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个五月天，我刚过了15岁生日，读中学的班上新来个班主任。班主任姓侯，是个天津人。他中等身材，瘦瘦的，微微驼着背，戴两只瓶底盖那么厚的眼镜，脑袋上戴着顶奇怪的破毡帽，帽子摘了，现出一头乱毛，像是三十年不曾梳理。他那时差不多应该有五十岁了，一脸的褶子纵横在黝黑的面皮上，高挺的鼻梁下，微微向上翘的上嘴唇，搭配着薄的像是一条线的下嘴唇，显得有些滑稽。
　　 “天津人儿，真逗哏儿，头上顶个小尿盆。”侯老师刚刚站上讲台，不知道哪个坏小子学着天津方言，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侯老师冷冷地向下扫了一眼，在一片哄笑之中，自我介绍说：我姓侯，从今天起担任你们的班主任，教你们语文。我随便问一句，咱们班上有练杂技的吗？学生们一起答道：没有。侯老师将上嘴唇向上一翘说，那顶个尿盆干嘛呢？
　　 全班一起都乐了。
　　 侯老师等笑声止后，翘了翘上嘴唇，撇了撇下嘴唇，似笑非笑地说：就你那三句半，也想冒充天津人，你听我给你来个纯正的。侯老师说罢，拿了黑板擦，在讲台上敲出了节奏，来了段天津快板：
　　 一九五八年，我留学到苏联。
　　 领导发津贴，给了五块钱。
　　 我一块买大葱，一块买大蒜。
　　 还剩三块钱，我买了一个伴。
　　 是只老母鸡，光吃不下蛋。
　　 ……
　　 侯老师这段没说完，全班就乐翻了。
　　 侯老师，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动乱年代，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教。学生们动不动还给老师糊大字报。大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难得有这么一起开心的日子。
　　 侯老师看到学生们这么给他捧场，就又来了一段：
　　 到了天津卫，是嘛也没学会。
　　 学会开汽车，压死二百多。
　　 警察来抓我，吓得钻被窝。
　　 浑身那个冷呀，筛糠直哆嗦。
　　 要说那个怪呀，不好意思说。
　　 警察没逮我，逮走我老婆。
　　 ……
　　 不用说，班上再次乐翻了天。
　　 这节课结束，我们班上一贯调皮捣蛋的几个小男生，就成了侯老师的拥趸，拍着侯老师的肩膀，喊他“哥们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学关了门，升学无路，学校里盛行“读书无用论”，学生读书就是混天。课堂上打牌的，睡觉的，交头接耳的整天闹哄哄的，就没个读书的样儿。但自打来了侯老师，他那不拘一格，幽默风趣的教书风格，又吊起了学生们读书的胃口。
　　 那个时候，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学生上语文课，最怕读鲁迅的课文。“不怕任何人，就怕周树人。”鲁迅的文章不好懂。可侯老师将鲁迅的《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却讲得生动有趣，常常让我们捧腹，再加上他那个天津调调，讲课到动情处的摇头晃脑，让我们觉得读书，真是一种享受。
　　 到了夏天，学生们上课容易打瞌睡。每当这个当口，侯老师就来上一小段天津快板。大家一乐，瞌睡虫跑去了九天云外。
　　 听着这样开心的语文课，眨眼工夫就到了期末。这天早上，刚一上课，侯老师突然就发飙了，泪腺鼓鼓地含着一包老泪：班长在吗？我立刻举手，报告侯老师，我在。侯老师听了，马上就落了泪：班长，你是个好孩子，你给评个理，介你妈妈的孩子她不懂事，不喊侯老师，喊我老猴，老猴也算了，她又省了一个字，单喊我猴。这猴，还是人吗？我一听，就乐了。侯老师控诉的小女生，是我们班的团支书。也不知是为了啥，两个人弄得不对付。她就到革委会政工处告黑状，说侯老师不正经上课，在语文课上耍贫嘴，还涉嫌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政府，给社会主义祖国抹黑。这一套罪名下来，那还了得，教工会上做检讨，挨批判，那是铁定跑不了的。侯老师那个气啊，所以，一大早，就要拉了我去给他申冤。
　　 事后，学校教导处主任张老师将我找去了解情况。我极力为侯老师说好话，为他洗脱罪名。鉴于我那时还是学校的团委宣传委员，张老师选择了相信我。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张老师叹了口气：这个卫嘴子呀，什么都好，就是嘴贫。是个嘴上没把门的贫嘴子。
　　 之后，卫嘴子侯老师的处境，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几个月后，我当兵离开了山城。
　　 据说改革开放后，卫嘴子侯老师回到了他的母校天津南开大学，当上了响当当的大学教授。他原本就是南开大学的讲师，在特殊的年代，因为一张贫嘴，含着委屈下放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当了中学教师。
　　
　　 二
　　 卫嘴子出于何典我不知道，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查出个所以然，但卫嘴子的“卫”，显然与天津卫有关。金代在今天天津老城区的海河边上，设立了直沽寨，那就是一个小村子。元代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每年都要由江南通过水路从海上运来大批的粮食，自渤海湾进入直沽河，再经北运河驶抵大都。为了保障漕运的安全，特在直沽设立了“海津镇”，也不过一个海滨小镇。明朝永乐二年，设立天津卫，卫是明代驻军的场所，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所在地。或许天津人自古来能说会道，又善于吃，所以人称卫嘴子。
　　 天津的得名，据说源自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战争，当年他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击沧州，接着率军南下顺利地攻入了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宝座。后来，朱棣将首都由南京迁来北京，想起当年率军南下的三岔口，认为是块风水宝地，要在那里设立拱卫北京的卫所，提议群臣起个响亮的名字。有个大臣拍马屁说，三岔口乃是天子津渡之地，可称作天津。朱棣听了很满意，因此，就有了天津卫。
　　 很多人都说，卫嘴子之所以善于言说，是跟天津卫的地理环境有关。清代诗人华长卿有《沽上竹枝》曰：“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风味小江南。”清代，人们多以“七十二沽”来指代天津。沽，就是河边的聚落，或许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指河流的转弯处、码头、船家与水上旅客的住宿处。天津如今最大的一条河——海河，明清时代，叫做直沽河，“七十二沽”可见天津当年河流之多，水上交通之盛，称作“小江南”也不是虚夸。就算今天，人们说起天津，也还有“九河下梢”“五河汇流”“三岔河口”“河海要冲”的说法。天津人也都为自己“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而自豪。自称为“北方水城”，自赞为“绝似西湖好风景，二分烟水一分花”。
　　 交通发达、舟车交汇，人们就需要交流，交流就得说话，会说话，这也就练就了卫嘴子。有人说，农耕文明与渔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住在陆地上一个村庄的人，天天见面，时间久了，就懒得讲话，一般是点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最多也就是那句老祖宗传下来的问候语：你吃饭了吗？若是两条船上的人相遇了，那就要多说上几句。在海上漂泊了很久，忽然遇上了同类，那话可就多了去了。天津这个地方，自清末开埠以来，官商混居，华洋杂处，货物云集，市场繁华，各类人都要在这里交流、商谈、沟通、相处，由是，也就磨炼出了能说会道的卫嘴子。
　　 除了地理环境外，天津还是个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天津成了租界，直隶总督府也在这里。民国时胡朴安著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说：津门为京、保之门户，据有大沽天然之港，势为南北交通、中外贸易之要枢。近则更有铁路经营，贸易往来，益形方便。天津就在北京近旁，京师的高官巨卿，每想开心娱乐，天子脚下，多有不便，不能为所欲为，因而群趋津埠。清末民初的天津卫，高楼大厦，陈设华丽，远胜京师。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达官贵人的到来，造成了天津的畸形三业，即酒席馆、茶叶店、鞋店。天津产的各式中式拖鞋，西式靴鞋，称为海卫式鞋，一时著称于世，官民穿了摆阔。除此三业，天津还有三多，即戏园子多、落子馆多，妓院多。这三业、三多，加上要伺候的名人大官多，吃的都是开口饭，也就磨炼了卫嘴子。作为最早的租界地，天津人又是最早吃上了西洋进口白面，坐上了四轮子有轨电车、打过“特律封（电话）”、喝过自来水，以后又最早看见了铁甲船、在两条铁轨上跑的火车，这些新奇事儿，天津人你能让他憋在肚里不向外人炫耀吗？他怎么着也得把这些当个屁放了，不然能憋死他。
　　 所以，在那个历史时期，不管走到哪儿，只要看见一堆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胡吹乱侃，那个说话不着边际、摇头晃脑的，大概率是个天津的卫嘴子。卫嘴子与京油子，虽然都以吹牛侃大山著名，但京油子与卫嘴子有个最大的不同，京油子吹牛，基本上还有个准，因为北京人住在陆地的胡同里，吹牛撒谎了，你可以找他理论一番。天津人那时多在船上，吹完牛，船走了，话音随着风吹远了，你上哪儿找他核对去？因此，卫嘴子什么牛都敢吹，反正吹牛不上税。因此上，久而久之，世人就对卫嘴子留下了吹牛水分大、不靠谱的印象。
　　 卫嘴子吹牛与京油子相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京油子讲政治、讲大局，充满家国情怀。卫嘴子吹牛全是市井街巷、吃喝拉撒的事。有人说卫嘴子吹牛能把死人吹活了，对天津文化很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林希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说客，就没有一个是天津人。比如三国时，舌战群儒的诸葛亮，那是山东人；战国时主张合纵连横的两个要角，苏秦、张仪，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是山西人；就算后来到了明清时代，要和洋人办交涉，也没有看见一个天津人上了台面。清末，经常和洋人交涉的，是安徽人李鸿章。也就是说，虽然卫嘴子能说会道，一张嘴不饶人，但凡关乎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话题，天津人一概谈不来，他们能侃的不过家长里短而已。
　　 虽然天津是清末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卫嘴子又能吹善侃，但天津却没有出过什么著名的大商人。像中国晚近的徽商、晋商，都不曾在天津落地。但天津的小商小贩，小生意还是做的满活络的。天津人对小商贩的欺诈行为，还是很有办法的。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位老者，去买东西，被小贩缺了斤两。老汉走回来拉了小贩的手，小声说：兄弟，你这是干嘛呢？咱俩可都是干的一样营生，你有难处给我说呀，我不会不给你面子的。你瞅你现在生意这么好，不会让我大声嚷嚷吧？小贩听了，乖乖巧巧地就给老者换了货。
　　
　　 三
　　 天津人被称为卫嘴子，跟天津的独特方言也有着很大关系。在燕赵大地上，天津话怪腔怪调的，跟周边方言土语格格不入，仿佛是一个语言孤岛。民国时，有位叫冯文洵的诗人写过一首关于天津方言的诗：
　　 口若悬河意气扬，跟头随处要提放。
　　 一班交际真如戏，够板还须讲过场。
　　 诗中的“够板”“讲过场”“跟头”都是天津土话方言。天津方言有两个特色，一是它的儿化，比方说：一个人儿，真逗哏儿，倍儿有劲等。再就是吃字。有段相声说的是天津人说话，总是两个字向外蹦。哥问：谁呀？弟答：是我。哥又问：干嘛？弟又答：尿尿。习惯了两个字问答。天津人就会“吃字”。比如：劝业场，会说成“劝场”，将“业”吃了。说派出所，会说成“派所”，将“出”吃了。
　　 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一般应该是很好懂的，但有许多当地土语，你要是初来乍到，还真是听不明白。比方：白豁，是说吹牛、侃大山；拔闯，是说：打抱不平；霸呲，是说：乱走；椽儿亮，是说：周到，会做人；吃挂落，是说：受连累。更有意思的是，天津人将跑堂的叫做“大茶壶”。天津人说话简练，大嗓门，齿音重。戏剧性有余，韵律不足。原本有些很严肃的场合，一句天津话，就把人给逗乐了。所以，天津出相声演员，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就是天津人。
　　 天津方言的源头，有多种说法，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来自安徽的蚌埠一带。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安徽人，当年他封第四子朱棣到河北辽宁一带当燕王，从安徽宿州带去了大量士兵到天津去屯垦戍边，后来，到了清代，李鸿章到河北上任直隶总督，又带领大量徽军驻屯天津，这些安徽士兵以后娶当地土著姑娘成家立业，将安徽话与当地话融合，形成了如今被河北人称为怪腔怪调的天津话。天津人，将戒指说成“嘎子”，将猪八戒说成“猪八盖”，把事情，说成“四情”。普通话说，一个面团“一揉揉短了，一抻抻长了，”到了天津人嘴里，成了“一优优短了，一参参长了。”
　　 我当兵时，那年冬天在内蒙边境上夜训，有个天津来的付姓新兵，夜里轮到他站岗，他赖在床上磨磨唧唧地不肯起来。排长问咋回事，他说，我的老阮猫不见了。排长听了当时就不高兴了，老猫不见了，跟你站岗有什么关系？再说咱哨所里也没养猫啊？这时，睡在下铺的北京老兵小赵乐翻了。笑着说：报告排长，他说的是，他的老卵摸不着了。排长一听也乐了，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对着屁股踹了一脚。大吼一声：再摸摸，有没有？付新兵一脸认真地说，有了，有了，给你一踹，从肚子里掉下来了。排长听了这个气呀：你这种怂蛋，咋也来当兵戍边？
　　 要说卫嘴子就是付新兵这样的怂蛋，那可是糟践了卫嘴子的强悍。比起京油子遇到厉害人立马认怂不同，卫嘴子倒有些英雄气概。民国时期有本《西北东南风》的书上说：十个京油子，顶不上一个卫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