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孙凤琴也没彻底同顺根绝交，不过是好一阵闹一阵的，毕竟是知音难遇。她说要送顺根进大狱其实是对顺根嫂敲山震虎，要她今后不要上这儿来插旗招风而已。没成想真的把风招来了，工作队员找上门来。孙凤琴的脸红了，只好说顺根调戏了她，她要告他耍流氓。
　　 工作队员听了不禁哑然失笑。都在这里“三同”了大半年了，啥事不掌握？耍流氓调戏妇女当然要管，还要“严肃处理”，但是顺根和孙凤琴是那个情况吗？即使真的是顺根乱动了“军用品”，那也得朱得福提出控告才能受理。现在别说朱得福，就是孙凤琴，人家也没来找工作队呀？是工作队员主动找的人家，以为能挖出什么大事呢。就这个，甚至都可算可不算工作队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况且，这会儿运动已近尾声，工作队员马上就要撤点了，谁还没事找事？再次不了了之。
　　 应该说，伟大的社教运动毕竟没有白搞，它确实提高了社员们的思想觉悟、阶级斗争觉悟、甚至文化水平。要不，识不了几个大字的顺根嫂怎么在与孙凤琴吵架的时候都会引用毛主席语录了呢？大红马丢了好几年了，也许之前或者在当时就有人怀疑，但是正式提出质疑却是在社教的运动之中。尽管没有深究，但是它却把人们的警觉搅动了起来。这时候的农民社员，已经不再是乒乓球脑袋一道缝，憨憨傻傻的挑不出几个精灵来了。
　　 那年，在社教工作队撤点之后，秋收开始之前的某一天，县法院在曙光公社所在地曙光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三伙八名盗马贼被判处徒刑。这三伙中较重的一伙是曙光公社本地人，首犯肖长春（当然不是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的光辉形象肖长春）是北洼子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他和车老板张某赶车去相距五十里地的郭家店镇给队里拉大粪，合谋在夜间将一匹马牵走，送到兽医站，假说牲口有病，需要“观察”；而在这边，却造成牲口脱缰的假象，掌包的竟毫不知情。第二天，队长让车老板和掌包的将车赶回去，之后自己以找马的名义留下来，拿着队里的工分和补助费，将马牵到双辽县的郑家屯镇牲畜交易市场，将马卖掉。那个年代的牲畜都是有“照”的，相当于现在人的身份证，买卖牲畜需持有大队的介绍信。肖长春事先在他的正在某大队当着大队会计的亲戚那里弄到了手续，将这个事完满完成。肖长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车老板张某被判三年；开假证明的大队会计被判二年；“窝藏”了半宿牲口的兽医站当然不能给予刑事处分。另外两起就不用说了。从这一起案件的量刑上就可以看出当时一匹马的价值。
　　
　　 六
　　 这场公判大会，宛如一颗炸弹，在窝脖屯社员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震动。因为这个公判大会是在农闲的时候召开的，窝脖屯也有很多社员前去旁听，他们都立刻联想到了自己队里的那匹大红马。莫非也是这么“丢”的？
　　 但是正式把顺根拿到“案板”上来，是又过了两年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文化大革命搞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领导者把这个大运动分为若干段。开始的序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揪黑帮、接下来的红卫兵狂潮、派性的争斗等“阶段”，老农们虽然也时常听会，但是还算不上参与。从1968年公检法实行军管、各级党政机关建立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后，中央的每一步“战略部署”有人领着“紧跟”了，农民也就被领着参与到了以后的各个阶段当中。农民也是国家的主人嘛！不过农村搞运动有个特点，就是必须在农闲时搞，秋收大忙时啥会议也不开。在搞运动的时候又有个特点，就是不一定按题目做文章，有啥事就整啥事。当然有些想整的事早就发生过了，不过必须要等到运动给了机会才能整。比如曙光大队的斗批改，一个夏天搞的就是顺根丢马案。
　　 主抓这个案子的是新上任的大队治保主任侯朝山。侯朝山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朱得福的战友。但是侯朝山可比朱得福强多了，他不但和朱得福一样有一枚印着一只和平鸽的铜牌子，还有一个一个月能领二十二元钱国家补贴的光荣证，这个朱得福就没有。另外，侯朝山的心机也是朱得福脱胎换骨重生三遍也比不上的。所以侯朝山才能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就职。
　　 侯朝山以大队干部的身份在窝脖屯包队一年多了，对各家情况熟悉得超过自己手掌上的指纹。因为他与朱得福有“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所以总上“朱二哥”家去。有人说其实那是与朱得福的媳妇“非同一般”，要不怎么对顺根的案子这么上心呢？那是情敌呀！
　　 应该承认，侯朝山分析案情的水平在全曙光公社的几个同行中也是没人能比的。他对大红马的丢失提出了如下的疑问：第一，马笼头前有脑门后有兜壳，马自己怎么能抹下来？第二，即使真是脱缰抹了笼头，成熟马在夜间也不会离开大车和它的伙伴马，况且那马是本屯的母马下的驹子，老马识途，怎么会跑向别处？因此可以断定，大红马不是自己脱缰跑丢的，而是被人偷走的。那么是谁偷走的呢？侯朝山继续往下分析：城里人会偷吗？就是城里的夜游贼，他宁愿选择入室盗窃，也不会牵那匹马，偷到手往哪儿消放？怎么出手？外地来的盗马贼吗？半夜三更怎么就那么巧知道那条胡同里有车马？若按顺根所说，起早给牲口添头遍草到添第二遍草之间不过两个钟头，是谁就在这么个小空挡里把马牵走？最有可能的就是顺根勾结人伙偷的，他在卖土产的时候就联系好了人，说不定睡觉后马就被牵走了，还说什么添头遍草的时候还没丢，谁能证明在哪个时间丢的？再有，以找马的名义走了十多天，带回来那么多钱，这钱究竟是啥钱？
　　 顺根被传到大队交待问题，不让回家了。侯朝山特意叫朱得福来看管他。哈！你看安排得多巧妙？不但给了朱得福出气的机会，还给侯朝山自己提供了方便。侯朝山以调查的名义没少往孙凤琴那儿跑。马是因为给孙凤琴搬家丢的，找她调查情况当然也是合理的正常的必须的，不能说侯朝山到孙凤琴那儿就一定是没干好事。顺根被扣押了半个多月，尽管受了不少朱得福赏赐的皮肉之苦，但是始终没有招认。
　　 顺根被放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结案，要他继续想问题，随时听候传唤。随后，侯朝山根据顺根交待的情况，将顺根的社会关系、出去找马的行动路线，进行了好长时间甚至是反复的核查。本队的重点被核查对象除了孙凤琴，就是钟贵。核查孙凤琴的时候，对她与顺根的关系当然也是侯朝山要掌握的重点情况。凭着侯朝山高超的审案水平，孙凤琴是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侯朝山极为关注的是她说的顺根找马路回来炫耀钱的情况。但在核查钟贵与顺根出去找马的路上都干了什么时，钟贵却说什么也没干，并没有倒卖药材！侯朝山一遍又一遍地让孙凤琴把顺根掏出来的钱大约有多少张、都是什么面额的用没用什么东西包裹着说清楚，最后推测下来，也不过就是两百元钱，还不够大红马的一条马腿！
　　 这个马拉松的案子一直搞到了秋收前夕才告停。这个告停不是暂且挂起来，而是撂下了。毕竟是七八年了，线索难寻，没有直接的证据。再一次不了了之。秋收之后，顺根看大队不纠此事了，立刻到与曙光公社毗邻的金水公社，求亲托友，开了准迁证，求来一辆马车，卷巴卷巴，搬家走人，离开了窝脖屯。
　　
　　 七
　　 1970年夏，各地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最高指示，纷纷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曙光大队在“办班招生”的时候，又想起了顺根，觉得他应该再“学习学习”。可是顺根已经搬离了曙光大队，不再受你的管束了，于是大队派侯朝山去金水公社通报情况，请那边关注顺根的动向。侯朝山到了那里，才知道顺根在那里仅住了半年多就又搬走了。这一次搬的远，说是去了敦化县的山区。虽然没有出省，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就像现在中国人眼里的非洲和南美。
　　 孙凤琴和顺根的关系虽然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但是毕竟还有一层面纱罩着。经过“彻查丢马案”的那场风暴，案子没破了，倒把两人的私情彻底揭开了。顺根搬了家，孙凤琴在屯里也没法住了。就在顺根搬走以后不久，也就是“斗批改”运动又将重新掀起热潮的时候，悄悄地从窝脖屯消失，从此以后再无消息，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孙凤琴一走，朱得福的饭又没人给做了，老朱太太已经仙逝，不能再为她的儿子操心了。这时候朱得福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上了小学，父子俩艰难度日，真挺不容易的。这期间朱得福曾要求大队给找找孙凤琴。侯朝山为了战友的情谊，曾以公家的名义，揣着县军管会的介绍信，亲自出马在方圆百余里的范围内通过当地权力机关查找过，但是孙凤琴也像那匹大红马一样，无影无踪。有人曾“献疑”说孙凤琴会不会找顺根去了？侯朝山笑笑说：那是不可能的。顺根是领着老婆孩子搬走的，孙凤琴怎么会去找他？再说顺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不能说与孙凤琴没有关系。孙凤琴真的撵去了，顺根嫂岂能容她？
　　 又过了十余年，朱得福的孩子也长大了，到了谈婚择偶的年龄。可是他的爹妈给他的负面影响太大了，对象不好找。最后经人介绍，他被招赘到金水乡的一户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剩下朱得福老光棍一个，被送到了乡敬老院，直至寿终。
　　 改革开放也使窝脖屯的人走出了闭塞的家门。因此曾有人去过敦化县采购药材，打听到了顺根的情况。原来顺根在几年前的一次伐木放排时不幸遇难。顺根嫂领着孩子仍在那里生活，不想回老屯了，免得触景伤情。窝脖屯的老社员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不免喟然长叹：看来是再也找不到大红马的下落了。它究竟是自己跑丢了还是被人偷走了到底是不是顺根干的也成了永远破不了的谜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