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听了这话，张建献曾经不以为然。后来，重渡沟开业以后，出现了火爆的局面，有时候景区竟然住不下，将客人引到潭头街来住宿。这就使他大为震动：原来海明的预见不俗！
　　 张建献开始对这位老邻居刮目相看了。
　　 从重渡沟的本家叔父子侄们和乡亲们的反映来看，这几年重渡沟开发确实给当地农民增加了不少收入。然而，从今天朱书记的谈话中，张建献明显地感到：重渡沟的景区品味亟待提升；服务设施亟待增加；景区的道路亟待扩宽……但是，这一切，不是今天的管理体制所能够解决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景区急需改制！
　　 作为潭头本土人，张建献不忍心重渡沟景区开发半途而废，或者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更不忍心刚刚尝到了甜头的重渡沟人民大失所望；也不愿潭头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老朋友朱国珍受到上级的指责抱憾离任……
　　 但是，作为商人，在商言商，决不能感情用事，头脑发热接受一个“烫山芋”，到那时将会“欲做不成，欲罢不能”。
　　 想到这里，张建献看着朱国珍期待的眼光说道：“这样吧，朱书记，让我仔细的考虑一下再给你回话。”
　　 从那以后，朱国珍又来找过张建献几次。
　　 建献呢，也通过多种渠道全面了解了一番国际国内旅游发展的情况、栾川县旅游现状、重渡沟的发展前景等等。通过了解，他初步认定：旅游行业可入，重渡沟景区可接。他决定以潭头金矿的资金为后盾，进行重渡沟景区提升改造！
　　 坚定了信心之后，当朱书记又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张建献就爽快地答应了。
　　 2004年8月中旬，张建献代表他的创业团队与潭头镇政府签订了协议。双方谈好了总价是4080万元。合同生效时先交1600万元现金，其余部分以每年50万元向潭头镇支付的形式交付。
　　 第二节、工业反哺旅游，杨植森致富不忘乡邻
　　 县委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提质增效，首先是提质。如果旅游质量提不上来，增加效益就是一句空话。提质的重要前题就是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各大景区的基础建设。而就当时的管理体制，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单位没有钱，县财政也没有这个实力，向国家伸手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说在起步之初要点扶持资金是正常的，那么在发展中仍然指望国家拨款那就是不正常的了。
　　 县委政府，包括各级旅游领导层在分析情况之后，认为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动员社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靠着党和国家政策，借助于栾川丰富的矿产资源，栾川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当时被人们称为大款或私企老板。这些私企老板身价千万、上亿不等，有的甚至数十亿元，一人之财力便可与县财政抗衡。如果让他们参与旅游开发，提质增效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于是，该届县委果断提出了一个既能体现政府社会平衡职能，又使当事人无法拒绝的口号：工业反哺旅游。
　　 然而实现这个战略，是要找一个带头人，要有一个突破口的。从栾川旅游资源方面来看，老君山早已是人们心中的“当然龙头”。但景区战线长，规模大，气势雄伟。虽然曾向国家要回了2000万国债资金，对于一个县来说，国家扶持力度已经超大，但对于老君山来说，才刚刚填满“牙缝”！
　　 因此，老君山成了县委政府最为头疼的改制对象。必须找一个既有雄厚的资金，又对家乡有深厚感情，既有干事业的魄力，又有勇于奉献造福人民之高尚品格的企业家接管老君山。
　　 于是，杨植森被有幸选中。
　　 栾川首富杨植森入主老君山，挺起了栾川旅游的龙头。
　　 2007年8月23日，老君山生态旅游区改制成功。栾川民营企业家杨植森召开了控股老君山以后的第一次景区全体人员会议。
　　 主席台上就座的是杨植森从瑞达公司带过来的管理团队和老君山林场领导班子成员。
　　 杨植森在讲话中说：“我杨植森一生开矿，在冷水、三川的矿山上开了63个洞。人称‘栾川的土行孙’。但是，矿山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越开越少。而且，对环境的破坏还非常严重。冷水，别看现在处于高山之上，只要像前几年那样发展下去，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堰塞湖。
　　 经过这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旅游行业才是阳光产业。不会造成污染，不用重复投资，却可以无数遍的，永远的看下去，看了也不会损耗资源。
　　 我杨植森既然决定要投资老君山，那么就要投资成功，初步计划投资3个亿，如果后续需要，再追加几个亿，达到十个亿都没有问题！”
　　 听到这里，老君山林场的职工一个个瞪大了惊奇的眼睛。杨植森的表态太大气了。要知道，自上世纪开发老君山以来，县政府、包括国家投资加在一起也不过4000多万。这十个亿是什么概念？他们有的去山西的绵山看过，那里也是个私企老板接收后投资了5个亿，山上就建设的庙宇群落金碧辉煌，索道缆车一应俱全。老君山要投入十个亿会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会在脑海里绘制着想象的蓝图。
　　 杨植森，又名杨森。1947年生，栾川县七里坪人。其祖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栾川尤（赤土店）、杨（七里坪）、付（栾川街）三大望族之一。后三大望族均因十大连连长董启功而逐渐败落。到了杨森的父亲一辈，家境已经衰落成为贫苦农民。杨森出生在栾川解放的前一年。他的童年在国家医治战争创伤的艰苦环境中成长。由于家境贫寒，父母体弱多病，杨森尚未完成初中学业便辍学务农。艰苦的生活使杨森成为多面手，他不仅会做木工活，还自学了医学。家里的衣柜是杨森自己制作，家里人有了小病小灾，他自己会开药方。他还经常为乡里乡亲解除困难。由于杨森为人正直，从六十年代开始，被大家选为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
　　 改革开放之后，栾川县委政府一度推出了“有水快流”的县域发展政策。杨植森和同时期的第一批“能人”一起，投入到栾川探矿、找矿的行列之中，成为了栾川矿业老板中的一员。
　　 杨植森经过了几年的摸爬滚打，终于有了小小的积蓄，便购买了一辆生活车，自己开车跑运输，从栾川往外边送石棉矿或往上海送钼精粉。
　　 一天，上海的一位老板来栾川找石庙的一位大老板协商开办钼精粉厂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栾川，小轿车很少，县城也没有出粗车。县直机关如果有一辆“桑塔纳”就是好单位了。所以杨森那辆既能拉货又能坐人的生活车有时也能当出租车用。这位上海人来到栾川以后认识的人不多，就找到给他送过货的杨森，让把他送到石庙那位老板家。
　　 谁知事有不巧，杨森拉着这位上海的老板，三天中一连三次到石庙找人，都见不着。每次都见着那位老板的家人。家人总是说丈夫去外边找人喝酒去了。不知道是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对丈夫说上海人来找他，还是石庙的这位老板不把上海人看在眼里，总之是一连三天都是出外喝酒，从未在家等候上海的老板。
　　 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第三次找不到人回来，上海人对石庙的那位大老板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但他看到杨植森这个人不错：抛开自己的事情不做，一次次免费拉他到石庙去，不厌其烦，够朋友！这是个可信可交的朋友。于是在回来的路上，他问杨森：“你想不想办个钼精粉厂？”
　　 “可想！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办厂的钱可不是小数！”杨森回答。
　　 “我出钱，你在栾川办厂。生产出来的钼精粉产品按市场价我全部收走，咋样？”上海老板满脸的诚意。
　　 杨森大喜过望，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说：“真的？”
　　 “不骗你。实话对你说，我这次来栾川，就是要考察一个人合作办厂的。原来我认为石庙的那个老板可以合作，就专门去找他。通过这几天找他的情况，我已经看出来了，那个人靠不住。倒是你，杨先生，为人诚实，乐于帮助人，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怎么样，可不可以合作一把？”
　　 杨森听了这话，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急忙答应下来：“可中。要是这样，咱现在就去乡政府找人，把办厂的地址定下来。”
　　 上海老板也很高兴。毕竟这几天也没有白跑。
　　 那时候，栾川乡的乡镇企业很少，见到有人来投资建厂，当然十分支持。当时就派人勘查厂址。
　　 “沪七”选厂在短短的不到半年时间便建成投产。从此，杨森开启了他民营企业家的光辉历程。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企业家。杨森也不例外：钼市场的起伏不定，注定了沪七选厂的发展道路崎岖不平。在杨森最艰难的时候，春节常常不敢开手机，生怕要账人打来电话没法回话。那一年，钼市场形势非常严重，眼看年关已到，价格仍然抬不起头。产品卖不出去，职工就发不下来工资，所欠的矿石款、原材料款等债主纷纷催账——过了春节，杨植森原本的一头黑发全部变白！
　　 机会始终在等待着有准备的人。当一波钼市场的滚滚热浪涌来的时候，杨森和栾川这批在钼行业中打拼多年的老板们一个个日进斗金，栾川出现了十多个亿万富翁，而在栾川人的传言中，年届花甲的杨森位居这些亿万富翁之首。
　　 杨森致富不忘乡邻，他捐资助教动辄上千万元；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每年都有好几名；乡里乡亲遇着了困难只要张口，他都会慷慨解囊……
　　 在栾川工矿企业达到高潮的时候，栾川的旅游业却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那时的几大景区大部分都是国营投资或集体投资。当前期开发基本到位后，几乎都遇到了景观提升、设施完善与宣传营销投资的问题。但是后续资金无着，二次投资乏力几乎成了栾川旅游景区的通病……
　　 旅游景区改制势在必行！
　　 2006年元月，孙欣欣接任老君山林场场长。8月，杨森因病在上海住院，孙欣欣与栾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旅游领导小组副组长黄玉国、旅游工作委员会主任孙小峰三人一起乘坐飞机专程赶到病房探望，使杨森非常感动。当下答应出院回去就商量这件事。
　　 其实，对于接收老君山一事，老杨并非现在才开始考虑。至于与股东、家人商量这事也只是个借口。对于老杨本人来说，他是一开始就愿意接受的：他本来就是老君山下人，从小受老君山上道教文化的影响，又对壮美的老君山风景情有独钟。
　　 从尤安娃场长往老君山上修旅游公路开始，到任汉涛跑要资金实施老君山开发，老杨时刻都在关注着老君山的发展。老君山的发展缓慢使他心中十分焦急，他热切的希望老君山迅速发展成闻名全国的一流景区。
　　 当身边的人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动了心思，只是了然于胸而不外露。然而，当杨植森分别向家人婉转征求意见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出奇的一致：不同意!想想这也难怪，杨森的老伴跟着他吃了半辈子的苦，儿女们也是在贫困的农民家中长大，两个儿子跟着他创业，曾经尝过了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现在好不容易创业成功，有了积蓄，不是好好享受生活，却又要把真金白银投到前途渺茫的旅游开发上去。实在叫人难以理解。老婆认为，老伴不能再折腾了。子女们认为，老爸该享一享福了。留一些钱给子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么！
　　 但杨植森不这么想，他有他的功过观、成败观和金钱观。杨植森认为，我们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了亿万富翁的，都是沾了党的光、沾了邓小平的光、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沾了国家资源的光，至于个人的成功，应当说是“一半机遇一半运气”。若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以破坏自然植被、竭泽而渔矿产资源为代价换来的财富，小而言之对栾川人民是无功的，大而言之对整个人类也是有罪的！
　　 “聚北山之财建设秀美栾川，汇南山之灵再造二次资源”，杨森用这幅对联表达了他当时的想法。
　　 促使杨植森下决心的，不仅是县各级领导苦口婆心的劝说和热情的关心，还有他自己对财富如何持久的认识；更有他对家乡栾川、对老君山的热爱！杨森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念叨老子在《道德经》第九章中的警告：“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曾经有一番十分朴实而又切合实际的话，可以诠释这位农民成功者当时的心态：“我是挣了几个钱，但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能吃多少喝多少？我把这几个钱都给孩子分了，他们若管理不好，娶几个小媳妇，把家庭搞败了，把钱挥霍了，那也是罪过！我把钱存到山上去，他们想花钱就到山上去取！”
　　 其实，当杨植森手里有钱以后，他完全可以与栾川某些大款一样，移居国外或者到海边购洋房养老，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毅然接受了老君山，这里有他浓浓的家乡情结！
　　 决心下定以后，杨森叫来了一直跟着他创业的老伙计、财务总监望广发，也是他的远房外甥。又把子女们召集在一起宣布：“我投资老君山的决心已定，你们都不要再说什么。今天你们的广发哥在场，我给你们每人2000万元，儿子、女儿一个样。如果你们正儿八经过日子，省着点儿花，够你们两辈人化的。”决定宣布之后，杨森缓和了语气：“你们也不想一想，咱家靠政策发了家，靠栾川矿产资源治了富。这点钱是政府叫咱挣的，现在政府遇到了困难，咱是不是应该帮一帮？我想，对于社会，咱们这些人是有责任的。再说了，政府也不会叫咱这点钱安安生生放在那里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