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日天气多云
　　 疫情期间，各小区都在隔离。
　　 早起睁开眼，从十楼公寓的窗户看出去，今天的天空有点儿多云，把初升的太阳围绕成了一颗狗嘴里的荷包蛋，红彤彤被淋了口水。
　　 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对着手机正刷到终南山博士的讲话，突然感觉胸口发痒，随着一阵干咳，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一开始以为是呛到了，放下手机，喝了口水，症状没有缓解，咳得越来越厉害，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我有点儿惊慌了，不会是“新冠”吧？要不要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样我会不会被医院强行隔离？
　　 脑子里飞速地回忆了一下：我这几天可是非常规矩地居家隔离，就是菜也没有下楼买。昨天吃的“水煮土豆抹大酱”；前天吃的“水煮挂面蘸芥茉醋汁”；大前天为了补充维生素，吃的是“水煮大白菜裹芝麻酱”……我对食物的要求基于简单：不用“煎炒烹炸”，不用除油除烟，不用“善后”锅碗瓢盆的战场。任凭全民都在如火如荼地做饭，我亦无动于衷。
　　 不敢冒然打医院的救护电话，就给护士朋友小娜打了电话，跟她说了一下我的情况。
　　 谁知道半小时不到救护车的声音就在小区楼下响起来，我那正在值夜班的、负责任的护士朋友小娜带着全副防护的医护人员闯进了我的公寓，不由分说将我带上了救护车。
　　 做了各项检查，还在医院住了一夜。
　　 “感谢我！”小娜拿着诊断结果，戴着口罩和防护服站在我的病床前，好像要对我进行某种宣判：“我再晚去几分钟，你可能就挂了。”
　　 以前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过生死的问题，我们都表示过不怕死，我命由天不由我，害怕也是多余的。我还说：“如果我得了绝症，就放弃治疗，正好有理由去过我想过的田园生活。”说得大言不惭。后来一次宫颈出血，医生建议我做宫颈癌筛查，去拿筛查结果的那天，我的腿发软，手心儿一直在出汗。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怕死的。
　　 此刻，我的脸色和眼神儿一定很难看。
　　 小娜俯下身对我说：“过敏性哮喘，记得你说过，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毛病？”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幼时确实有“过敏性哮喘”的病史。
　　 不是“新冠”就好，过敏性哮喘总有得治。
　　 小娜问：“你以前的过敏源是什么？”
　　 “猫、狗、牛奶、鸡蛋，不过十三岁以后就不再过敏了。”我说。
　　 小娜看着她手上的那张化验单，说：“你现在四十岁了，熬夜、不锻炼、不好好吃饭，让你的体质又恢复到了十三岁以前，现在还新添了一项粉尘过敏。回家去好好检查一下，看看家里有没有毛絮一类的，开窗通风的时候也要挑空气好的时段。”
　　 噢，我忽然想起来：最近小区里总有人违反规定放鞭炮，我不会是开窗通风的时候闻了那个过敏了吧？有一个邻居喜欢在楼道里生火锅；对门的大哥养了一条金毛犬……
　　 “我的家里倒是没有毛絮，就是有也好处理，可是……”我说出了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和忧虑。
　　 小娜说：“那不如去农村找房子住吧，你不是一直想找借口要过田园生活吗？”
　　
　　 2020年2月4日晴
　　 这几天不知是不是受心情影响，我总觉得全世界的颜色都发灰。
　　 出院后，我戴了两层口罩回到公寓，一回来就检查门窗是否关紧，又用吸尘器吸了一遍灰尘。
　　 母亲打来电话，劈头就说：“打你电话怎么不接？你叔叔脑出血过世了。”
　　 我吃了一惊，说：“啊？怎么会这么突然？我，我也是去了趟医院。”
　　 “哦，”母亲只是嗯了一声，又说：“现在疫情管控，去榆村的客车只通一趟，明天早上八点，在客车站等我，要带身份证，别磨磨蹭蹭地又迟到。”
　　 叔叔的家在榆村，是个挺偏僻的小山村。
　　 “我爸不去吗？”我问。
　　 “他说不去，叫我们俩个去。”母亲在电话那头说。
　　 第二天早上，我跟母亲在客车站碰面，被量了体温、登记了身份证号码才上了车。车上不过三五个乘客，都戴着口罩，彼此远远地坐着。
　　 “好好的，你怎么又犯了哮喘？”在得知我去医院是因为哮喘发作，母亲才问。
　　 “嗯，谁知道。”我答。
　　 “不把果果接回来吗？一直在他爸那儿吗？”果果是我十二岁的儿子，我与前夫已经离婚十年，果果本来跟着我住，年前去的他爸爸那儿，因为疫情便没有把他接回来。
　　 “嗯，他说不回来。”我说。
　　 “你做的饭孩子也不愿意说吃，生活也没规律，免疫力下降才会得哮喘吧？……这次疫情考验的就是人的免疫力……”母亲唠叨起来便没完。
　　 “爸为什么不去？”我岔开话题。
　　 “住院的时候去医院见过最后一面了，你婶婶给我们打了电话。你爸心情非常不好，心脏也不舒服，葬礼他就不去参加了。”母亲说，可能许久没有染发，白发从她的头顶长了出来。
　　 我把头扭向窗外。叔叔的去世是继祖父母的去世，家族中又一代人的离开，不禁使人内心凄惶。
　　 天空是轻灰色，杨树的枝桠光秃秃的指向天空，鸟扑愣愣地在天空与树林间飞跃，有些阴郁的初春景色从车窗外一掠而过。
　　 很多年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平时叔叔会借着进城的机会来我们家里做客。
　　 一个小时后，客车在公路边停下，母亲凭着记忆说：“从这个路口进去就是榆村，下了山坡第一家就是你叔叔家。”
　　 在一条长满榆树的沙土路上走了一段，眼前出现了一个凹地里的小村落。站在坡上望下去，红瓦顶与青瓦顶的房子错落，屋顶的烟囱冒着白烟，石头院墙也是红石与青石混杂，刚被晚霜和晨露浸润过，石头上还泛着潮湿的水渍。
　　 “以前来的时候，没注意到这地方这么美啊。”我说。
　　 是单纯的美景被内心的“流逝”和“惜别”赋予了灵魂？有时候忧伤的美对人内心的冲击会胜过愉悦的美。
　　 我脱了口罩，清新的空气立时直扑鼻腔。
　　 母亲也脱掉口罩做了深呼吸，说：“你叔叔是因为你婶婶入赘到这里来的，因为这个，家里还闹了轩然大波。”
　　 “噢？以前没听你们说过，就是因为这个我爸和叔叔之间才会有矛盾吗？”我问。
　　 “过去的事谁还提啊，兄弟间有矛盾是正常的，最终的感情还是一样。”母亲说完，径直朝村子走去。
　　 堂弟承厚从院子里迎出来，我们平时总是通过微信联系。承厚是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三十五岁，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做领班，如果不是疫情，他也早回去上班了。
　　 灵棚就搭在院子中间，母亲递上她拿来的黑纸，我将带来的菊花放在了灵前。
　　 疫情期间，客人不多，葬礼也都从简。
　　 婶婶是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五十多岁，脸上挂着泪在招呼客人。
　　 村邻们都在帮忙，大家进出院子和厨房，女人们自动地找米、切菜、生火、做饭，男人们在帮着安排葬礼的相关事宜。母亲说这就是乡俗，不管平日里谁跟谁有什么过节，这个时候都会不遗余力地出面帮忙。相比之下，我和母亲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局促地坐着，
　　 这时候，堂弟承厚走过来，说想请我去写挽联。原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专门给人写挽联的先生不能来，用微信将挽辞发给了堂弟，叫他在现场找人写。
　　 我偶尔会在朋友圈晒自己习字的照片，所以堂弟请我代写。
　　 我连忙推辞，说自己习字还不到一年，皮毛都没学会呢。
　　 堂弟说：“总比我们这些没学过的人会写。”
　　 婶婶也叫我不要推辞。
　　 母亲说：“一时找不到人，你就写吧。”
　　 我只好照着先生发过来的内容，战战兢兢地在白色绢布上落笔：“一生俭朴留典范，半世勤劳传嘉风。”
　　 我习的是篆书，好几个字没有写过，又到手机上查了查，才勉强写上了。围观的人夸我写得好，让我更感惭愧。
　　 学习书法除了有一点儿爱好，也是借着写书法逃避不喜欢的工作，偶尔还会晒个朋友圈炫耀，感觉自己从没有真正用心练过，真是很惭愧。
　　 堂弟承厚恳请我们留下来住一晚，陪一陪婶婶，母亲答应了。
　　 晚上，火炕上放了炕桌，沏了茶，我们围坐着谈话。
　　 婶婶说：“怎么都没想到人生是这么突然，才五十九岁，他是个平时都不会生病的人。”
　　 母亲说：“人生怎么能预料呢，走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
　　 母亲又问堂弟的打算。
　　 承厚说：“不回北京了，我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和朋友商量，要留在家里发展。”
　　 婶婶说：“不知道他女朋友同不同意呢，都三十五岁了，还没成家。”
　　 承厚却一副对生活有了笃定想法的表情。
　　
　　 2020年2月7日晴（小晴难掩阴凉）
　　 刚从榆村回来就收到通知，要求在2月7日开始正式上班。
　　 我在一家眼科医院做人事行政主管。上班第一天，医院的两名保洁员就来办公室找我，说希望医院能给她们配备口罩。两位保洁员都是五十多岁的大姨，她们除了负责医院各个区域卫生的打扫，还负责疫情期间的消毒工作。
　　 我去负责分发口罩的医务部询问：“医院的一线员工每天每人都可以领一个口罩，保洁员没有吗？”
　　 医务部主任说：“保洁属于编外人员，所以不给口罩，这是医院负责人规定的。”
　　 “那为什么要让编外人员负责打扫和消毒呢？面对病毒传播还分编内和编外，这就是人的想法。”我心里想，忽然喉咙发痒，忍不住咳了两声。
　　 医务部主任应激地退后了两步，目光警惕地远远避开我。我倒被她的反应逗乐了。
　　 保洁员口罩的事没解决，我的哮喘却严重了。
　　 医院负责人看过我的医院诊断，虽然表示理解，还是满脸忧心忡忡，说是怕其他同事误会。
　　 朋友小娜劝我暂时不要上班，在家休息几天，于是就请了假。
　　 这次疫情在我的生活中埋了很多雷。
　　 房东也忽然来了电话，居然是通知我：公寓到期不能再租给我了，她在德国留学的女儿暂时回不去，公寓她女儿要住。
　　 一时间有了走投无路的感觉。
　　 并不是不能回家去与父母同住，只是我与父母之间一直以为都有着很大的隔阂。
　　 我自幼随祖母在乡下长大，八岁后才被接到城里的父母身边上学。一直被祖母娇惯，我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就连穿衣、洗脸、吃饭这种小事儿也做不好。因为以前习惯被祖母喂饭，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仰着头，导致每次吃完饭我的衣服前襟都会洒上米粒和菜汁儿，上学前母亲便要为我再换一次衣服，可是衣服的扣子我又迟迟扣不上。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非常不知所措。
　　 每天早上：我要上学，父母要上班，时间紧促，我却样样事情做不好，父亲便要在每天早上都大发一次雷霆。
　　 所以直到成年，我一直有一种自己非常笨，什么也做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结婚两年便离婚，带着儿子回到父母家。父亲便将祖母为我做的，在我的儿子身上重演。我明白自己曾深受其害，便极力阻挡。
　　 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父亲与我的矛盾自始至终从未间断。
　　 对于儿子，从吃饭、穿衣到喝水、撒尿，父亲事必躬亲，一定都要操持到。
　　 直到我的儿子五六岁时，父亲还要不断地提醒他何时该喝水，何时该撒尿。更有甚者，一次父亲与朋友去外地旅游，半夜在宾馆打来电话，询问儿子今天一共喝了几次水，撒了几次尿。
　　 而在这件事上，母亲虽然也很反感父亲的做法，却因为无法抵抗一直独断专行的父亲，便成了父亲的傀儡。
　　 有一次父亲做了鱼，他自己午饭不能在家吃，就命令午饭后要去散步的母亲：“今天不要去散步，害怕鱼刺会扎到孩子，你看着他们吃完了再走。”
　　 我对父亲的做法无法理解，他的干涉已经到了压制的地步。
　　 从儿子小时起，只要稍有些咳嗽感冒，父亲马上会买来各种中药（他已经买药买出经验，甚至不需要咨询医生了）要求儿子吃下。我拒绝让孩子一生病就马上吃药，有些小病是可以抵抗过去的，但是父亲非常固执，还会对着我咆哮。这样激烈的争执对孩子的伤害，恐怕不亚于药物，我只好选择不说话，和儿子一起想迂回的办法。
　　 后来我们搬出父母家，父亲才在我和儿子的卧室床下、衣服口袋里发现很多粘上去的中药丸。
　　 即使搬出来也并没有完全摆脱父母，他们义正言辞地要去了一把公寓钥匙，占领了我的厨房。我精心购买的餐具都被束之高阁，茶具也被他们当做酒杯、或者放置调料。他们有非来不可的理由，那就是我不会做饭，他们要负责儿子的温饱问题。
　　 我想，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在父母的有生之年，我大概永远不会有这样自由、独处的机会吧。
　　 何况四十岁离婚在家的女儿，不能出去赚钱，家务又做不好，回去后也只能为父母徒增忧虑！
　　 怎么想我都不能再回去与父母同住。
　　 彷徨失措中，给堂弟承厚发了微信，询问他近期的情况。
　　 堂弟承厚在微信里对我说，他和朋友合伙承包了一座山，山上有一片杏树林，秋天收获杏仁，平时在山上养蜂、养鸡。
　　 承厚问我的近况，我便把自己的境遇说了。
　　 承厚说：“过来住几天啊，这边空气好，对你的身体也好，家里热闹些，我妈心情也能好。”
　　
　　 2020年2月9日晓日和煦温度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