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尽力地为父母负担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他们能轻松一些，甚至少一些争吵。但这并不是父母所想要的，父母是初中时候的同学，他们都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跳农门”，一生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不当农民的命运，但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终究还是成为了农民。所以，他们再苦再累，也不会像村里别的父母一样，把我们大大小小地带到地里去劳动，而是每天都重复地说：“要好好读书，今后不要像我们一样当农民，多辛苦啊，要吃不得好的吃，要穿不得好的穿，你看人家那些工人干部些穿得多漂亮，日子过得多好！”父母的这些话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鼓励，虽然到了最后我们四姊妹都“跳农门”成功了，但我一直认为读书是需要天赋的，若不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愿，我们的路或许各有各的精彩。
　　 父母怕人家欺负姐姐，所以让她和我一起上的一年级。按照父亲的意思是想让我和姐姐读一个班，但父亲把我们带到一个姓黄的老师那里报名时，老师让从1数到100，我怎么也只能数到60，而姐姐却一口气数到了100，所以无论父亲怎么求情，那姓黄的老师也不要我，说是她班上的娃娃太多了，只能收下一个。所以我和姐姐虽然一起读的书，却不在一个班级。
　　 姐姐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学习是很不错的，字也写得很整洁。而我却和姐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写字不好，二是注意力很难集中，通常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是一问三不知，回家做作业，什么也不会，母亲常常很晚了还在教我做作业。讲了第一遍，问我：“懂了吗？”我摇摇头，然后母亲又讲了一遍，再问：“懂了吗？”我还是摇摇头，这时，母亲会很生气，一边使劲掐我，一边怒吼起来：“你怎么像个白胆猪一样，咋还不懂？”我于是痛得哭起来，母亲再吼道：“不准哭，好好听着，我再给你说一遍！”我于是不敢再哭出声，继续听母亲讲作业，可是不管她怎么讲，我就像听天书一样，什么也听不懂，最后，母亲再问：“懂了没有？”我带着哭声说：“嗯！”其实我根本就不懂，母亲说：“那你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下糟了，我又语塞了，母亲再次歇斯底里地怒吼起来，寂静的夜晚，母亲的怒吼声显得尤其恐怖，我也不知那样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最后母亲讲的题目我还是不懂。
　　 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数学太差，老师不得不让我留级了。但奇怪的是，留级后，我的成绩居然一下突飞猛进，成了班上的尖子生，父母很开心，都说我是懵懂心开窍了。
　　 还记得，那是我留级后的第一次考试，数学考了100分，而且是全班第一名。老师让同学们把试卷带回家给家长签字。母亲认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虽然我考了100分，但是不能让我有骄傲情绪。所以，当我内心带着十二万分的狂喜把试卷递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却在试卷上写了几个让我极其悲伤的字：“学习根本不好，都是碰运气的，希望老师多多指点。”我从母亲手中夺过试卷，哭着撕了个粉粹，扔在地上。那时，我的哭功是一流的，可以从早上一直哭到下午，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我的“舌根长”，意思是哭得久。那天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反正一直哭到父亲在外干活回家，父亲问清楚了原由，对母亲表示批评：“人家考了100分，应该表扬才对，100分是随随便便能碰到的吗？不要哭了，拿来爸爸给你重新签过！”父亲的话语显得比母亲和善了许多，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却让我真的不再哭泣。母亲把我的卷子从地上捡起来，仔细地重新粘贴完整。
　　 后来，我当上了班长，我的人生似乎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此有了自信心，周围的人无不对外投来赞许的目光。学习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每天我回家要去打一大提篮猪草，然后和邻家小姑娘玩耍一阵子，才去理会学习的事情，我的学习在班上依然是名列前茅。也许是善于遐想的缘故，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尤为突出，每次作文，老师总是赞不绝口，总要拿在班上作为范文讲解。我的记忆也出奇的好，每篇学过的文章，并没有刻意去背诵，但总能倒背如流，所以我学习起来无比轻松。
　　 但天有不测风云，初三那年我遇到了一次车祸。骨盆多处性骨折，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手术后，我的骨头才基本被复位。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的第一眼，看见哥哥和母亲在我床边哭泣，我极少看见哥哥流泪，我以为我快要死了。我说：“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然而他们竟听不见我在说什么，只是赶紧把眼泪擦干将耳朵凑近我一些，问我说什么，我又问了一遍：“我是不是快死了？”他们还是没有听见，我很生气，用尽全身力气想抓母亲的手，却只能微微动一下手指，身体就像被一座大山压住一般，半点不能动弹。
　　 三个月后，我出院了。可能是麻药的缘故我的记忆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学习起来也略显吃力，一下从班上的优等生变成了中等生。后来也是经过几番补习才考上了贵州财经学院。但我喜欢写作的习惯，让我结识了一个报社的社长，他是一位唯才是举的君子，我在他眼里是一个长相并不漂亮，但品质极好，又有才华的农村小姑娘，所以将我推荐到贵阳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对于同是跳出农门的我们来说，父母认为我是最成功的，因为，贵阳于毕节来说，是贵州的省会城市，经济相对毕节要发达得多。但于我而言，这个小时候曾经充满了新奇和憧憬的世界——贵阳，于家而言的远方，如今成为了自己的家，而原来的家却变成了现在的远方。我成了一个思乡的游子，孤独地在异地他乡生活，这个别人认为的“好”，抑或父母认为的“成功”，成为了我心中一道浅浅的痛。夜深人静思念亲人的时候，我总在想，无论贫穷或富有，大家欢聚一堂的日子多么幸福……
　　 哥哥学习不算差，姑妈说就是太调皮，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哥哥喜欢画画、雕刻、看小人书，还喜欢练武术，把平时父母给的零花钱都拿去买武术书了。那时候，父母并不知道什么叫培养孩子的特长，哥哥所喜欢的这些东西都只能偷偷地做，因为父母认为，除读书以外的东西都是不正当兴趣爱好。
　　 其实哥哥很聪明，学习成绩也一度辉煌过。那是他上初中的时候，全市物理竞赛获二等奖，这是我一生都望尘莫及的事情，因为我天生不喜欢学什么物理化学，所以哥哥在我的心中简直就是神童。
　　 他画的画，不管是茶杯，还是美术书上的人物素描，都画得栩栩如生。每次我偷偷翻阅的时候，都很被折服。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不表扬哥哥呢？最吸引我的是哥哥将隋唐演义小人书里的人物，在一个个数学练习册里，用雕刻刀采取“空雕”的方式，把一个个人物雕刻出来，有点像窗花剪纸的工艺，但不同的是他用的是雕刻刀，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喜怒哀乐跃然纸上，我甚至偷偷地收藏过一本，想偷师学艺，但终究没有那个天赋，从来没有成功过，于是放弃了。
　　 至于哥哥练武术，我是亲眼所见的。他的桌箱里有大沓大沓的武术书，那些武术书看起比电视剧里的武功秘籍要详细得多，不光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还有图解，但却看得我云里雾里。可是，哥哥不同，他总为它们着迷，每一本书都被他翻阅得纸张变软，略显陈旧。他常常躲在我们家的房子背后，蹲马步，或是在我们村前的小河边沙坝上练习前滚翻，在空中打跟斗，或是躺在地上一下腾空而起，看着他做的一个个精妙的动作，我又开始被他折服，我也曾经试着平躺在地上，试图像哥哥一样腾空而起，但哪里使得上半分力气。我有时会想，如果好好培养一下哥哥这方面的特长，他们会不会变成像李宁一样的体操王子呢？
　　 但这些都是父母不完全知道的，或者说，他们知道得太晚。哥哥终究没有将自己的任何一个兴趣爱好坚持到底。他依旧每周回家一次，周五回家，周一又回到城里面的学校。每次哥哥返校的时候，为了让哥哥多睡一会儿，无论春夏秋冬，父亲总会背着哥哥趟过村前的那条河，抄近路送哥哥去赶化肥厂的公交车。大雪大凝的天，河水冰得刺骨，父亲赤着的双脚冻得发木，也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他希望用他宽厚而温暖的臂膀托起哥哥“跳农门”的梦想。
　　 然而，后来哥哥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而是复读了一年后才考上毕节师专的，毕节师专在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大专学校，但那时哥哥是村里面第4个考上大学的，已经算很厉害了。村里面的父老乡亲们纷纷前来道贺，我们家摆了好几桌酒席，才把乡亲们招待出去，那场景非常壮观，哥哥也算为家里光宗耀祖了。父母说哥哥是带头马，也为我们小的三姊妹带了一个好的头，让我们今后要好好学习，也像哥哥一样，离开农村，过好日子。
　　 然而，唯一遗憾的是，哥哥不是很喜欢当老师，父母其实从心里面也认为这教书匠的职业不如在政府或是在银行当职员的有面子，只是觉得哥哥既然考上了就应该去，更何况谁也说不清楚，万一再复读一年什么也考不上呢？于是劝说哥哥去读这所他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的学校了。
　　 姑妈说，哥哥是个“傻瓜”，如果不贪玩，应该还要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在城里读书时，姑妈家的小区里有一个叫张奇的，和哥哥相交甚好。每天两个人都要约出来玩，但并不上门相约，而是凭着一句暗语：“半边雀子，出来玩了！”开始大人们并不知道，后来通过观察，姑妈发现，只要听到这句暗语，不管作业做没有做完，哥哥立马就会跑出去，而人家张奇的作业是做完了的，所以后来张奇考上了北大，哥哥却走上了复读之路。说哥哥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没有真正的好好读书，实现更大的人生目标,说得过去，说寒门难出贵子，因为家庭原因，哥哥的特长没有更好得到发挥和培养也说得过去，总之，于父母而言他们尽力了，于哥哥而言，他终究跳出了“农门”。
　　 姐姐其实也很聪明，但越长大越为自己的身体缺陷自卑，她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学习也渐渐下降。但她依旧爱做家务。姐姐心灵手巧，包得一手好汤圆，父亲爱吃，姐姐总是喜欢包很多，当天吃不完的，就用菜油炸来放起，闲暇的时候放一个在嘴里，又糯又甜，非常好吃。
　　 但是考试成绩一下来，母亲总是说：“一天记着包汤圆，学习不好好学！”每当这时，姐姐总是无言地低下头。也许是父母太忙太累了，他们并没有洞察到姐姐的心理变化，当然也不存在对姐姐有更好的心理疏导。只是我觉得一向温柔善良的姐姐渐渐变得更加自卑和暴躁。有时，不管是谁惹到她，她会歇斯底里的怒吼，然后伤心地哭很久，再然后，你总会看见她眼底洗不尽的哀伤和挥之不去的愁容。她有时甚至会说一句很让家人，特别是让我心痛的话：“反正我觉得活起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每当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就像是被谁狠狠地捅了一刀，痛得无法言表。但或许这只是姐姐的肺腑之言，她并没有意识到她这句话对家人的伤害。
　　 在我们渐渐长大的岁月中，我开始渐渐懂得不去触碰姐姐那永远不能触碰的伤疤。但是无论你碰或是不碰，那伤疤于姐姐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是无可选择的。
　　 经过好几次复读，然后再考试，姐姐终于在1997年考上了毕节财校，这是一所培养财会人员的中专学校，曾经盛极一时，凡考上这所学校的人，最终都能进政府或是银行上班，那时考上了中专以上的学校，就业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中专学校不再像过去一样包分配，只有那些有关系的或是通过公务员招考之类的才能有地方上班。姐姐也不例外，我们家没有关系，考试姐姐不行，对性格内向的她来说，面试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中专毕业后姐姐失业了。
　　 姐姐从早到晚在家里周而复始地做着家务活，更显得寡言少语和忧伤。
　　 父亲总想通过人们所谓的“关系”落实姐姐的工作。他知道姐姐的这个事情非常棘手，不用大钱恐怕是落实不下来的。有一次，听幺舅说他家有一个亲戚是市里面的大领导，于是父亲拿着1万块钱和幺舅一起去了那个亲戚家。那时的1万块钱与现在的1万块钱不同，估计父亲在化肥厂维修一年的炉子也得不到这么多钱，1万块钱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已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已是倾其所有。记得那天，我们在家里一直等着父亲回家，希望他能带来好消息。可是，父亲回来时，苦丧着脸，小心地从怀里拿出整整齐齐的一大沓钱交给母亲说：“明天存回去吧。”“怎么？人家不帮？”母亲不甘心地问。“帮什么？人家就是一句话，现在都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不好插手，钱，人家也不收。”“这该怎么办？真是提起猪头也没有庙门进啊!”母亲叹息道。父亲接着说：“不是，是什么呢？”父母的话越说越伤感。我和姐姐没有说什么，也各自散去了。
　　 父亲仍旧不死心，依旧不停地到处打听关系，后来无意间终于找到一条比较靠谱的关系。但是人家有言在先，只能确保单位接收，父亲认为只要单位接收了，事情也就基本成功了。他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常常往人家跑，每次都要带上上百元的东西去，但还好的是每一次事情都有新的进展，最后，事情终于落实了。当父亲兴冲冲跑去教育局办手续的时候，教育局说99届毕业的这批学生一个也不放，上面有专门的政策要求，要统一考试分配。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的接收函如同一张废纸。此时，父亲已是心力憔悴，他绞尽脑汁，但已无计可施。幸运的是化肥厂征用了我家土地，家里有一个进厂当工人的名额，于是姐姐进厂当了一名工人，这虽然是最坏的结果，但在父母看来总比当农民天天种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