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把他的地址给我。”
　　 “这里有他的名片，你拿上，遇到困难再打电话。”
　　 办个事多难呀，可车已经拽到半坡，不想上也得上。去，不能空手，该拿什么呀。这事得和刘岚商量，他用电话把刘岚叫来。
　　 刘岚进门时兴冲冲的，以为事情办好了。一看见袁方愁苦的面容，心一下子又凉了。
　　 “有消息吗？”袁方丧气地问。
　　 “没有。”刘岚丧气地回答。
　　 “要不，你去省城再见见我那朋友的弟弟。”
　　 “这……”刘岚不想去。
　　 “我看你还是去一下，已经到这一步了，就豁出。”
　　 “你让我再想想。”刘岚实在不想去，但又觉得不去对不起袁方。为了她的事情，袁方操了多大的心，她实在感到难以报答，为了不辜负她老师的心意，那就去一趟吧。
　　 “那……那我就去吧。袁老师，我实在对不起你……”刘岚眼眶里闪着泪花，她要说:“要是单为我，我就不去。”这话存在她的心里没有出口。
　　 “去，拿啥呢？”袁方问刘岚。
　　 “你说该拿啥好？”
　　 袁方在想，刘岚也在想：“人家是当大官的，拿几千元，人家看不上，多了咱没有。要不拿钱，再该拿啥呢……”
　　 “我这里有一幅字画，你去带上。”袁方犹豫了一会儿说:“你就说：‘这是我舅送给你的，不成敬意。’”袁方从他的书架下边拿出一幅卷着的条幅，一尺多长，用道林纸包着。
　　 刘岚接在手里，轻得像一根羽毛。她想，这可能是她老师自己写的。
　　 “记着，见了人，你一定说我是你舅。千万不敢说是‘我袁老师’，懂吗？”
　　 “知道。地址有吗？”
　　 “这是他的名片，你带上，遇到难处打我的电话。”
　　
　　 8
　　 刘岚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也去过几个大城市，可直到现在，她还从未去过自己本省的省会。这次去，不是为旅游，也不是出差。出外旅游的心情是愉快的，出差的心情也是轻松的，而她坐在车上，心里特别沉重，沉重得有点拿不动。的确，比乞丐第一次拿着乞食袋出门讨饭还难受。车轮在不停地转动，省城越来越近，可她心里说：“远点，再远点，最好是掉头返回……”
　　 班车开进省城，在宽阔的街面上流动，车外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和拥挤的高楼大厦，广告牌上的美女正在得意地笑着。这一切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却对她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可怜，非常卑贱，成了没娘的流浪儿，心情更加沮丧。唉，要是袁老师和我一同来该多好啊！她动身前也这样想过，但她不好意思提出来，就这，袁老师也够辛苦了。
　　 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旅客都下了车，她也下了车。旅客各奔东西，她却不知该往哪里走。这时，她从包里拿出袁老师给她的明信片，一看，上面有姓名、职务、和电话号码，其余皆无。她想，打电话人家绝对不会来接她，但是可以问问他的街道住处。电话拨通了，嘟——嘟——响了两下，又关掉了。她再拨，手机里传来服务台的告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对不起……”她丧气地关掉手机。想来想去，只得给袁老师打电话，袁老师只得给杨善打电话，然后再给刘岚打电话。现代信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方便，刘岚接到的信息是东风路中段林业厅家属院。东风路怎么走，这又是个问题。她在站牌的各路车所经站名上找东风路，一概没有，找到最后，35路车的站名上有“林业厅站”。好了，坐35路车先去林业厅，然后再找家属院。
　　 林业厅家属院找到了，可是哪栋楼哪个单元第几层第几套又不知道，只好再给袁老师打电话，袁老师再给杨善打电话，然后再回过来。电话转了几个来回，总算找到了，却又进不了门。等啊等，一直等到晚上下班。时间是公平的，但时间又太不公平了。对一个等着办事的人来说，这五、六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只有她本人能体会得来。等啊等啊，她楼上楼下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太阳落下去了，城市暗了，灯光亮了，她站在门口，来一个男人，她以为是，但却不是。直到有一个高个子、瘦脸的中年人走到门口，拿钥匙开门的时候，她赶紧叫了一声“杨厅长”（其实他不是厅长，而是处长），人家没有理她，进了门，她也赶紧挤进去。一开灯，她吓得不敢睁眼。
　　 “你干什么来？”处长问。
　　 “我就是刘岚，你外甥结婚时我们见过面。”
　　 处长似乎想起来了，又问：“你来干什么？”
　　 “就是关于我工作的事。”
　　 “我还没见人呢！”处长冷冷地说。
　　 “我顺便来问一下。这是我舅舅给你捎的一幅字画。”她把卷着的道林纸拿出来，放在玉石茶几上。
　　 “什么字画？”他拿起来，揭封，“你坐吧。”但她没有坐。
　　 封纸一揭掉，他把字画放在茶几上展开，这时，刘岚清清楚楚地看见处长的表情立刻变了，两眼射出惊喜的目光。她也把目光移向字画，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七个字：“得民心者得天下”，落款是“于右任”。
　　 处长把字画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揭开的纸重新包好，放在写字台上。转过身来，对刘岚亲切地说：“坐呀，你怎么不坐？”
　　 刘岚在茶几边坐下，接着就有一杯热喷喷的咖啡递在她手里。她接住，放在茶几上，从包里拿出大学毕业证。处长一看说：“没问题。林业局机关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大学生，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这时，处长夫人下班回家了。一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大吃一惊，脸对着丈夫，似乎要他做出解释。丈夫心平气和地说：“她是家乡来的，为了安排工作。”
　　 “怎么晚上来啊？！”
　　 刘岚说：“我中午就来了，等了五个多小时，你们都不在家。”
　　 “晚饭怎么吃？”妻子瞪着眼问丈夫。
　　 丈夫想了想说：“要不，到外边去吃吧。”。
　　 妻子不吭声。
　　 刘岚站起来说：“晚饭我已经吃过了。叔叔，阿姨，那我就走了。”
　　 “哎呀，这……”
　　 当刘岚出门时，处长追到门口，看着刘岚下了楼，转过身。他也转身进去了。
　　
　　 9
　　 “于右任是谁？”刘岚问袁方。
　　 “你不知道于右任？”
　　 “我真的不知道。”
　　 “于右任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一个要员，也是一个大书法家，大陆解放时去了台湾。我爷解放前当督学的时候，于右任来我省检查教育工作，见面时，我爷向他求字，他写了那个条幅。”
　　 “啊，原来是这样！那是你们的传家宝啊！你怎么把那么贵重的东西轻易送给别人？”
　　 “你这话我不赞成，我认为那些都是身外之物，要说值钱就值钱，要说不值钱也就不值钱。我家还有一条横幅，是梁启超的手迹，梁启超你总知道吧。”
　　 “知道，那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
　　 “那张条幅要是放到现在，说不定比于右任的还值钱。可是，在1960年的饥荒年代里，那时，我才十岁，人饿得什么都吃，只要是认为能止住饥饿的东西。在搬家时，我把那幅字白送人都不要，那时最宝贵的就是食物，其他一切都等于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五谷，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这话叫我有点不好理解。”刘岚表示谦虚的笑了笑。
　　 “你以后就会慢慢理解——再说，你说我把它轻易送人，这我也不赞成。我是轻易送人吗？”他把“轻易”二字说得很重。“刘岚，你给我第一次打电话时，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我认为，在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一个知音——你不要笑！”
　　 “我也是。”刘岚恳切地说。
　　 “这就是……我不说了，你和你的同学看的那部作品，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心血。那是第一部，我现在正写第二部，以后还有第三部。那是我构思了几十年的作品。要不是它，我就不会守到现在，说不定我在经商，或者下海，或者干其他别的事情。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我的作品打不出去，印数只有两千册，在很小的范围内由作者自己经销。而有些所谓的作品却在社会上走红，被人一捧再捧。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肯定我的作品，而且赞扬，我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我认为值得。那幅字在我这里也是放着，在他那里也放着，那是艺术品。它的价值是供人观赏，商品社会把一切都商品化了。过去字画是文人互相赠送，作为艺术交流，没想到要卖钱。过去卖书画那是没日子过了。”
　　 他们行走在县城滨河路上，夕阳的余晖映红了路边的栏杆，映照着褶皱起伏的群山，山的肌肤被照得一览无余。被污染的河水这时看上去也有些动情，细浪层层，波光粼粼。刘岚跟随着袁方的脚步，低着头，用心在听。
　　 “还有……”袁方顿了顿又说:“那幅字画的内容让现在的官员传着看一看也好，比压在我这里好得多。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失败，就是他们不得民心。并不是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是他们的气数够了。你不要以为一切都是人为，有些事情人无法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能做的要尽量做好。比如党风和廉政建设，如果不下大力气，后果将不堪设想。据说蒋介石在离开大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被共产党打败了，我是被国民党打败了。”
　　 “这话倒很有深意。”刘岚附和道。
　　 “再还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究竟是什么？民心就是民族精神。国家的实力不只表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民族道德、民族风尚等各方面。现在的更大问题是民族精神颓废了，这更危险，需要不遗余力地挽救。”
　　 袁方看了看天色。“扯得有些远了，返回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一同散步。
　　
　　 10
　　 半月以后，一个礼拜天的下午，袁方在新华书店门口遇见刘岚。袁方刚出书店，刘岚正要进书店，看见袁方，脚步停住了。
　　 “刘岚，你脸色很不好，最近有消息吗？”
　　 “没有。”
　　 “哦……”
　　 “你先回吧，我进去转一转。”刘岚侧身打了个手势。
　　 袁方回到住处，心里挺纳闷。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症结究竟在哪儿？
　　 他泡了一杯茶，坐在凳子上，翻开刚买的一本书的封面，正看前言，刘岚进来了。
　　 “你在书店太没停留？”
　　 “我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你怎么了？我看你心事重重。”
　　 “我爱人要和我离婚。”
　　 “你说什么？”袁方惊奇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是已经说了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点。”
　　 “他上周从浙江回来，情绪非常糟糕，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喝酒，半夜不归，闹得我也不能休息，我白天还要上班啊！我以为他是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不是给一家私人企业干嘛，是不是企业倒闭了，或者人家把他解雇了？我多方开导、劝说，可他听不进去，好像根本不是那回事。前两天我才知道，他是另有新欢，是故意惹得要我生气，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有一个女的，接连和他通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开始我也不注意，后来就产生怀疑，趁他喝醉的时候打开他的手机，一翻，连续是一个号码，我一拨通，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接话，立刻断线了。我再打，不接了。这时我才有了气，寻根问底，他把实话说了，并提出和我离婚。”
　　 “事情现在才开始，你要采取主动，设法挽救。你们结婚时间长了，有了孩子，也都进入中年，告诉他，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长远。要不你到他单位去一下，把情况了解清楚，能把那女人见一下更好，来个釜底抽薪。”
　　 “这都可以考虑，但我认为事情不会有好的结果。”
　　 “为什么？”
　　 “主导因素在他本人，他要是心变了，怎么折腾也不顶用。”
　　 “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我娘家还不知道，他父母亲倾向于他儿子，怪怨我，说我上学花了他儿子许多钱，书白念了，工作还是原样。”
　　 作为局外人，袁方不好再说什么，但他告诫刘岚，要想方设法保住婚姻，在这事情上人多是开始糊涂，后来清醒。清醒了，却已经晚了，刘岚答应了他的话。
　　 可过了一个多月，袁方又碰见刘岚，问：“事情怎么样了？”
　　 “离了。”刘岚轻松地说，仿佛是她要主动离婚似的。
　　 “你们究竟是怎么搞的？”袁方还有点不相信。
　　 “既然过不到一起，迟不如早，原本我和他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他们结婚本来就有些草率。是两家大人促成了他们的婚姻，那时她高中才毕业，还没有工作。他们互相并不了解，就稀里糊涂结合在一起了。不过初结婚关系还挺可以，后来却发展到这种地步。在大街上，袁方对这些事不好细问。
　　 “你现在……”
　　 “我住在我娘家。”
　　 “孩子呢？”
　　 “判给我了。”
　　 “你呀……你们……”袁方不知该怎么说。
　　
　　 11
　　 直到春节以后，刘岚才接到通知，叫她去林业局机关上班。她去报到，将她安排在机关办公室。办公室算她总共只有两个人，另一个男的接近退休，时来时不来，实际干工作的只有她一个人。
　　 机关领导经常到办公室来，布置各种任务。何副局长一来就坐在电脑跟前看她操作，一坐就是一半个小时，说着说那，不仅影响她的工作，而且使她很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