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乡村还没有拉电，没有电视，但已有收音机，能收几个频道。村上的干部、学校的老师还订有报纸杂志。听收音机，看报，也是那时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在报纸上，登有寻人启事：××，女，32岁，身高1.60米，圆脸，口吃，神经不正常。在××走失。有发现者，请与×××联系。人们看过，议论纷纷，一个疯子，找不到了。
　　 一村民说：“这报纸也是没事干了，疯子找不到了，赶快去找啊。疯子又不识字，也没钱买报纸，登到报上干啥。”
　　 又一村民说：“你说的不对。疯子不识字，也没钱买报纸，对着呢。但报纸不是让疯子看的，他是说谁发现了疯子，跟他家人联系。”
　　 又有一人说：“这样找人，恐怕有点悬。我们看了报纸，没见人。看了也白看。假如有人见了疯子，没看报纸，不知道跟谁联系，也就不管那事，也是白搭。”
　　 另一人说：“是有点悬。也不排除看了报，又见了人的。偏偏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那人家这样做不就对了。”
　　 听着人们的议论，特别是最后那个人说的，觉得这种办法还有一点眉目。我回家把登寻人启事的是给父亲说了，看能不能也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奶奶的八十岁生日快到了，家里准备给奶奶过八十大寿。奶奶表示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就行，不要操办。父亲听了我说的寻人启事后，和家里其他人商议，认为可以作，把这作为给奶奶过八十大寿的礼物。
　　 由于以前所看的县报只在本县发行，地域很小。我们经商议后，决定在省报登，影响范围广。我是最初的倡议者，也就自然的成了这个任务的实施者。但我那时才十三岁，还没出过远门。父亲对这些情况也不知道。最后，我们联系了当时的公社的文化站的同志，他正好也有事要到省里。我们就一路同行，找到《陕西日报》报社，准备登寻人启事。来时，父亲姊妹六个已商量好，每个孩子给母亲登一天，总共六天，估计一次费用要一百块。父亲姊妹六个各拿一百块，我们这些成家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凑了几百块，就作为路费了。
　　 我们到了报社，说明情况，想登寻人启事。负责接待的人是一小伙，听了我们的事后，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开始建议给做一个专题版面，但是费用太高，我们承担不起，最后还是做寻人启示，按小块广告对待，一次一百元。启示的内容是报社的人和我们几个商定的。内容如下：
　　 寻人启事
　　 徐有义，1925年3月12日生，男。1929年灾荒时与母亲张秀英分开，之后杳无音信。母亲张秀英嫁给商县磨岔沟村刘根苗，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儿子。母亲现年80岁，希望有生之年母子相见。希望知情者相互转告，有消息和刘长磨联系。有酬谢。
　　 报纸登出来了。奶奶生日这天，报纸送到我们家。县报的记者还来采访，写了一篇通讯发了。他写的是《旧社会母子被迫分离，新社会寻亲路漫长》，这篇稿子很是煽情，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帮母子团圆，谱写人间温情。这篇稿件被评为当年的优秀稿件，作者受到表扬。日报的领导当时预见很准，想做专题，他已经料到这个题材的新闻价值，但却舍不得版面，又舍不得那几百块钱，错过了一次机会。
　　 报纸登了，还是没有消息。
　　 人还活着吗？看来活着的可能性不大了。如果活着，也该来找了。但没有任何消息。其实，大多数的人的认为人不在人世了。如果还活着，他会在哪里？在国外？当时中国已和许多国家通商通航建交，沟通渠道畅通，怎没会没有联系呢。例外的情况，就是人去了台湾，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台湾与大陆还没有通商通航通邮，来往几乎隔绝。而在那段时间，国民党撤退，带走了一部分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也有一部分人到了台湾。还有后来的抗美援朝，一部分俘虏也被送到台湾。如果我们的假设成立，那个孩子还活着，并且到了台湾。那么，奶奶能否与他相见？
　　 如果徐有义还活着，并且真的去了台湾，那么这么多年又发生了那些故事呢？
　　 十八
　　 时间进入1992年，我已高中毕业，并且还自费上了大学。我们家寻找人的步伐依然没变，每年都要下麦场，去徐家庄。自从那次登报后，我们对这件事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我们连那个人是死是活都不肯定，寻到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如果人已死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徒劳的；人还活着，我们也只能被动的寻找。我们不相信人间奇迹，我们更愿相信“绳从细处断”。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特别是这么多年，一系列事件在不断的发生，有几人可以幸免。奶奶凭感觉相信孩子一定活着，但这个信念实在经不起论证。
　　 有一天，邮递员来到我们家，说有一封信，必须亲自交给我们家，信封上写着“刘根苗（先生）启”，收信地址为：中国陕西?商州?磨岔沟。寄信地址为：中国台北。邮递员来时，说“这封信的收信地址不详，且地址不对，所以领导特别重视，要求我必需核对。并且要我亲自交到收信人的手里。大陆和台湾通邮后，许多寻亲邮件都这样。根据我们的判断，这封信可能是解放前就离开这个地方的，写的地址应该是走时的叫法。”我们家被这个消息震惊了，特别是奶奶，似乎见到了儿子。
　　 邮递员问：“那位是刘根苗？你们家有什么人去了台湾？在台湾有什么亲戚？”
　　 父亲说：“刘根苗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们家没人去台湾，在台湾没有亲戚。”
　　 邮递员说：“这封信很重要，我必须要弄清情况，并做好记录。”
　　 “现在人对上了，磨岔沟也对上了。但是情况不对，你们家没有台湾亲戚。”邮递员接着说，“你再想想，还有那些情况。”
　　 奶奶说：“我们家有台湾亲戚，我儿子去了台湾。”奶奶继续说：“我和儿子已经分开五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找。”奶奶说了儿子的故事。
　　 邮递员听后，确认这封信就是给我们家的，将信交给了奶奶。奶奶手颤抖着接过信，浑浊老泪挂满两腮。“快，快打开信”，奶奶把信交到父亲手里。父亲小心翼翼的打开信封，看了一遍。信不长，内容如下：
　　 尊敬的刘根苗先生：
　　 我叫徐有义，很冒昧的打扰你。我母亲叫张秀英，民国十八年逃荒随你而去。不知后来情况咋样？写这封信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在人世，很是冒昧。不管怎样，你们在接到这封信时，恳请刘先生或者子女后人回信，告诉我实际情况。如果我妈还健在，我想办法回来相见；如果不在了，我也要回来给我妈上坟。五十多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们。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就过世了，如果你们后来生儿育女，那我就有弟妹了，我就不是孤儿了。
　　 恳请一定回信，拜托了。
　　 徐有义拜上
　　 1992年5月8日
　　 奶奶听完信，又让父亲把信给她，自己又看了一遍，放声哭了起来。“儿子，你终于来找妈了。儿子…儿子…，还活着。”我们尽力劝奶奶，让奶奶不要哭，说：“奶奶，这是高兴的事，不要哭了。奶奶应该笑。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消息了。”
　　 奶奶擦了擦眼泪，说：“奶奶是高兴才哭的。”我才知道，有的人高兴时可以哭，悲伤时却在笑。
　　 十九
　　 接到信后，我们全家都很高兴。终于来信了，奶奶的儿子还在人世，奶奶的坚信没错，我们这么多年的坚持没有白费。根据信的情况，奶奶让父亲回信。回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徐有义先生：
　　 你好！我是刘根苗的大儿子刘长磨，父亲刘根苗已去世，母亲张秀英健在。我们姊妹六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收到来信，得知你的近况，我们都很高兴。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你，和你相见。母亲年事已高，我们希望在母亲有生之年你们母子相见，不要留下遗憾！下边是母亲给你说话：
　　 儿子，六十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苍天有眼，在我八十五岁时终于盼来了你的消息。不要怨娘，娘只想见到你，就死而无憾了。
　　 接到回信，请想办法回来一趟，让娘见你一面。我们现在地地址：陕西省商州市磨岔沟村六组。
　　 刘长磨及弟妹敬上
　　 1992年6月6日
　　 当时，尽管两岸的政策相对和缓，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检查。邮寄这样的信，在陕西必须从西安投递。信的内容经审查后，才装信封口交邮。并且邮寄人还要登记，并留下家庭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回信后，我们就盼望奶奶母子相见。
　　 接到来信后，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了。奶奶的坚持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们也不用再去找了。原来的种种设想也不需要在作解释。这么多年没有消息，不是孩子不找，而是两岸的政治使然。我们是被动的找，不知道人在台湾，对这些政治的感触不深，身在台湾的游子，许多人的感触是深刻的。当我们家有了台湾亲戚时，我们开始收集关于台胞寻亲探亲的情况。
　　 二十
　　 解放后，蒋介石逃到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我们经常听到“解放台湾”的口号，也见到相关的宣传。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开始时，台湾方面准备反攻大陆，后来大陆准备解放台湾，双方磨擦不断，在金门岛进行长时间的炮轰。蒋介石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大陆和台湾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台湾坚持“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一九七九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代替了“解放台湾”，后不再炮轰。台湾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官方没有直接接触。大陆方面，自从确立“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后，已研究通过台胞探亲的相关规定。一九八六年，一架台湾飞往香港的飞机，改道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机长要求在大陆定居，其他人要回台湾。这次事件打破了台湾方面不接触的原则，由两家航空公司出面解决，签署两航会谈纪要。由于两岸长时间的僵持，许多去台人员想念大陆的父母亲人等，纷纷要求探亲，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甚至公然对抗。回归探亲已经是岛内民众的头等大事，亲情的召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台湾当局对这一问题进行调研，研究对策。压制，只可能使问题更复杂，事态更严重。通过一系列的商议，台湾当局终于妥协，迫于压力，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台湾通过“关于赴大陆探亲问题研究结论报告”，规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的亲属者，经登记后可以赴大陆探亲”。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台湾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个叫周纯娟的女士拿到第一号《台湾同胞回乡探亲证》。此时，距离一九四九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了。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老兵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这之后，寻亲探亲才走入正常化轨道。
　　 人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父母尚在，相见奉茶；父母过世，祭坟上香。这样的事，对平常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对大陆和台湾来说，这个过程走了四十多年。据后来的一些回乡探亲的人说，政策允许了，还要履行一些审查手续，登记后能否探亲，还要审批。“经登记后可以赴大陆探亲”，用的是“可以”。而“可以”在中文中，可推出“可以”、“不可以”两种情况，视情况而定。学习法律的人，对“可以”的理解是有深刻体会的。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台湾方面成立了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大陆方面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之后双方的好多事务，都是通过两会来协调解决。台湾有一位叫张至璋的作家，写了一部《镜中爹》的作品，反响很大。作者四九年与家人分离去台湾，回大陆探亲时，父亲已离世十二年了。象作者的情况，他知道大陆有爹，也是成人后离开的，大陆这边亲人也知道他去了台湾，回乡探亲经历了四十多年。而象徐有义的情况，他知道有一个母亲，在他五岁时就跟一个叫刘根苗的人走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六十多年时间，这一切都是迷。他首先要寻亲，再根据寻找的情况决定是否探亲。而他本身就是一个谜，他是怎样到了台湾的？又有着怎样的经历？我们认为，他的寻亲路，比别人更艰难，更曲折。
　　 二十一
　　 世上许多的事，都是人为的在制造这人间悲剧。为了利益，为了信仰，为了集团的政治目的，不惜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甚至扭曲人性、人格，这样的情况历朝历代都在上演。
　　 小时候听人讲故事，说到李自成和河南人结怨，后来起义，三出三进河南，杀人无数。故事说，李自成讨饭到河南，饿得不行，有人吃西瓜，把瓜皮扔掉。李自成拣瓜皮吃，扔的人有人看见了，在瓜皮上又踩了几脚，不让其吃。李自成很生气，你吃西瓜，扔的瓜皮都不让人吃，真是可恨。李自成想，有朝一日发达了，定杀不饶。李自成就这样恨上了河南人，起义后杀得最多的就是河南人。后来查看历史及小说，得知李自成起义并没有这个原因，而是李自成杀人后逃亡，投奔了高迎祥。我倒愿意相信，李自成就是因吃瓜皮一怒而起义的。你想，有钱人吃西瓜，扔的瓜皮都不让人吃，多可恨。人性可恶已到极点，真是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