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怜爱又伤心地抚摸着明月，心中又酸又苦：如果可以，我愿意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我的孩子，给他们我所有的爱与心血。不补习，自由地成长，快乐的游戏，快乐地学习。同时我又清醒地认识到，我这只是在做梦，在这冷酷的现实中。我的梦终究是要破碎的。
　　 下午，袁老师单独找我聊。袁老师希望我留下来。袁老师说我充满爱心，做托管这行的，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对孩子的爱心。而其他几个刚毕业的女孩，虽然也很认真肯干，但都缺少像我这样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爱。
　　 袁老师的话触动了我，鼓舞了我。说真的，我还是很舍不得孩子的。我只是一直都在孤军奋战，奋战到最后，心灰意冷。
　　 袁老师继续说，姚老师死心塌地地跟着园长，只听园长一人的话，她的话就不听，让她很生气。袁老师婉转地暗示，如果我留下来，可以跟她站在一起，共同去对抗园长。对于这种争斗的事情，我并不是很热衷，也不擅长。我只是心里牵挂着孩子们伤心失望的样子。想到孩子，我就会流泪。我答应留下来。
　　 袁老师叫我找园长去说。园长见我来了，立刻就明白是袁老师做了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留下来，就笑着同意了。园长像是警告，又像是调侃，似乎有心，又似乎无意，“哎，到哪个单位，都是勾心斗角，一模一样。”我心中凛然，这是我进托管以来，听到园长说的第一句真心话，也是唯一一句真心话。
　　
　　 11月5日
　　 我留下来后，发觉我不由自主的，成了袁老师这一边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无法保持中立，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带上派别的色彩。利益的冲突和权利的争夺，永远也没有止尽。
　　 自从我留下来后，阿姨一改以往的冷漠，对我总是笑脸相迎。笑容中含着诡谲，含着亲昵的油腻腻的同党的默认，似乎在说，瞧！现在我们是一条船的了。让我又惊讶，又厌恶，又不得不装着笑脸虚与委蛇。午饭后孩子们的水果，是阿姨分发的。有时有一小截香蕉，有时是一小片梨，或苹果，有时几瓣桔子。老师照例是所有孩子分完后再拿，有时有，有时没有。现在阿姨总是在分给孩子前，就格外亲热地往我手里塞两片的梨或苹果，用她那种特有的阿谀的笑。弄得我受宠若惊的，浑身不自在。
　　 袁老师自然而然地跟我亲近起来。要拿个凳子，买本书，做个宣传什么的，袁老师总是习惯性的叫我。袁老师现在很信任我。我也总是竭尽全力地为她出谋划策。
　　 李老师毫不掩饰地公开她对我的敌意。搞得人人皆知，我们俩是死对头，这并不是我的本意，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由不得人。我现在批改沙鸥的作业，总是加上十二万分的小心，心里却疲倦得很。除了作业以外，我把沙鸥跟其他孩子一样看待，并没有什么不同。
　　 园长不像以前那样露骨地批评我，但却让我更害怕了。她在对你笑着的时候，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暗地里给你穿小鞋。园长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她过不去的人的。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作文能力，我跟袁老师提议：吃完午饭后，我带班上的孩子，到小河公园，去观察花呀草呀鸟呀树呀。小河公园就在托管附近，四百米远的路程。
　　 园长一票否决：出了托管，安全责任重大。万一出点什么差错，怎么跟家长交待？
　　 李老师也在一旁煽风点火，“就她能耐，能出风头。有文化，有教养，又有方法，能教孩子。我们这么多年干托管，都是吃干饭的。”
　　 我拍着胸脯说愿意写保证书。出了事，我一人负责。我不肯放弃，坚持道，“六年级都是大孩子了，就这四百米的路，又是平坦大路，不过街。今天太阳这么大，公园里花也开得正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教孩子们学着怎么观察事物。”
　　 袁老师斟酌权衡了很久，我的那股拗劲和坚定的目光占了上风，袁老师最终同意了我。
　　 园长在我身后，紧抿着嘴冷笑。我觉得她似乎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瞅我的乱子，出我的丑，而幸灾乐祸。我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
　　 白渚比较稳重，我让白渚在最前面带路，孩子们一字儿排成长队，我在最后压阵。
　　 大中午的，人们都在休息，公园里很安静，太阳懒洋洋地晒着，一副悠闲的景象。我却像是担着千斤的担子，丝毫也不敢松懈。
　　 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散开了。我让他们去找一处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物，仔细观察，然后向我汇报所观察到的东西。
　　 孩子们回来了，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叫嚷着描述自己看到的，“芭蕉的叶子又宽又大”，“原来丁香花跟球一样圆”，“柳树的枝条又细又软”······
　　 我趁机联系课文“芭蕉不展丁香结”，让大家想象：在风狂雨骤的时候，芭蕉的叶子被吹得翻卷起来，芭蕉是如何不展；丁香被雨打得七零八落，东摇西晃，是不是像诗人心中忧愁的心结。诗人又是如何把自然中的景象与自己的心境情绪联系在一起，并让两者互相转化，让花的凋零，叶的败落，诗人忧伤的心情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并相互指代。
　　 我接着说，我们写作，也是要把景物和自己的心情融在一起写。心情可以通过景物描写来表达，景物的阴晴变化也可以反映人们的心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今天被爸爸表扬了，心里很高兴。这时我看到的太阳是暖和的，花开的是笑脸，鸟唱的是欢歌。假如今天考得不好，心情沮丧，我眼里所见的，树是垂着头的，花是哭泣的，鸟是哀鸣的。这些写下来，就是好的作文，既表达了我的心情，又描写了景物。
　　 我又说，比如说，我要写这公园，可以按我进公园的顺序，前后所看到的景色的不同，而逐步描写。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是树，树的颜色，形状，分布。然后是花，花的叶子，颜色，花瓣的不同。还有雕像，回廊，亭子，它们在公园里摆设的位置，作用与功能，各不相同。低头还会看到草。这时入秋的草的颜色形状，等明年春天来了，你们再观察，春天的草和秋天的草有什么不同。抬起头，看到天空，天空又是什么样的。天空中的云又是怎样变化无穷的。我们写公园，天空毫不相干的，为什么又去描写天空呢？我说，譬如画画，你画了一座很美的山，除了山，你还要留空白，这山才会灵动有蕴味。你写公园，再写几笔天空，就好比你画中留的空白，才有韵味。
　　 孩子们都听入迷了，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出自己所看到的，和别人不同的花的颜色和树的样子。多么欢快而又趣味盎然的一节自然课堂啊。我让喜悦和成功冲昏了头，都飘飘然起来了。
　　 乐极生悲。沙鸥说着说着，就兴奋过了头。就说到“那树结实得像牛，明月壮得就像那头母牛一样。”
　　 女生发育早，明月的身子板在班上是最大块的，沙鸥虽然也挺结实，但和明月一比，却显得矮小浑圆。明月平时就挺讨厌沙鸥的大嘴巴。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沙鸥揭她的短，戳到痛处。明月不声不响走到沙鸥跟前，也不说话，抓住沙鸥胸前的衣服，狠狠地一推。沙鸥站不稳脚，向后摔去，摔到排水沟里，崴了脚，脚踝肿了起来。
　　 我狠狠地挖了明月一眼，明月羞愧地低了头，红了脸，站到后面去。
　　 我叫了的士，把沙鸥先送到托管。再把班上的孩子带回托管。
　　 我让孩子们先上楼回到班上。我搀沙鸥到一楼凳子上坐好，用脸盆接了盆冷水，让沙鸥脱了鞋，把崴了的脚浸在冷水里，冷水没过他整个受伤的脚踝。崴了后，沙鸥受伤的脚，我就没让它受过力。虽然有点肿，但不是很厉害。我到附近的诊所买了云南白药喷剂给沙鸥，交待他要等二十四小时肿消了之后，才能喷药。
　　 园长双臂抱胸，一直冷冷地站在一旁看，像看一出闹剧似的，一声都没吭。
　　 李老师听到声响，气急败坏地从楼上冲下来。园长看到李老师下来，就走开了，到楼上去。
　　 李老师蹲下去就要拿沙鸥的脚看，“怎么样，疼不疼，厉不厉害？”我忙阻止，“这个时候不能动，动了毛细血管破裂，就肿得更厉害了。”
　　 李老师噌的一下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还有脸说呢，还写了保证书的，保证书的字迹都没干呢。你说说，这么重大的责任事故，要是换了别的家长，你怎么解释？”
　　 我自知理亏，避开她的锋芒，转过身，走到一边去。
　　 李老师借着数落儿子，一连声的指桑骂槐，“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也不懂得注意安全，保护自己。你这脚崴了，要落几天的课，这损失怎么算？要去医院给你拍片、抽血、检查、化验、点滴、输液，你看看，你一个不小心，害你妈要去掉半个月的工资。你班上那么多人，怎么单单就你一个人崴了，会不会有什么人故意的？”
　　 这话像火一样的烙人的心。我霍地转过身，张开嘴，想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生把到嘴的“李老师，说话要讲良心”一句话硬是吞了回去。
　　 我掏出一千块钱，李老师理都不理我。我把一千块钱塞到沙鸥手中，说是给他看病的医疗费。
　　 第二天早上，沙鸥的脚就好了，又去上课了。
　　 但是，我已经不能再负责六年级了。我被调到三年级，六年级由李老师接管。
　　 从那以后，我像是背上了无法摆脱的包袱，在人人面前低人一等。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再也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更谈不上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了。我的心情暗淡得很。对什么事情都懒懒的，除了孩子。
　　
　　 11月20日
　　 自从我带三年级后，我就不再负责接送光华小学的学生了。光华小学的接送交给程老师了。我要亲自接送我班上三的年级的学生。这样的调整又会带来新的一段混乱时期。我又得花一段时间去重新熟悉和适应三年级的孩子。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也得重新认识并接受新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管理风格。孩子和老师同样的处在混乱中。等到刚刚理出头绪并彼此适应了，园长又把老师重新调整改换年级。园长从来都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建议，她制定的措施计划，不管对错，都一定要贯彻到底。这种混乱就变成没完没了的周而复始。
　　 我班上有个孩子，赵元，做作业特别的磨蹭。跟女孩子一样，老是出神。他也不调皮捣蛋，一说做作业，老早就把练习本子拿出来，也拿着笔埋头在写。可一会就拿着笔，支着胳膊在发呆。我提醒他，他就很乖顺地说，“老师，我在想呢，我在想。”同样一项作业，别人都已经交上来了，他呢，还停留在刚才那道题上。还是照旧那句话，“老师，我在想呢，我在想。”
　　 等到两点多了，班上所有人都已经整理好书包，准备上学了。赵元总是急匆匆地举起手，“老师，再等一下，等一下下，我就剩下最后一道题。”我只好让所有人又重新坐下，等赵元做完他的最后一道题。在大家急不可待的充满不满和催促的目光下，赵元走笔如飞。他也真是神奇，总是卡在上课预备铃响前几分钟，才做完。
　　 所以，我们三年级是全托管最后一个走的。每个老师都知道赵元做作业是最晚的。三年级的孩子不知道轻重，在楼梯上总是直冲着往下奔。我总是背着布包，走在最前面带路。布包我平时就放在教室里，出门时就背着，包里放着伞，我总是怕下雨，怕淋到孩子。
　　 今天却奇了怪，赵元是班上第一个交作业的。原来他爸今天要给他买生日蛋糕，他就答应他爸要第一个做完作业。这让我很开心。
　　 今天轮到赵元催着早点上学了。平日里，因为要等赵元一人，大家都得最后一个走，赵元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看到赵元扬眉吐气的想翻身一回，我环视了教室一圈，发现其他人也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让大家排好队准备走。
　　 我们班今天第一个出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走在楼梯最前面，让大家压住步子，慢慢往下走。
　　 我快到一楼时，听到后面有人滑倒的声音。忙止住步，往回看。“老师，今天这楼梯好滑呀”，“老师，有好多沙子”，我低头一看，果然每层台阶上都有好多沙子，而且是一溜儿排下来的。
　　 我来不及多想，前面一个孩子滑倒，跟在他后面的孩子止不住脚步，也往下滑。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也跟在三年级后面下楼梯了。我大声喊，“你们先别下来，赶紧停住，楼梯上有沙子！”
　　 我喊破嗓子也没有用，四年级五年级的老师是跟在最后面的。四年级、五年级的孩子推搡着叫嚷着一窝蜂往下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第一块倒了，后面一连串的跟着倒下。我头皮发麻，背脊发凉，一下瘫坐在石阶上。
　　 所有的老师都出来了。摔了十来个人，有的擦破点皮，有的摔破嘴，有的膝盖流血，有的伤得不轻。老师们帮忙搀着抬着，把轻伤的搀到凳子上坐着，重伤的抬到桌子上躺着。我急忙把旁边诊所的医生护士叫来，帮忙消毒上药。
　　 陆续就有家长赶到，哭天抢地的，撕心裂肺的，怒骂交加的。有的家长报了警，有的家长叫了120，有的家长还叫来了电视台。
　　 不一会，警车、救护车、电台录制车，一齐都到了，把托管围得水泄不通。警车的尖叫，救护车的鸣叫，电台的镁光灯的刺眼的照耀，园长死一般苍白的脸，家长痛苦和愤怒的叫骂，孩子们嘤嘤的哭泣，奏起一组怪异刺耳、令人心神俱丧、刻骨难忘的交响乐。
　　 所有受伤的孩子都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托管上了电视头条。所有的老师、园长，甚至阿姨，都被警察传讯了。
　　 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楼梯上的沙子是从我布包里漏出来的，我的布包被剪了个大洞。李老师剪了我的布包，并在包里放进了沙子。李老师知道我们三年级最后一个走，走得又是最慢的。李老师原本只是想教训我一下，给我点颜色看看。并乘机撵走我。不想三年级今天第一个出门，紧接着四年级五年级就跟在三年级后面。谁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促狭的念头，竟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祸。
　　 李老师被留在警察局里了。其他人都放出来了。
　　 小河托管被迫关门，停业整顿。所有老师都散了。
　　 我有时无意间，走过小河托管。看着空荡荡的房子，紧闭的大门，心里很难受。我并不爱托管，但是我爱孩子们。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清脆的笑声，亮晶晶的眼睛，“老师”“老师”叫得你心里发热。泪涌出来。
　　 想念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