公婆儿媳住了多少年对面炕的人家羡慕得不得了了。就凭这，他才能把孙凤琴娶到手。孙凤琴的那点“过错”，媒人根本就没有透露，哪个媒人愿意节外生枝好事多磨呀？
　　 朱得福更有暗点。第一，朱得福大孙凤琴八岁，都已经年近三十；第二，朱得福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第三，朱得福的长相好似悟能先祖的再次转世。只举这三条，就足可以把他的那点亮点盖得透不出半点光芒。和孙凤琴相比，条条都是天壤之差。经过媒人的反复劝说，许以过门后不必负担老人完全独立生活两口子你当家绝对说了算等等补偿条件，孙凤琴才勉强认可。但是在一起生活了小小的一阶段以后，孙凤琴发现朱得福还有更大的暗点：智商偏低。由低智商造成的连带表现是：吃饭时的咀嚼声就像猪呛食那样的难听，让人听着倒胃；睡觉时的毛病更多，别说合衾共枕了，就是睡在一铺炕上都让人恶心。孙凤琴强忍了些日子，终于“忍无可忍”，夹起小包回了娘家。
　　 孙凤琴一走，朱得福就得上他妈那吃饭去，因为他啥也不会做。熬了好些时日以后，老朱太太看这情形不像是正常的回娘家，就组织了一个说客团，由孙凤琴的拐了仨弯的姨夫也就是朱得福出了五服的叔叔率领，前往义方村。
　　 朱家在屯中也算大户，亲哥们就四个，朱得福是老二，在他结婚之前，他的三弟都成了家。再加上几个亲戚，这个阵容就不小了。并且成员都算得上屯中顶级的舌辩高才，到那还不马到成功手到擒来？没成想，孙凤琴头一摆，谁的面子也不好使。
　　 朱家说客团当然不能只出访一次就拉倒，左一趟右一趟，半年时间过去了，怎么也有十来趟吧。一天，孙凤琴发现自己给朱得福孕育了胚胎。这可怎么办？别说当时的条件做不了流产，就是能做，那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啊！思来想去，孙凤琴向朱家提出了回去的先决条件：坚决不再与朱得福同床，不准朱得福干涉她的自由，她所能尽的妻子的义务就是给做口饭吃。行就回去，不行就“打八刀”。说客团成员一合计，只要她答应回去就好办，什么条件都先应了她。于是说客团终于把孙凤琴给请了回来。
　　 朱得福虽然智力较差，但是生理发育并无缺陷，他当然有正常的需求。可是孙凤琴防备森严，无论朱得福采取什么样的战术，都不能突破防线。只要朱得福一发动攻势，孙凤琴就跑到东院老太太那里去大吵大闹，不管有谁在场，毫无顾忌。弄得朱氏全家人全都脸上无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而全屯老少也都尽人皆知，常当做饭后睡前的谈资笑柄。
　　 孙凤琴当然也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但她的需求必须由她自由选择；朱得福不仅无权干涉，甚至还得给提供方便场合。每天晚饭后，不管家里有没有“客人”，用一句铁路上的行话，他都得躲到他妈那里“避让”，一直待到他回去时不会挨骂的时候才能回去。你说这王八当的有多憋气吧。
　　 但是孙凤琴也不是跟谁都来的人。如果不是摊上这么一个窝囊废，她也许是一个行为端正的贤妻良母。自从屯中人知道了孙凤琴回到朱得福家的“先决条件”之后，真有一些人前来“自荐应试”。可是孙凤琴都没“录取”，挑来选去，她相中了顺根。
　　
　　 三
　　 顺根身材高大面相英俊，虽没上过几天学，却识得不少字。另外在队里还是个重要的角色：赶车的老板子，而且赶的还是“头车”。合作化之初生产队的社员们基本都没有多高的文化，小学毕业的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甚至直到1964年社教运动的前夕，当年全大队八个生产小队的会计甚至包括大队会计都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凭。再加上闭塞落后，常年累月圈在那么一方天地内劳作，智商也得不到开发呀！说实在的，不光朱得福，其他人也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憨憨的一脸傻态。若寻找聪明伶俐的，只有在赶车的老板子中间才能选拔出来。顺根就属于佼佼者。
　　 年轻倜傥的顺根当然也愿意去孙凤琴那里“应聘”，但也得有点机遇才行。机遇是孙凤琴给朱得福生孩子的关键时刻。那年月妇女生孩子都是把接生婆（尊称“老娘婆”）请到家里来，把土炕上的席子掀开，铺上老娘婆带来的一块油布，就在油布上生。哪有什么医疗设备卫生条件，比老母猪下羔的环境强不了多少。要不怎么产妇常常死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即使不死在产后也大多落病呢！做母亲可真不容易啊！
　　 那天孙凤琴难产。老娘婆使尽浑身解数，孩子也生不下来。人命关天，应立即上医院，顺根在那天显了身手。他赶着车，飞快地把孙凤琴拉到了二十里外的镇医院，并且跑前跑后地办理各种手续，交款提药，比朱得福机灵一万倍，让医护人员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产妇的丈夫。但他不能留下陪护孙凤琴，他得把生产队的大车赶回来。临别，他特地上商店买了两包红糖，放到了孙凤琴的枕头边，说等出院时，他再来接她。
　　 孙凤琴出院后，给了顺根一块手帕，写着：“知道你的意思不知道你的心。”从此，两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不过这个关系没维持多久就发生了变故。
　　 孙凤琴生的孩子虽然是朱得福的劣质种子，但是他得到了孙凤琴那块优良土地的培育，所以无论是模样还是灵性上都是很可爱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的表现也让乡邻们承认：他爹的那些暗点没有遗传给他。这就给这个像鸡蛋壳一样一碰就碎的家庭起了莫大的稳定作用。在这个孩子一岁半的时候，朱得福好运来临：大跃进的强劲东风一夜之间吹遍了全国，他以志愿军老兵的身份，被招工进了坐落在四平市的吉林省联合收割机制造厂（世称“省农机”）。那个年代，机械化刚刚起步，自动化根本没有，所以朱得福进厂完全有适合他的工作：八小时内就是抡那把12磅的大锤，敲打烧红的锻件。孙凤琴也借光进了城，因此她不得不与顺根割爱分离。
　　 孙凤琴进了城之后，肯定没在那里打出“招聘启事”。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工人的觉悟都很高，工作都很忙，班后的家庭生活都很有规律吧，其实主要是城里人在八小时之后不像农村人那样爱串，同在一个胡同里，却对面不相识，情感境界上也都很正统。特别是孙凤琴的身份，在城里人的眼里，她不过是个客居者。孙凤琴对朱得福的态度是否因环境的变换有所转变也无从得知。反正自从朱得福“挈妇将雏”进了城以后，朱家人及其亲属没有一位去串门的。这原因嘛，一方面是这方面的亲属都明白：到了那里不会得到多高规格的接待；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当时的交通条件及生产队的限制再加上若没有十分必须的缘由也很难走出那么远。在当时人们的心目里，去一趟四平简直如同进京那么神圣了，就连去一趟镇里都不容易呢！平日需要买的小物品，当地的供销社就办了，何必舍近求远？窝脖屯的一位老滕头，活了七十多岁，直到1964年夏去世，竟从来没去过镇里，连汽车啥样都没看见过呢！
　　 有方便条件去四平市，并且借这个方便条件到过孙凤琴那里的，只有顺根。顺根太机灵了，每有去四平的机会，就必然到老朱太太那里，问问有没有啥事儿，需不需要捎什么东西。老朱太太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挑不了顺根的毛病；并且，如果真的有事需要办，也只能委托顺根，没有别的方便人。
　　
　　 四
　　 合作化初期，大马车不但是生产队特别特别重要的农业生产资产，也是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窝脖屯当时有两台半马车。怎么叫两台半呢？是有一台乃是破车老马，出不了远门，只能在家“压地头子”的“编外车”。能套得出去的两台车分别由顺根和顺根的表哥钟贵驾驭。赶车的老板子用哪台车是固定的，哪台车套哪匹马或骡也是固定的，只有跟车的（俗称“掌包的”）不一定固定或不一定长期固定。特别是出门的时候，得看办什么事情运送什么东西去往哪里，也就可能临时改派或增派其他合适的人员。
　　 其实在那个时代，生产队也没有多少出门运输的美差。那时候种地还没使用化肥和专门培育的种子，住房都是泥土房，也用不着钢筋水泥砖瓦松木等建材，所以没有需要运进来的东西；地里种的基本是苞米高粱谷子等大田作物，收成后送到镇里的粮库就行，没有其他土特产，所以也就没有需要运出去的货物。大车出门，大多数或者基本上都是社里派下来的“车号”。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介绍一下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建制。一个具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屯可以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这个“队”基本是稳定的，当然也有拆分或合并的；生产队的上级管理机构叫合作社简称“社”，一个社相当一个村的规模，后来“社”又改称作业区、管理区、大队、村；社的上级曾叫过乡，后来又叫区、公社、乡或镇。这就是农村的三级机构。这个“社”和“公社”的大小曾经有过数次的调整，但是“队”却从来没有大规模地调整过。窝脖屯在合作化时期就被称为“曙光农社第一生产队”。后来曙光农社改称曙光大队，再后来又改称曙光村。曙光大队的上级变成人民公社的时候，也借用了曙光这个名字，叫曙光人民公社。那么窝脖屯的官称就是“曙光人民公社曙光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窝脖屯这个名字逐渐就没人叫了。不过咱们在这里还是继续称窝脖屯吧。
　　 “社”虽然是“队”的上级，但它在经济上不是实体，只是个空壳。它需要什么，就向各队征收或摊派。比如需要用车了，就轮流向各队调车，这个调车被干部和社员称为“车号”。车号多是长途，并且多数车号都很辛苦遭罪甚至还有危险。总憋在家里的人虽然都乐意出门，但是掌包的这个角色却不是谁都能胜任的。所以队长在接到车号后就得考虑派谁跟车掌包才会稳妥牢靠。
　　 窝脖屯的精英社员实在太少了，派谁也不放心，所以队长每接到特别重要的车号，若再不是全社多台车一起行动的话，就让钟贵和顺根伙出一台车，而剩在家里的那台车可以再找一个比较妥靠的社员临时代理，“压地头子”。有一次，社里派下来了上辽源煤矿给学校拉煤的车号，这一次是全社多台车集体出动的，并且还有一位合作社的委员带领。窝脖屯或者说曙光农社距辽源煤矿有三百里之遥，往返一趟就得五六天，而且道路崎岖险峻。正好平时跟顺根车的那位掌包人有事去不了，顺根就和队长要求让他表哥跟他的车。表哥钟贵的手棒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合手，上辽源要途径四平市，办点啥事也方便。队长自然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