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上初中。父亲从北京寄来一封信，让我领着妹妹到北京去度暑假。放下信，我这个乐呀，梦里笑醒了好几回。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父亲战友牛叔叔的一对儿女，晓霞、晓刚姐弟。
　　 自从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就心心念念地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去到北京，那可是祖国的首都，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要去看看北京天安门，要去爬爬万里长城，有机会的话，还要进故宫去瞧瞧皇帝住的金銮殿。
　　 自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就在山沟沟里转，还没有去过真正的大城市，北京在我的心里，那是天堂一样的地方。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是吹着口琴，一路奔到北京的。那时的北京，没有现在那么多车，那么多人，也没有雾霾。初夏，天是醉人的温暖，媚人的光景使人流连。湛蓝的天，洁白的云，风很柔和，空气非常清新，天安门广场上，似乎到处都弥漫着醉人的气息。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日由仪仗队升国旗。伴随万朵锦霞升起的是广场上高音大喇叭唱出的男高音：“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歌声激荡而抒情。
　　 我们四个来自山城的土包子，在天安门前合了影。每个人都咧着嘴笑，笑得傻傻的。等进了故宫，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目的亭台楼阁，满眼的金碧辉煌，两只眼睛来不及看，恨不得满头满脸都长满眼睛。四个人像是四只画眉鸟儿，吱吱喳喳地到处乱跳、乱蹦，嘴里说个不停，父亲和牛叔叔笑着说，这些孩子疯了。
　　 从北海公园回到住地，我们几个意犹未尽，借着疯劲玩起了乡下人土咔咔的“地雷——爆炸”游戏。我和晓刚两个小子，扮演地雷，喊一声“地雷”站着不动，喊一声“爆炸”拔腿就跑，让两个女孩来追。如果追上了，我们就对换角色。我们在晚霞的余晖里，玩的非常投入，一边跑，一边笑。引来好多当地的孩子看热闹。
　　 正当我们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疯牛一般滚来一个圆滚滚的胖女人，她个头不高，四肢短小，脑袋滚圆，肚子圆滚，那个身材，像是一个小球垛在一个大球上。她一路狂奔，一路狂喊：小兔崽子，竟敢骂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她像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捏。一下子老鹰抓小鸡般逮住了妹妹，妹妹哪见过这个架势，一下惊得哭了起来。我们三个大孩子，那可是山乡里的野孩子，不懂城里人的礼数。发一声喊，一起冲过去，用脑袋将这个肉球，顶了个四脚朝天。晓霞带着妹妹跑了，我和晓刚还不解气，每人向肉球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两脚。然后，追着晓霞姐姐跑远了。
　　 肉球大概从来没有受过这等窝囊气，竟然被四个小孩子给耍了一顿。她从地上弹起来，跳着脚儿骂大街，把能够想到的都骂了出来。事后，人家告诉我们说，她的绰号就叫“地雷”。我们四个小孩子，稀里糊涂地将地雷给弄“爆炸了”。
　　 我们四个人因为闯了祸，回到宿舍，谁也不吭气儿，假装什么都不曾发生。不过正如老话说的那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刚吃过晚饭，“地雷”拎着一网兜苹果来了。令我们想不到的是，笑吟吟走来的“地雷”，早没了母夜叉的恶相，她穿一件蓝色“布拉吉”连衣裙，油头粉面的圆脸，带着些许妩媚，带着三分慈悲。一进门就自来熟地说，哎呦，好俊俏的小哥哥，好水灵的小大姐，刚才，我吓到你们没有啊？她先自降低了辈分，然后对父亲和牛叔叔说：队长、政委，我今天是来赔罪的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了一家人。回到家我这个悔呀，我这个悔。我那个疯呀，就不是个人。两个小哥哥，真是好身手啊，活该我得受这份教训。
　　 没谁招呼，她一屁股坐下来，就开始“嘚吧嘚吧”地说，令谁也插不上嘴。父亲和牛叔叔听闻我们在外闯了祸。在“地雷”换气的功夫，批评了我们几句，并代我们向她道歉。这下不知抻了“地雷”哪根筋，她从椅子上一滚，“噗通”跪倒在地上，很快就挤出了眼泪。她一边哭，一边喊：队长呀，政委呀，全是我的错，千万别归罪小哥哥、小姐姐。我见状，差点没“扑哧”一声笑出来。刚才她还眉飞色舞的，咋突然间就哭爹喊娘了呢。这功夫比演员还来得熟练。
　　 父亲和牛叔叔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建国后，也都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雨，他们不动声色地看她表演。在又“嘚吧”了一阵后，“地雷”终于进入了角色：队长、政委，您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个疯婆子吧。我家那口子，已经给关进“学习班”了，要是我再进去了，这家人就没法活了。“地雷”说到这儿，开始在地上打滚。
　　 等“地雷”喊累了，哭乏了，闹不动了。牛叔叔削了只苹果给她吃，并将网兜里剩下的苹果还给她，笑着说：你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是孩子们淘气，我们怎么会为难你？你丈夫有没有事，我们新来乍到的也不是很清楚，若是没啥事，是可以放他回去的。“地雷”听牛叔叔如此说，不哭也不闹了。忽地从地上爬起来，满脸堆了笑。朝父亲和牛叔叔分别鞠个躬，欢天喜地地去了。
　　 第二天，满世界都听到“地雷”说，他爱人要放出来了，牛政委还赏了个苹果给她吃。其实，那个苹果是她自己带去的。
　　 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和牛叔叔那时都是军代表，在当年的那场运动里，有着很大的权力。正是权力之下，“地雷”才演出了那么一场悲喜剧。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见识了“京油子”。
　　
　　 二
　　 如果说，“地雷”就代表了“京油子”，那可真就埋汰了北京人。“京油子”一个“油”字，从字面上看，有油滑、浮滑的意思。很多人由此将“京油子”理解成“油嘴滑舌”“油腔滑调”“油头粉面”“油光闪亮”，那也就太肤浅了。北京人，确有“油头粉面”的一类。早年，你走进北京的小胡同里，垃圾就丢在街上，用过的水就往家门外一泼，弄得胡同里乌烟瘴气，蚊蝇乱飞。但走出门的北京人，不论男女，一定是头上梳了头油，脸上擦了脂粉或是雪花膏之类。人物穿戴的齐齐整整，蚊蝇落在头上，一准儿的会自己滑下来。
　　 八十年代初，我随母亲回到江南。后来单位班子分工，我一度负责起京津唐地区的产品营销。单位在北京建国门外的赛特大厦建了办事处，与北京人的交往逐渐多起来，时常听北京人操着京片子侃大山，也就对“京油子”有了新的了解。
　　 江南地方，也将能说会道却不靠谱的人叫做“油子”、或说是“老油条”，通常指的是那些嘴皮子抹油，吊不郎当，八面玲珑，玩世不恭的“阿混”。这些人说话不过脑子，出口成章，却浅薄得很，给人一听，就是胡扯乱吹。跟“京油子”一比，高低立判，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
　　 “京油子”久居天子脚下，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他们的见识与层次自然比江南不懂政治的“阿混”高得多。他们重身份、讲背景，懂大局。就算是开出租车的司机，卖大碗茶的大妈，也会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微言大义的气势，一边喷着唾沫星子，一边指手画脚地为外地人点评朝野大事，讲解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铺排政治、经济、文化明星的绯闻野史。初到北京，我不得不感慨：毕竟是天子脚下啊，北京人个个都是政治家。在北京呆了些日子后，我回去述职，报告我的上司说，“京油子”真是名不虚传，随便你在酒店吧台找个女服务员，或者在大马路上碰到个站街的老大爷，那个政策水平和演讲能力，都堪比咱这个小地方的市委书记。
　　 老舍先生说到“京油子”，曾经揭示说，北京这个地方的普通市民，大多亦是大大小小的“官迷”。有人戏称为“肝昏迷”。外地人是“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就算你是一方诸侯，在北京人眼里也就算个屁。“京油子”世代居住在皇城根下，吃的是天子粮，沾的是皇家气。有个当地朋友对我说，他家从“山顶洞人”那会儿，就住在北京这地儿。他祖爷爷见过皇上骑马，他祖奶奶见过公主出嫁，他曾祖父为当朝的进士抬过轿子，他爷爷为北洋大臣当过差。那份自得溢于言表。
　　 正是因为有这份本钱，这种自豪，“京油子”看不起外地人，但跟上海人自认自己是城里人，外地人一律是乡下人，且野蛮难教化的冷漠不同。北京人都是热心肠，他们在鄙视外地人闭塞无知的同时，又生出许多的同情心，他们要教导外地人，要开化外地人，要教导外地人跟自己一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份责任，因此，一旦遇上进京的外地人，往往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滔滔不绝。操起京片子，就像黄河决了口。这样也就渐渐形成了一旦开口，就一泻千里的“京油子”。
　　 其实，“京油子”们的祖上，不仅与“山顶洞人”无涉，也很多说不上是什么土著。北京就是个标准的移民城市。就连元明清三代的皇帝，也都是远离北京的江南安徽人，草原上的蒙古人和更远处的关外东北人。我想“京油子”不会是近代的产物，早在元明清时代，这七百多年里，北京作为京城，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来此做官，来自山南海北的商人到此经商，还有各等混混、闲人来此混饭吃，自然就有了交流、摩擦、碰撞、竞争，面对现实，人们不得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在嘴皮上多投入，久而久之，形成了仿佛抻不直舌头的京片子，造就了说话婉转又模棱两可的“京油子”。
　　 著名学者萧乾先生久居京城，对“京油子”颇有研究。他说，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京油子”的，“京油子”的语言，有很多是高雅又通人情的。比方问人的年龄。我们江南地方，往往直呛呛地问：侬几岁了。北京人就不这样。中学生，他会问：十几啦？中年人，他会问：贵庚啊？老年人，他会问：您高寿？让人听得温暖舒心。当然，“京油子”骂人也够损的，曹禺先生的名剧《日出》中，写妓女翠喜骂人：你明儿要不来，你养出个孩子可没屁眼儿。萧乾先生不由得感叹：咒得多狠啊。
　　
　　 三
　　 来去北京多年，我结识了一个自称是满族皇室远亲的哥们，他说祖上是富察氏。说起人们戏称北京人为“京油子”，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总结一下，就一个“大”字：动嘴说大话，走路迈大步，穿衣要大码，吃饭挑大碗，买单付大帐，吹牛侃大山。前边几条我没有异议，后边两条，我多少有点意见。前年，我去北京开会，见了个文友叫霍点兵，是不是霍元甲的后代，我没问，他也没说。他这个人的确是爱说大话，那天走过来的时候，穿一件风衣大氅，步大而快，他说，他吃饭能吃满噗噗的三大碗，如果对面是个美女的话，还能再多撑一碗。我为啥对后边两条有意见呢？那是因为，我在北京期间，无论去投标谈生意，或者会后朋友聚餐，基本都是我去汇钞，“京油子”们，嘴上喊得响亮：我来，我来，却没有一个挪屁股的。还有吹牛就吹牛吧，却要称作侃大山。我就有点弄不明白了，难不成北京周边没有大山，全是给“京油子”们给侃矮了的？
　　 其实，“富察氏”还有一个“大”漏说了。“京油子”也不是只会吹牛，他们也有男人的豪气，学着山东大汉，嚷嚷着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那个肉是十多个人围着个火锅涮羊肉片，或者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撸串儿。说到大碗喝酒就更寒碜，喝的是地产的燕京啤酒，顶多不过是牛栏山或者五星二锅头。那些个酒，被山东大汉讥笑为能淡出个鸟的清汤寡水，虽然说在山东，那都是娘们喝的，但咋说它也是个酒呀。
　　 “富察氏”还告诉我，“京油子”还有一特点：走出去是个爷们，倒下去是条汉子，一张嘴就是侃爷，一闭嘴就是哥们。我觉得北京人还是闭着嘴时帅气，个头高挑，皮肤白皙，无论男女，都神闲气定，端庄儒雅。可就是一张嘴，原本文文静静的小姑娘，一下嗓门大得惊人，一双睥睨天下的斜眼，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能让人把隔夜饭呕出来。
　　 “京油子”能侃，一方面是他们见多识广，另一方面得益于“京片子”¬——京韵京腔。北京方言那个儿化的腔调，特别适合侃大山，特别能让“京油子”们巧舌如簧。比方说很顺利，北京说成“倍顺儿”，非常好，说成“盖了帽儿了”，特得意说成“倍儿爽”。就算说时间，普通话的“今天”，北京人说成“今儿个儿”，“傍晚”，说成“晚么晌儿”。这北京方言，用江南的吴语，咋说咋别扭，可是用北京方言这么一说，还真让你觉得“倍舒坦”。凡是五、六十年代生人，无论南北，都喜欢侯宝林用“京片子”说的相声，其实是个北京的侃爷，都多少有些侯氏幽默，要不然，咋在北京城里混饭吃啊。
　　 这一点，我的文友霍点兵比我体会深多了。
　　 “京油子”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死要面子。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你会看到夫妻二人在一起走，多是女人挽了男人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而男人不是老虎就是武松，大步向前，神气活现。和朋友一起坐下来喝茶，女人也大多是，柔情地望着自己的男人，听他一会儿关公战秦琼，一会儿特朗普会见了丘吉尔的胡侃，温顺地像是只小猫，给足了男人面子。可是回到家，你看吧，为了一点小事儿，女人就会大发雌威，一声声“老娘”骂得山响。这个时候的男人，那是叫他向东不敢向西，叫他抓狗不敢撵鸡。北京男人这个时候，心里一直响着领袖的指示，“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不敢膨胀，还一个劲小心地赔不是。霍点兵同志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个时候要想让老婆熄火，就得赶紧地给她端盆洗脚水。不过，这是他的真心话，还是自我调侃的笑话，我也搞不清，因为这家伙是个标准侃爷，真假实在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