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建社以来派出的路途最远车辆最多的一次“运输类”车号了（因为还有其他类的，比如挖水库调车）。后来，因为在本县孟家岭公社境内的大顶山开发了煤矿，就不用再上辽源拉煤了，所以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车发辽源”。
　　 这么多车出行，人吃马喂的，铺垫很大，所以要充分利用，不能发空车。去的时候，每辆车都装满了从各家收来的碎铜破铁。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为1070万吨钢拼力奋斗。不过，窝脖屯以及曙光农社都没有自建小高炉，因为没有木材及焦炭。所能做到的，就是积极地从各家收集旧铁器具，送往本县的郭家店镇或者四平市，完成摊下来的任务。
　　 返回路上，临近四平市区的时候，顺根向带车的领导报告：车闸有点不灵，要停下修理一下。带车的自然没有不准之理，叫他修好后跟上，天黑时赶到铁东八马路大车店聚齐，之后乘坐别的大车先行走了。顺根与车队保持着几里地的距离，进城后拐到孙凤琴家，给她卸了两麻袋煤。──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这个行为，也许算不了多大的事，但在当时得吃三个以上的豹子胆才敢那么做，翻山越岭几百里给孩子们拉来的煤，都抵上金坨银锭了，你敢半路打杠子？有的社员就因为顺手掰了公家的几穗苞米，就被罚光了自留地里的全部收成！
　　 那时候，曾流行说城市有四大黄金职业，什么听诊器方向盘之类。其实农村的生产队也有四大美岗，就是钥匙串儿、守墙院儿、大鞭杆子、锅台转儿。钥匙串儿是仓库保管员，守墙院儿是饲养员，大鞭杆子是车老板子，锅台转儿是食堂管理员。其中锅台转儿的期限较短，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公共食堂就停办了，岗位自然就不存在了。于是编嗑的人就把“溜地段儿”补了上去，溜地段儿就是看青护秋员。再进一步解释一下这四大美岗美在哪儿，就是：饲养员和看青护秋员相对清闲，并且很少被挑毛病扣了工分；保管员有权利，并且也有很多时候不用上一线劳动；车老板子则有外出办私事见世面的机会，灵活性特别强。这里除了看青护秋员是季节性的并且不能固定年年一定用谁以外，其他三类岗位上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基本不会撤换人。
　　 顺根从入社就赶车，从来就没有遇上过“大的过失”。当然偷点煤这种“小过失”以他的聪明也不会被人发现。所以他一直摇晃着他的大鞭杆子，“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跑”。一直摇晃到1961年的秋收以后打场之前的某一天，他的大过失来了。事后回味，他的大过失与国家的大过失多少也有点背景关系，不过，他的过失必须由他自己承担责任，赖不上公家。
　　 1960年殃及全国的“自然灾害”就像一盆冷水，将连续两年的大跃进的热潮浇灭。共产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在1961年年初就发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日子方针。到了夏季，中央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其中有一条重大决策，就是压缩和减少城镇人口。九月中旬，中央下发了“工业七十条”的文件，即《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于是，四平市将所有借大跃进的光进城当工人的农民来了个“全部退回原籍”。朱得福一家当然也不能被破格留下。
　　 于是有一天，离开窝脖屯已经三年之久的孙凤琴回了一趟“家”，在场院里见到了队长，请求队长给派一辆车，把她们一家接回来。这有什么说的呢？国家政策，谁都得执行。那就派一辆吧。她跟顺根的关系乃是公开的秘密，谁都知道。队长跟顺根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就借便送了个人情，派了顺根。这趟车是接朱得福一家的，所以也用不着掌包的，还能省下一个人的工分；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捎带拉的，也不大炼钢铁了，就放一趟空车吧。顺根喜不自禁，将自家的黄烟大蒜等自留地产品装了两麻袋，拉到四平可以多卖不少钱呢！孙凤琴在她的“婆家”老朱太太那里吃了晚饭，之后到自家的空房里看看，还往灶膛里添了一把火，试烧了一下。还好，炕洞子没被耗子给盗土堵住。于是索性烧热了，就在这光炕上没铺没盖也不用宽衣解带，住了一夜。没有了鼾声呼噜口臭汗腥的侵扰，也是一个难得的享受。第二天清早，坐上顺根的车返回四平去搬家。一路上两人的亲密就不用细说了。到四平后，顺根去市场卖土产，孙凤琴回家收拾行李装箱打包。
　　 这三年，朱得福和孙凤琴是在朱得福的一个战友的族叔家“找房住”的。这家两间小平房，土框土顶一铺炕；贴着主房的山墙，有一间耳房，俗称“偏厦子”，一般是用来堆放杂物的。主房归房主住着，一对退休的老夫妻；因招了房户，特在偏厦子里面盘了一铺小炕，孙凤琴和朱得福就在这里面委屈栖身──你说就这样的居住条件，孙凤琴能对外打“招聘启事”吗？表面上进城很光彩，其实难处也真不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当时只是极少数人的待遇。这个小院落藏在一个狭长的胡同里，天井小得不能再小，又堆放着本该放到偏厦里的一些杂物，给人一种转不开身的感觉，远不如庄户人家的大院子宽敞；一扇小院门，推个自行车还可以，马车根本就进不去，只能停在外面。
　　 顺根卖完土产天已经很晚了，他轻车熟路，把车赶到胡同里，停在了孙凤琴家的门口。孙凤琴为了答谢顺根和老房东，尽最大能力给包了一顿饺子，当然是素馅的，但这已经是万分不容易了。吃完这顿很晚的晚饭，那就很晚很晚了；吃完饭，顺根又陪着凤琴同老房东话别；话完别，那就是很晚很晚再加上很晚了。所以最终顺根没有把车赶到大车店里去住店。因为第二天还得起早，挺远的住店也住不了几个钟头。他把车贴着胡同的墙根停好，把马卸了套，饮了水之后，都拴在了车后面的“车桩子”上，车的后尾放上马槽子，拌上草料，就可以人也休息马也休息了。
　　 这一夜顺根是住在老房东的屋里，他不能上偏厦子里去挤。他还要起早喂牲口，第二天好早点到家，孙凤琴的这一车家当还需要安置呢！想起今后又能和凤琴朝夕相处了，也不知道顺根这一夜睡没睡实。反正他半夜时黑咕隆咚的就起来给牲口添了第一遍草。等他第二次起来给牲口添草时，天已经快亮了。他开开小院门，来到马槽前，顿时惊呆了：驾辕的大红马不见了，只剩下了笼头搭在马槽上，缰绳仍然拴在车桩子上！
　　 他立刻转身回屋，叫醒老房东，要了手电筒，沿着胡同奔跑着寻找起来。这条胡同家家院门紧闭，如果马是脱缰跑了，谁家院子也进不去。胡同的两头都通着大马路，上了大马路四通八达，谁知奔了哪个方向？
　　 朱得福孙凤琴以及老房东都帮着四下找马，找了半天，天已大亮，哪有个影子？顺根只好到派出所报案。民警来到现场察看了一下，又把顺根带到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之后告诉顺根：“回去听消息吧，你们也要主动地寻找，如果找到了要告诉我们。”就把顺根打发回来了。
　　 剩下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也得对付着把车拉回去。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动身时都快晌午了。一路上顺根蔫蔫地赶着车，除了偶尔吆喝一下牲口，没说一句话。回去怎么向队里交待呢？
　　 准备接应朱得福一家的朱氏老少及亲友还有队里的饲养员都等急了，怎么还不到家呢？那时候也没有对讲机手机之类的先进通讯设备，无法联系打听，只能死等。等啊等，总算等到了，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事！
　　 第二天，全队社员就像开了锅一样，嚷嚷这件事情。队长也没给大伙派活，天一亮就去管理区主任家报告了情况。主任立刻跟着队长来到窝脖屯，开会研究办法。最后决定撒出人去找。凡是愿意出去找的，可以扑奔自己的亲朋故友以及熟悉的地方，探听虚实底细。哈！平时不都憋在家里盼着有出门的机会吗？好！这回机会来了。大家纷纷报名。不过，那个年代出门也是很不容易的，主要是没有交通工具。全屯没有一辆自行车。只有二十里外的镇上通客车，逢三六九，三天才开一趟，并且只开往四平市一个方向。也不能都乘车上四平去找啊。又经过一番研究，规定了几条：一、两人一组，不能单独行动；二、想去往哪个方向，投奔谁，是什么关系，都要在会上讲清楚；三、出去的时间不能超过七天；四、所到之处，要让当地的干部给写个“曾经到此找过、这里没有此马”的证明；五、每人每天发给一斤爆米花做补助；六、找到马的除了照记的工分之外奖励一百元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力将近一年的报酬，天文数字啊！但是一百元钱还不值那匹马的十分之一。于是，各路侦探背着干粮袋，还有的拄着一根防身棍，就像梁山好汉一样，一律步行，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出发了。
　　 顺根在这个群众大会上除了向大家报告了丢失的详细情况以外，还做了痛心的检讨，并且声明引咎辞职，不再赶车了。队里自然也接受了他的“请求”。看队里决定撒人找马，他也愿意出去寻找，并且说找多少天也不要工分和补助的爆米花。只要求队里同意他与钟贵一组，走的要远一点。大伙也答应了。甚至队长和主任都认定：只有他这组找回的可能性最大。
　　 在规定的日期内，各路人马都陆续回来了，结果就别说了。期望值最高的顺根和钟贵这组，在晚了几天之后，也蔫头搭脑地回到了屯里。日子还得过，生产还得搞，队里重新调配了牲口，钟贵赶头车；平常在家压地头子的那位递升一步，赶了二车；考虑到顺根的特长，这次事故也不是主观故意，只是过失，经社队两级研究决定，扣了他二百工分，让他赶末车。从此以后，顺根摇晃的不再是那把带着红缨的大鞭，而是一把拴着一根麻绳头子的秃鞭杆子，干的活是在家里“压地头子”，再也没了“出车号”的资格。
　　 在以牲畜为农社的主要生产力的年代，一匹马的作用要超过十个人工，所以不怪社员们那么动心。特别是那匹大红马，不要说窝脖屯，就是全曙光社，也再找不出那样的好马。有一个生产队曾用一匹马一头骡子，都是正当年的牙口，两个来换一个，窝脖屯的社员们都没舍得。就这么丢了？生产队塌了半拉架子啊！
　　 两年后的一天，一辆拉着谷草的大车路过窝脖屯，驾辕的也是一匹大红马。那个头，那走姿，谁看都说太像咱丢的那匹马了！于是这辆车被拦了下来。有个社员还上前掰开马嘴，验了马的年龄，年龄也符合。呛呛了老半天，人家车上的两个人也急眼了，要上乡里找公安报警，最后结果是放了人家。因为有一个最主要的验证不符合：窝脖屯丢的是母马，而这匹马却是公马，性别不对。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与大红马有关的线索和消息了。人们偶尔还会念叨起大红马，但是再没有什么行动。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一直到顺根嫂去孙凤琴家找顺根的那一天。
　　
　　 五
　　 窝脖屯虽然房舍分散，但是在宁静的夏夜，两个高声尖嗓的女人在屋外的院子里吵架，不是没被人听到，况且那本来就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听着听着，就听出里面有戏了。于是，不等孙凤琴送顺根，就有人把孙凤琴要送顺根进大狱的话报告给工作队的人了。
　　 这个工作队就是四清工作队，后来叫社教工作队。工作队从上年的庄稼刚进场进驻曙光全公社的各个小队起，已经蹲了一冬一春又一夏的时间，每个小队都有两三名工作队员常驻，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天天开会，白天妇女会，夜里男人会；第二阶段就是“发动群众，扎根串联”，鼓励大家揭摆问题。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不用顾虑是否属实，甚至做梦梦到的“问题”都可以提。先提出来然后再核实嘛！于是，就有人提过顺根丢马的问题。但是到了后期核实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工作队感到：顺根一不是阶级敌人二不是四不清干部即走资派，不是运动的对象，更主要的是丢马不是偷马，只好不了了之。现在既然又发现了“新动向”，那就找孙凤琴问问，有什么问题要把顺根送进大狱。
　　 孙凤琴从四平回来以后，确实与顺根又恢复了“友好关系”。但是，两人友好，并不等于就好的亲密无间了。在“相处”中，孙凤琴发现顺根非常抠门，心眼小得很。别看他冒着风险给孙凤琴卸煤，但那是拿公家的东西送礼，用野猪还愿。现在在家压地头子了，还有啥光可借？每次孙凤琴向他提出给点零钱花或给买件花布衫之类的要求时，顺根总是推脱搪塞，一毛不拔，“白找便宜”。特别令孙凤琴不满的是他出门找马的那次。离家十多天，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道南去看望情人。亲近完了，还拿出一大把钱来炫耀。孙凤琴问哪来的这些钱？顺根说是找马不能空手来回走，顺便进山倒卖了点药材。孙凤琴心想还不抽出几张给她点花？没想到顺根炫耀完了又都装进了兜里带走了。气得孙凤琴告诉他立刻断绝关系，等到下次顺根又去了的时候，她真的没为他解开自己的裤腰带。男人总是把持不住自己，越是拒绝越是跑的勤，在关注孙凤琴的“观察员”的眼里看来，还以为两人正度蜜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