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说在八里堡村谁不认识村主任不稀奇，但有人说不认得西头儿老韩那就出了奇。
　　 西头儿老韩何许人？韩光，我二舅也。七十岁的小老头儿，瘦得皮包骨头，吹上点带级别的风估计就能给吹飞起来。已经很不“富裕”的花白头发稀疏地盖住头顶，高高的颧骨，晒得雀黑的脸。他常跛着一条腿拄一根木头棍子，佝偻着腰整天在村子里转悠。东家瞧瞧，西家瞅瞅，指指谁家门前的树该修剪了，喊喊谁家的孩子小心别掉水坑里；点点谁家的垃圾该清理了，问问老谁家的那谁病好点了没有；叫叫哪条街上的土坑该垫沙土了……只要在村子里走上一趟，看见哪些不顺眼、不得劲的事都免不了唠叨几句。别看他这个样子，村里绝大多数人还真给面子，基本能照他说的做。偶尔可能也碰上不给面儿的，那麻烦大了。二舅一定得掰开了揉碎了说道说道，然后赶着人家按照他的意思整改，一次做不成来两次，两次做不成来三次，三次再达不到标准，他必然亲自上手，直到自己感觉满意才能“拉倒”（方言：结束的意思）。二舅的这番作派有点像治保巡逻的警察，又像综合执法的城管，更像发号施令的村级领导，所以许多人就猜想他必是有啥来头或背景？要不哪敢在村里如此“横晃”？其实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他啥也没有，啥也不是，不过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残疾老头儿。起初村里人也不习惯他这番作派，都有点厌烦，但经过几十年的凑合，不但觉得他做的这些事很应该、很正当，而且村里的一些“大事”没这个“事儿爹”管着很可能会出乱子，才从慢慢接受到认可，并逐渐升级到不可或缺的层面。二舅在村里的“巡视”是义务的，管事更是志愿的，每天比村干部都忙活，因为曝光率高又家住村子最西头儿，所以人送浑号“西头儿老韩”，并编了一句顺口溜：“宁可绕着走，也别碰老韩。”
　　
　　 二
　　 八里堡村地处城市郊区，离市政界不足八里路。村子没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完全是建国后的新集体单位。从地盘上看，村子很大，101国道穿村而过，把村子截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分三横四纵的主街分割出四个小队（如今叫村民组），南部分五横五纵的主街分布了八个小队，整个环绕着城区的半个西部；从人口状况看，本地原住民占六成，其余四成为相中这块地界的“外来户”。人口在十几年前有一千多户三千五百多口人，现今只有四百来户一千多口人。造成人口大规模缩水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近年来城市扩张的速度惊人，紧挨市区边上几个“小队”首当其冲被街道收编，直接给村民换成了城里人的标签；二是村里大部分年轻人觉得农民的身份低，嫌农村的生活条件差，纷纷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往城里挤，人口减员在所难免。目前留守村里的人多数是老弱病残、痴乜呆傻和鳏寡孤独。从自然资源看，全村完全可以用“贫乏”二字概括，资源禀赋差到无山无水无矿产的“三无”境地，可利用资源唯有环城西郊的一千几百亩水浇平地和一个二百多亩的老旧果园。以农业为本那个年代，别看土地人均不足一亩半，那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家家户户都费尽心思地多挤半条垅或多抢一块地头子种。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村里人意识到土里刨食那么多年也没刨出“金子”，于是就转身“下海”折腾，土地就此不再“吃香”，可耕种人均土地拥有量一下子就翻了几番，但无人想种和无人愿意种的结果就是从小块撂荒到大片闲置，让人不得不惊诧三十几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天壤之别。
　　 二舅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十八岁以前的成长经历和其它孩子无异，八岁开始在村里上小学，凭着能耍点小聪明成绩还算不错，年级组考试从没掉出过前十名，深得老师和村里人看好。缺点也异乎寻常地突出，淘气的方式更别具一格。譬如上语文课把臭胶鞋捂在同座嘴上、上美术课嘴嚼废纸想甩到前座脸上，结果甩了老师一脸等等出人意料的恶作剧，常常把老师气得“抽疯”找家长到学校。姥爷是一个没文化没脾气的厚道农民，每次看见老师除了赔笑连大气都不敢喘，对二舅日常的管束力度可想而知。等进了中学，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每个家庭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村子只有十个孩子选择继续读书，而且还要到七里路以外的公社完中就读，二舅就成了这十个孩子的“头儿”。公社完中位于城边子（城乡结合部），于他们而言就相当于进了城。读完中的六年时光（初、高中联读）正是二舅心理成长的重要节点，看得见的城市和农村生活的巨大反差，让他第一次有了认真思考的一件重大事情：何时和怎样才能快速逃离农村？摆脱劳累笨重的体力劳动，逃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框框，去享受和城里人一样悠闲自在的日子。毋庸讳言，这种心思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普遍存在的心里愿望，谁不想把日子过得轻松、光鲜、体面呢？
　　 有心人天不负，机会说来就来了。刚上高三那年的秋末，大队突然来了一位招兵的连长，要在村里招五个去南方部队服役的兵，公社武装部要求村里尽快动员适龄的年青人，配合部队来的连长完成招兵任务。对村里及村里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件天大好事，大队书记没费多大劲就招集了二十几个小伙子供连长挑选，当然二舅不在其列。
　　 听说这件事还是在那天下午的放学路上，遇到前街的二蛋告诉他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想就直接跑到大队书记家，简单说明来由并坚决要求报名当兵，大队书记闷了半天拗不过，只好答应带他找那个连长试试。岂知连长看他第一眼就不太满意，一来觉得他体格太单薄，怕他抗不住；二来他刚满十八岁正念着高中，有些浪费材料。二舅既然铁了心当兵，立刻施展所有软磨硬泡的功夫，充分发扬认死理的倔劲和有点文化的灵透劲，楞是让连长无计可施地动了心，当即表态可以带他走。这件事直到连长第二天到家里做思想动员，家里人都还蒙在鼓里。但有“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精神感召，二舅虽然有点过于“主意正”，想到家里暂时可以解决一个人的口粮负担，又想到儿子将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姥姥姥爷还是满心欢喜地免了追究他的擅作主张。
　　 一周后，带着全村人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部队连长领着包括二舅在内的五个年轻人坐上南下的列车。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装，一路上光顾兴奋和骄傲了，连火车跑出多远都不清楚，直到五天以后停在江苏某地后才缓过神来。
　　 全体新兵经过短暂的休整便钻进了某个山沟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训练，严酷的训练比在家种地还艰辛几倍。他在经受炼狱一般的磨砺，从难以忍受到咬牙抗拒，再从咬牙抗拒到逐渐适应，虽然整个训练过程二舅都表现得很坚强，没叫过苦，也没怕过累。但一想家那种滋味可有点抓心挠肝的煎熬。离家的新鲜劲儿随着日子渐渐消退，想家的滋味就像无边的沙漠里一棵渴望雨季的草籽，看见班里的战友上火的、流泪的、发牢骚的、说怪话的、还有梦呓连篇的，二舅也曾动摇，也曾不止一次悄悄闪过打退堂鼓的念头，最终都横下心挺了过来。在家不觉故乡近，离开方知思念深，年轻的心也第一次生出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家里的每条街、每道墙、每棵树、每座院落的回忆都成了他累不可支时的慰藉。结束新兵训练继续南下到达上海郊区，被分配进某部卫生所服役，再一次经受野战医护需要的医疗、防护、救护等技能培训，完全不同领域的全新体验。面对新挑战，他仅用了很短时间就可以驾轻就熟。部队的熔炉，强力地锤打着一块未定型的粗坯，让一个思想简单的男孩迅速地退去稚气，具备了军人的应有气质。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生命的重要蜕变，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脱胎换骨。
　　 军事训练之余，二舅怎么能轻易错过去大上海转转的机会呢？
　　 初次踏进大都市，完全可以用瞠目结舌四个字形容。那宽敞的大街，林立的高楼，繁华气派，那人潮人海全是新鲜的西洋景。试想一个几乎没出过村子的农村孩子一步跨进这样的地方，不陟迈入天堂，怎能不激动，不惊奇？他要看个够，更要看个透。
　　 一年时间，他走遍了大上海每个地方，当所有的新鲜和惊奇都司空见惯的时候，他的心里却隐隐涌出一种惶惑的悲伤。为什么家乡和这里的差距如此之大？在这样的大都市里行走，自己无论怎样伪装都像溶不进去的“外人”，而且每来一次，这种比较的郁结都在沉积，进而硬化成刺，不仅刺痛他的眼，也刺痛着他的心。落差是这根刺的尖，首先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较，这种比较从上中学时虽有浅觉，但不甚明显。此时的比较，农村和城市的身份标签，让他不自觉地承受着歧视的眼光，想不自卑都难。其次是上海和家乡的那座城以及生他养他的八里堡村，同样都是城市，何以如此天壤之别？看看城里人吃穿住用行的物质条件，比比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同一片蓝天下何以活得如此悬殊？深度的刺痛，让他时而纠结又时而迷惑。上海和家乡之间的对立，让他突然萌生早点回家的愿望，所以每当想家他就给家人写信，除说说对爹娘、姐弟们的挂怀，还给他们讲上海的外滩、大商店、大高楼、有轨电车并附上几张照片，好让家里人了解这里的不一样。有时也捎带着问问东院的地又种了什么，西院的土房修没修好，前院断手的三嘎子好没好，后院的胖小儿还耍不耍钱等等，似乎只有那些熟悉的影子才可以舒缓他的情绪。每当焦虑时他就用微薄的津贴给家里人买一点家乡没有过、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寄回去，然后等着看家里人回信说那些东西拿出来一显摆，就惹得亲戚邻居们爱不释手，就偷偷地笑得很开心。就在思想游移不定的时候，又出了一件影响他心里的事儿，来自河南农村的班长因为没有经受住大都市灯红酒绿的腐蚀犯了错误被遣返原藉。这事件让他彻底幡然觉悟：大上海真的好，但不属于自己，那里充满了新奇热闹也充满了诱惑冷漠，如果把持不住自己，一定会掉进那口染缸，自己的命在家而不在外面。决心回家的心绪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一种逃避，也可能是没出息的表现，但于他而言的强烈不是一般二般。他盼望着服役期满的回家，他想要以自己走出来的见识和村里人一道去改变村子的命运，哪怕能换一种活法也好。
　　 将要复员的那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反击战骤然打响，已经准备返乡的二舅服从祖国的紧急召唤随部队驰援东北，隐蔽开进吉林的某深山老林作战役预备队。那段日子，他全身心地投入训练，满腔热血地等待冲上前线的命令。岂料不幸也在一次紧急训练中骤然降临，那天深夜的加强急行军训练，行至大山深处，连卫生队的一名战友不慎跌落山崖，二舅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结果战友没救上来，自己也摔了下去。后经军区战地医院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却从此断了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伤愈之后的转业，他婉拒了部队给予的特殊待遇，也回绝了安排城市就业的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归八里堡村。
　　 还记得二舅回来的那天下午，暖暖的微风飘着柳絮，全家人排成一行站在门前。区人武部的绿色吉普车“刷”地停靠在门口，随车门打开，二舅右腿点地，左腿跛着，左臂拄了一根银色拐杖。一身少了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依旧，坚毅的脸，平静的眼神，只是眉骨上加了一道长长的疤痕，笑起来的样子还有些别扭。“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年前他回来探亲，笔挺利索的草绿色军装，红色的领章帽徽鲜艳夺目，右手提着草绿色的提包，左手给全家人敬军礼，是多么的神采奕奕。尤其忘不了他拉着我的手去看望前街的三姥爷，去东头儿探望四舅爷，边走边给我讲战友的事，讲大上海的繁华，讲救护的手法，走上一会儿还不时掏出纱布擦皮鞋上浮土，那时的他如英雄一般，可如今……
　　
　　 三
　　 当年一起离开村子的五个人只有二舅叶落归根，其它四个人有两个复员进了城里，有两个留在了黑龙江。
　　 刚回村那会儿，二舅像块吸铁石，左邻右舍、同学朋友们有事没事的都过来瞧瞧，大队书记、小队队长也隔三差五来聊聊，尤其民兵连长来得更勤，每天报到。公社级的相关领导也来看过一次，仿佛他是那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经回来的唐僧。每当这些人来，二舅都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当兵的经过、上海的新奇、深山老林的恐怖；讲想家的滋味，讲没参加对苏自卫反击战的遗憾，有时还把嘉奖令和军功章拿出来给他们看，偶尔也用自己所学的医护技术帮一些人切脉、针灸等等。但这样的热闹只持续了两个月，除偶尔还有找他针灸看病的人以外，其它人就不再来了，因为他已经退掉了光环，除了“跛子”这个特征，其它都完全回落到普通村民的状态。
　　 日子安静下来，二舅有些空落，他就拄着拐在村子里溜达，一来排解空落的心绪，二来也想好好看看这些年村子的变化，村里村外、东街西街地看个遍。几年时间过去，村子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村头的树高了许多，因为没人修理疯野得不成样子。曲曲弯弯的街路依旧坑坑洼洼，能够想到冬天刮北风尘土飞扬，夏天雨后一脚泥泞的情形。鸡屎、猪粪随处可见，家家的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布满大大小小的柴火垛和粪堆，脏乱差触目惊心……不知怎么，一看到这样的情景，他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城里的样子，也包括他曾经驻地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