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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害死了！”
　　 金明的神情有些欣悦和与己无关的幸灾乐祸。虽说不是亲戚朋友，但终归是同乡，是同一条老河边住过的人，曾经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反修二队的社员，何必将他的死作为一条喜讯似的大肆宣扬？金明敏锐地发现了在街面店铺的屋檐下走路的我，像只望到大海的海豚，迅疾地从街对面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又像一只矮趴罐突地蹲在我面前，说，“晓得啵？昨日夜里，祸害在新堤新农村，被摩托撞死了！狗日的祸害，半夜三更，在新堤混么事咧？被谁撞死的都不晓得。”金明一脸喜色，像捡到了金元宝，说话时双肩左右抖动，显然在炫耀绸缎似的T恤和名牌的长裤。
　　 他这身打扮的确叫人惊奇，一生贫穷邋遢丑陋的金明竟然一身闪亮？平时穿得乱垮垮的。金明住在镇福利院里，正在吃五保呢！穷得丁当响，每年都向我讨钱用，说刘老师，昨天祸害都跟我把了二十块钱，说完两眼滴溜溜望着我，看我有何反应。我说你骗鬼，祸害有钱给你用？你向我要钱就直说，何必多费脑筋转弯抹角？今天这身亮衣一定是富人捐献的。富人的衣服穿不完，看不上眼的丢了可惜，捐给福利院还是积德做好事。他金明穿了一身满世界得瑟。
　　 我不会为金明的穿着熬费心思，他委琐丑陋的身躯金装银装也穿不出英俊的模样。但金明提供的信息却叫我身心深深地触痛，有如针尖猛然的一击，虽说看不出鲜若桃花的血迹，那触痛却是沉闷而长久的。我是刚刚从县城乘车回家，在街上三岔路口下的车。祸害的死可能满大街都知道了，怪不得街上有人在议论“疯子、疯子”呢！而我还坐在鼓里不知情。我一时呆若木鸡，心神不宁，街面也似乎雪糕一样凝固了，还滋滋地冒着冷气，一直冷到我的心里去。
　　 祸害的学名叫张永长，祸害是他小名，就像金明的小名叫母狗一样。我们老家反修大队，如今改名叫白马庙村了。在白马庙村，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没得几个人的小名叫出来悦耳动听。都是猫呀狗呀猪呀羊呀的，怎么低贱卑微怎么叫，都说这样叫好这样叫长命百岁容易养活。我的小名就不好听，说出来都怕人笑话，叫大狗。在家乡时，二十多岁了，父亲母亲还在大狗大狗地叫，叫得我满身委屈和愤怒，后来当了老师，我在屋里汹涌地发了一通脾气，“大狗”的外衣才从身上彻底地脱了下来，消沉在历史的灰尘里。一直以来，乡党们都客气地叫我刘老师。而张永长和金明，回了家乡，还是大多人叫他们祸害和母狗。母狗因为矮小卑微和瘸着一只左膀，小孩儿还在母狗的前面加上了一个“瘸”，叫瘸母狗，或者因为他脑壳大叫他大脑壳母狗，或者因为他腿短且弯曲，结合他的瘸膀叫他瘸弯。金明也不生气，因为生气也白生气，打小娃儿都打不赢哪有生气的资格？也就顺其自然，管他叫什么，叫狗日的都行，只是偶尔朝人翻白眼，表示不满和愤慨。金明回白马庙也爱显摆，反背手，戴一顶绿军帽的大脑壳昂扬着，大有衣绵还乡的滋味。乡党们就嘲笑他，“母狗，在外面当了官？”金明便顺着杆子往上爬，说：“当了组长呢，管十几个人。我要他们干啥就干啥。”还一副拽样。乡党们摇着头，不相信，说管十几条母猪吧？有时我暗想，本山大哥说得还真对，都是人，而人和人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无论是张永长还是金明，都大我十多岁，六十大几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一点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还祸害母狗的呼来唤去。若他们是正常的人，不都是大叔大爹地叫？若他们是当官做府的人，还敢不喊他们的官名？
　　 张永长的学名和小名，沙口市这个镇级小街上的人鲜有人知，倒是“张疯子”的别名被满街的男女老少叫顺了口，叫出了名。知名度盖过了镇里的书记和镇长。外乡人来找书记或是镇长，问“路”。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晓得谁是书记谁是镇长，便随手一指，说你到镇政府去问。若找张疯子便大不一样。张疯子么？在扫菜场，你去看，乍起胯巴走路的就是他。张永长长着气包卵，走起路来像吊着一只大枰砣。他得这个病应该有三十多年了。我说永长哥，你怎不去医院？医院用刀子一割，简单了事，也花不了蛮多钱。他总是笑一笑摇一摇头，伸出右手，猴着腰，有些夸张地捏弄一下。
　　 镇上的人喊他张疯子，并不是他的神经出毛窍，得了疯病。
　　 一是因为他狗改不了吃屎，仍然和在白马庙时一样，喜欢小偷小摸。张三的烂自行车，李四的旧尼士鞋，只要有机会，逮到什么是什么，也变卖不了几个钱，几块钱的生意他就很知足，绝不想以此来发家致富。够买一包劣质烟，过两块钱一餐的早，日子也就逍遥自在。正所谓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县长来了都没得办法。他偷了你两块煤球，你还劳心劳神去告他？几角钱的事，费嘴皮都划不来，只是他有点缺德，一般人家烧煤炉都放在屋外烧，炉气有毒，闷脑壳。烧煤炉炖排骨熬稀粥等等既方便又安全，不用时将气孔一封，提壶水坐在炉上，节约了余热，保证了屋里热水不断，虽说现在有了电磁炉液化气等新鲜火源，沙口市人还是舍不得“炉煤子”这个老情人。张疯子又要偷煤又要遮人耳目，从煤炉里将新煤拈走，将烧尽的旧煤垫上。待到老板来提热水，才发现煤火早息了，还以为煤质差不经烧，没及时换煤球。后来才听说是张疯子干的好事，这个挨千刀的呀！
　　 照说张永长不需跑夜路了，每月不是还有几百块钱的工资么，街道为他还办了低保，据说每月也有三佰多。又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中餐晚餐都是在街上简宜餐馆解决。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人，悠闲地坐在餐馆里喝酒，没有下酒的菜，喝一口酒夹一筷子面前的热干面。我说永长哥，生活这么简单，每月的工资和低保用得完？还要晚上出门搞“负业”创收 ？他总是嘻嘻地笑，说：“鸡巴，几百块钱用得到？前年每月工资三百多，现在才涨到七佰。”我玩笑他，“肯定在外玩了小姐。”他笑得花样灿烂，说没得钱，哪有钱搞小姐。张永长搞小姐没有？传说的很多，我也借传说来诈他，但到底搞过没有我也不敢肯定，他不像金明这条母狗，母狗是搞过的，我在北堤教书时，亲眼见过他从美发厅里摇出来，甜蜜蜜的样子。金明一般不乱说，张永长不同，他口无遮拦，前天就见他扫完菜市场，将扫帚撮箕丢在铁皮推车里，扯起喉咙喊：“搞×去哟！”满街人都骂他。他喊得菜市场像变成了牛马交易所，没有半点文明气氛，都说狗日的张疯子死了才好，死了就出了祸害。张永长的故事太多，我说着说着就说跑了题，就像初中生写作文，开头千言，离题万里。还是说他偷。因为偷，他令街上的人伤透了脑筋。店铺的铁制招牌都要天天往门店里搬，次日开门时再搬出来，又麻烦又费时，本身店铺都不宽敞，货物又多，晚上收滩时店铺里挤成了猴洞，还要给招牌挪位置。不搬又不行。开杂货店的秦老汉不信邪，写着清明茶的蹲地牌没往店里搬，早晨开门就不见了踪迹，长了脚不翼而飞。秦老汉逮住张永长，说张疯子，我的招牌呢？卖给谁了？张永长从白马庙来到沙口市，一改往日的诚实，即使偷了也拒不承认，笑着脸，遭受冤枉的表情，我拿你的招牌搞么事呢？我又不做生意。秦老汉咬定是他，你不承认么？不承认就打。永长从来不还手，打他就躲，就高呼冤枉啊冤枉啊！我从北堤中学调来沙子市中学，听说他小偷小摸的“英雄壮举”很多，简单不胜枚举，并亲眼见的不辞辛苦。2006年学校修建学生宿舍，正值暑假，天气酷热，张永长进屋偷碎钢乱铁，遇见回家的我，不便吱声，一个劲地向我挥手使眼色，叫我不乱说，我乱说个屁，我又不是校长，也不是承包商，他这点小“生意”也不值一说 ，我自然睁只眼闭只眼，就像根本没有看见。街上的人已经在他的脊背上深刻而醒目地写下一个“偷”字。晚上，街上的人都相互提醒，东西收进屋没有？招乎张疯子来偷。哪家的小物件一时找不着，就说，又是狗日的张疯子偷走了。哪家小娃儿好哭，也是拿张疯子来吓唬，说，还哭么？张疯子来了！立马娃儿便一头钻进大人的怀里，噤若寒蝉。
　　 二是他爱耍脾气。街上人大多都是能人，有钱又有势，哪容得他耍脾气呢？看见不顺眼的事张嘴就骂，看见不顺眼的人也张嘴就骂。比仿几个女人坐在一起扯闲话，他就说几条沙牛没事，一天到晚嚼舌头，就不怕×沾住椅子了。又不是自己的女人，也不是熟悉到左手摸右手的程度，怎敢说得如此的恶毒？自然人家要打他的嘴巴。扫街也是这样。沙口市集镇上的人们，品德修养高的人有，修养低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菜市场，有卖鸡鸭鱼肉的，有卖蔬菜水果的，有卖锅盘碗盏的，有卖服装鞋帽的，有卖金银手饰的……五谷杂陈。市场不大，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乱扔垃圾的人不在少数，自然也就脏乱差。刚才打扫过的市场，立马就遍地垃圾。永长原先是扫大街的，现在老了，听觉视觉肯定不如从前，领导担心他出车祸，安排他专扫菜市场。工资虽然不高，工作要求却是很严格。镇政府的领导有专爱跑菜市场的，看到菜市场一片狼藉，肯定会向环卫的头头打电话，张永长不仅挨批评，还要扣工资。张永长得一天三遍四遍地打扫，打扫时便灌注了过多的情绪，谁的门前脏就大张旗鼓地挥舞着竹扫帚往谁的屋里掀，还放开喉咙地叫骂，一时垃圾飞舞，灰尘嚣张，路人都轻遮颜面地绕道而行，唯恐躲避不及。显然他又得遭人打骂，说张疯子也，我日你的祖宗。你怎么不早死，早死早脱生，免得害别人。
　　
　　 2
　　 张疯子真的就死了。应了街上人的诅咒。
　　 我没落屋，心中忐忑不安，直奔镇政府，打听张永长的情况。民政还没下班，主任矮胖，姓吴，满脸横肉，当过下面的村支书，招聘成的国家干部。吴主任仰躺在沙发靠背上，揉弄着惺忪的眼皮。我说吴主任，张永长死了？吴主任连忙坐直身子，上下打量着我。实际上我们彼此都面熟。沙口市中学紧临镇政府，晚上，老师和镇干部都喜欢爬到河堤上去散步，见面的机会就很多，都知道彼此的职业，只是叫不出名字而已。
　　 吴主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说：“这个张永长呀，半夜三更，跑到新堤去鬼磨，只怕是又去偷东西。新堤修新农村，偷走几包水泥，几根钢筋，对他来说不是小菜一碟？不知偷着东西没有，却被摩托车撞死了。”
　　 我暗藏着对吴主任的憎恶，也深知张永长去新堤新农村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有关，与眼前的吴主任有关。张永长并不是为了去偷东西。个中原因我一时也难与出口。张永长一死，更是没有了诉说的对象。
　　 我问：“派出所没去查？是那个撞死的？”
　　 “怎么去查呢？”吴主任又摇了两下肥硕的头颅，“肇事者跑了，月黑风高，黑灯瞎火的，又没人看见，鬼晓得是谁撞的？不像城市，城市还有监控。”
　　 “那后事呢？”
　　 “佘书记找车拖回了白马庙。我们民政的看他遭孽，给了八千块钱，交警中队拿了一万。他的单位你是晓得的，镇级环卫哪里有钱？买扫帚都靠镇里想办法。环卫的人除了清洁工，领导都没有，环卫由街道办兼管。”
　　 佘书记是白马庙的村支书。张永长是佘书记极力推荐来的，现在又由佘书记接回了白马庙。原来是赤条条来，如今又赤条条地回去。当初白马庙的人都以为他是鲤鱼跳了龙门，脱离了农村，找到了好饭碗，跳到了福窝里，现在六十多岁了还得工作，每月才拿七百多，开始我也不相信，本省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也在一千以上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镇政府里下的台阶。出了镇政府的大院，我径直穿过街道，上了防洪的河堤，再下到河坡平台的树林里。还是五月末，河床里只有一些浅薄的死水，河滩及斜岸上杂草萋萋，几十只白羊起伏在草丛中，牧羊的老头夸张地举着羊鞭。树林里空静阴凉，只有些小鸟的啁啁私语。树林近河的边缘，有一块被屁股磨塌了青草的地皮，还有地皮上垫底的硬纸盒。我的身体似一盘散沙，无力地跌落在纸盒上，失神地望着空旷的对岸，和对岸河堤上穿梭的车辆与行人。
　　 永长和我，经常来这里聊天。当然是我约的他，有时甚至是硬拽他来的。他根本没有聊天的兴致，坐在纸盒上戳脚练手，隔一会捏弄自己的卵袋。我说你再捏我跟你割下来喝酒。他笑嘻嘻的，叉开胯巴说，你来割你来割，喝酒的时候你喊我一个。
　　 永长的气泡卵长了三十多年，总不能一命乌乎后带到火化厂里去吧。我喊他来聊天，是为了给他想办法，出主意，早治病早安逸。毕竟我们都是白马庙的人，况且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我命的时候在四十多年以前，我差不多六七岁的样子。金明正年轻，却瘸着左膀，矮而壮，箩圈腿，走起路来像一只下过蛋的鸭母。这样的人哪做得好农活？队长安排他敲铃，稻谷成熟时赶麻雀。他清闲自在，便沿河两岸打转转，逗娃儿们玩。娃儿们喊他瘸母狗，边喊也跑，还唱大娃们编的顺口溜：瘸母狗，跟我走，一走走到黄金口，黄金口，杀母狗，铁锅煮了喝烧酒。或者：大脑壳，扁担戳，戳出血来我有药，什么药，膏药。金明再恼怒也是赶不过娃儿们的，他没有娃们跑得快。不过不注意被他逮住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吃亏可就大了。他瘸了左膀，力量都集中到了右膀上。他右手捏住你，像上了老虎钳子，他稍微用力，娃们便精汪鬼叫，疼痛难忍，立马求饶。娃们看见他都是绕道走的，怕他一只铁手。有时也有和他打成一片的时候，他领着娃们玩耍。一回，他指着河边公家闲着的一口大水缸，说：“狗儿，你来，你蹲到缸里去，我在外面给你打电话，看你听得见听不见。”我喜不自禁，母狗陪我做游戏真好。那时娃们的生活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多彩。母狗掀起缸，我连忙靠近去蹲在地上，让母狗用缸罩住我。水缸的封闭性能太好，我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反倒自己在里面的响动嗡嗡地拍打着耳膜。缸里漆黑一片，令我心生怯懦，我连忙拍打缸壁，好久都不见回应，我开始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便觉呼吸困难，哭得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摇着乏力的手掌本能地拍打着缸壁。是永长过身听到了水缸微弱的响动，掀起了水缸，救了我一条苟延残喘的命。我脸庞煞白，只怕再过几分钟便一命呜呼了。事后，我爷提了一篮子鸡蛋，过河去向永长表示衷心的感谢。爷见了母狗就骂，骂他上辈子就没做过好事，下辈子都是瘸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