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的墓地在村西边，在去往最近大集的路边。一共四座坟茔，老爷爷老奶奶、大爷爷大奶奶、爷爷奶奶、大爷；大爷爷大奶奶和大爷的坟茔，大爷的儿子不让立，故而只立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的。石材厂的工人等在路边，五叔站在一侧，皱着眉看着墓碑上的字。
　　 二爷的两个儿子不顾初春的寒冷，斜躺在坟头上，看到我们的车停下了，就气势汹汹地迎上来，大声喊：谁也不能进。我姐问：为何？丰拎着一把铁锨，杵在地边，直说：我三叔不孝顺，自奶奶去世后，没有回来上过坟。我姐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了之后，问了详情，说是家庭纠纷，管不了。我姐说你们别走，等我们干完再说，我怕他们打人。然后让师傅在地头，向着坟茔的方向，把碑立在了路上。
　　 丰和仁一直说着我父亲不孝的话，似乎想激怒我们。石材厂的工人见状，不敢继续干活，我们接过铁锨挖坑，砌砖，和工人配合着，把石碑立好。我们对着墓碑磕头，并在心里说：不管这碑将来如何，在我们的心里，这碑已经立好了，完成了父亲的心愿，铭记住先人的名字和恩情。
　　 整个过程，二爷站在地的另一头，像一个光杆木棍一样，不动不移，不声不响的，但却给丰和仁撑足了腰。遥望着二爷的身影，怎么也闹不清，为什么别人家齐心协力，欢欢喜喜做的事情，到这个家，却如此的艰难。理由也不成理由，条件也讲不出条件。
　　 我姐开车绝尘而去，我回头看，地头路上的两座墓碑，是真刺眼，再看那在尺八高麦子地里，向着二爷而行的哥俩，和那个印象中可以掌控一个大镇的剪子和菜刀的二爷，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如此迷糊。直到村子看不到了，二姐才摊开双手，那九个明晃晃的水泡，真是我们说不出的寒心。
　　 据说，那墓碑当天下午就被推倒了，第二天再上地干活的人，只看到两个被填埋了暄软湿土的坑。据说，二爷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大爷家的院，和大娘还有大爷的儿子好一顿庆祝。还听说，邻村有了绝户的人家，入祖坟，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十万，二十万，坐在地头上要，不给不让进，人姑娘一合计，把老人抬走了。
　　 父亲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他知道的，就是墓碑立好了，家人们都很满意，不用惦记了。父亲察觉母亲神色不对，追问好久，母亲这才说出墓碑立到了路上的事，父亲则暗暗叮嘱我姐，和五叔商量一下，找人把墓碑选个合适的地方埋了吧，别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二爷得病的消息，是二姑告诉了我姐，二姑说，丰和仁轮流陪着，二娘也在那儿。听着好像是二爷别看生了病，但儿子孝顺，也算是一种安慰。大姐最后一次见二爷，是在叔伯二爷的葬礼上。丰背着不能行走的二爷，去村医那打针。丰背上的二爷，像一根直挺挺的木棍，一身看不出颜色的单薄衣服，裹住了他的脸庞。在灵棚下坐着的大姐，低下了头。
　　 不久传来二爷去世的消息，仁打来电话，母亲没有接。
　　 父亲临终时，撑着最后一份清醒说，不该告诉的人，别告诉，万一来了，你们也别争执，祖坟我不去了，留在这里，具体位置，你们做主。
　　 小姑去世时，大姐见到了丰，丰主动打招呼，倒水，大姐没多说什么。二姑看到被儿子薄待的小姑，生气地说起二爷住院的往昔。
　　 仁说让丰在院照顾，他去挣医药费。丰的媳妇说，我家里两个儿子，你来养吗？不行。二娘去到医院，也不知道哪儿说的不对，丰和仁一起在楼道里打二娘。挨了打的二娘，自己也回不去家，就趁着丰和仁不在时，数落二爷。二爷死了一般地躺在病床上，横竖不张嘴。
　　 出院回到家的二爷，落到了二娘的手里，想喝粥，说熬粥太麻烦，喝豆奶吧！想吃馒头，说买馒头还得花钱，喝豆奶吧。家里躺柜上，放着几袋村人送的豆奶，成了二爷唯一的营养品。
　　 二爷去世后，丰花200元买的骨灰盒，把丧事简办落到实处。二爷的坟茔和大爷平行而居，丰和仁都外出打工，剩下了丰的媳妇和二娘，耕种着十多亩的田地。不知道他们来来去去的，看到那些坟茔，会想什么，也或者，在他们的思想世界里，根本什么都不用想，就能过了一天又一天。
　　 伴随时间的推移，村子里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边竖起了很多大风车，村子向外延展的小路，也被扩展成宽宽的柏油路。官镇像被泡发的木耳，有着小城一般的繁华。大大小小的包子铺，很多挂着百年老店的招牌，不知，这年老或者年少的店主，是否还会记得，那个磨剪子戗菜刀的手艺人。
　　 剪子用磨，是因为剪刀刃口是陡峭的，磨的时候轻向前推，往后重拉，如此，省力又快捷；菜刀用戗，因为老式菜刀为手工打制，表面坑洼不平，刃口斜面不平，则需要用工具铲平削薄。二爷干了一辈子，也算知道凡事要适合才行，诸如剪子不能戗，菜刀不能磨，却到死都没有弄懂，谁的话是让他做对事，谁把他推入泥潭，任他苦苦挣扎了一辈子，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