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时候，邵阳市每年都有一次全市调演。调演是缩语。意思是，调动全市文艺骨干，进行文艺演出活动。调演也具有文艺竞赛性质，这是每年一度的集中检阅文艺水平，发发现文艺新苗，培养文艺力量，向省以及中央选送文艺尖子。
　　 文艺调演一般是由市政府牵头，由市文化馆主办，市总工会协办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全市九县三区（那时候武冈还没有划市），上面发来文件，下级单位必须依照文件执行。这样的文件一般是单位的工会来具体实施。像我们单位，就由厂工会负责一系列的文艺演出事项。先得备好演出的节目，选好曲目，请人刻谱，将乐谱油印出来，一些舞蹈曲目，如果舞蹈动作难度较大的话，还得去文艺馆请专业的舞蹈老师，来单位教舞。每次老师过来时，得去厂办公室安排小车，进行接送。工会还得负责抽调脱产排练有关人员、选择排练地点，安排时间进行排练。紧接着就是要置办一大套与演出活动有关的大小物件，小到舞蹈演员的一根发夹，大到舞台布景、灯光、扩音等声光化电的大型设备，以及全套的演出服装，需要添置的全部乐器等。虽然调演是去市里演出。但先得在自家的舞台上试演，让全厂职工先过目，从中听取职工的反映，反响强烈，评价很好的节目就保留下来，评价不太好的就会删掉，重新安排好的节目。一台演出，能有一两个节目精彩就不错了，这一两个节目就是保留节目，能展示单位的文艺实力，代表单位的演出水平的标帜性节目。上面一个文件发下来，下面的人要累死累活的忙好几个月。又是脱产，又得腾出场地，购买设备，还得安排加班费用，真是既劳民又伤财，对企业又没有多少好处的活动。年年如此，甚至一年有好几次调演和巡演，企业是生产单位，只有生产产品，把产品卖出去，才有钱养活企业。而演出人员不生产，不务正业，却去演戏去了。有些职工是看不惯的，会在背后说闲话。说什么风言风语的都有，有的甚至当着演出人员讲怪话，难听得要死。有的说，厂里养着这些闲人，一天到晚唱唱跳跳，疯疯闹闹，男男女女混在一块，不是搂搂抱抱，就是说说笑笑，快活得不得了，真是玩疯了！有的说，汽制厂的骚牯浪鸡都集中到一起来了，利用公家的时间，公家的地点，挖别人的老婆，筛自己的嫩毛。有的甚至忿忿地啐骂道：唱歌跳舞的这些家伙，都是些男盗女娼的货色，没有一个好东西！更多的职工是心理不平衡，说，老子孔起屁眼在车间流大汗，出大力，演出的这帮人，却撂起手来快活，老子八点钟准时到车间，这些人九点十点到场也没有人管，一上午排练一下，就算完事。也太好耍了！
　　 是啊，也怪不得有人说这摊人。单位是制造汽车的大厂，在车间里上班的人，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上班是很辛苦的。能闲下来不要上班生产，而又能拿工资的人，是一直在车间干活的职工最羡慕的。而这些从各个车间抽调出来的人，每天不要去车间上班干活，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皮鞋擦得贼亮贼亮，头发梳得油冒水光，女人们脸上还涂脂抹粉，夏天穿上漂亮的薄裙子，秋天着一条紧绷着两瓣大屁股的紧身裤，冬天聚在排练地点的外头一边拉家常，一边晒太阳。让过路的职工见了，眼红得不行。嫉妒与忌恨心理亦由此产生。
　　 而要干活的工人呢，筒一身油污污的劳动蓝工作服，衣服式样不要说好看，穿着就像号子里的人一样，长得再好看，也看不出好看来。宽大的上衣，把女人的大胸完全抹平，大裤头把再翘的屁股，深藏起来，工作服把女人的性感完全抹杀得干干净净。不过，也有爱漂亮的女工，绞尽脑汁，也要把自己穿的工作服性感起来。像我们十一车间的康群珍，生前就是这样，宁愿自己花点钱，也要把工作服穿在身上，既合身，又显出女性特有的味道来。她从劳保仓库里领到新的工作服后，就拿着工作服到裁缝那里，说帮我量一量身上的尺寸，然后改一下工作服。就这样，裁缝数着麻子打油，将她的新工作服改得合身得很，原来没腰的现在有腰了，原来没胸的，现在胸大了，原来衣服罩屁股的，现在屁股赫然凸现在短短的工作上衣下端。走动起来，那两瓣活动的肉坨坨，就如同磨面的两扇盘子一样，转过来，扭过去。
　　 可惜我们十一车间的车花康群珍，这么爱美的女人，后来被骨癌折磨得骨瘦如柴，原先改过的紧身衣服，都变得空荡荡的，走在路上，像游荡的魂似的。可怜她在四十三岁那年，骨癌溃烂总爆发，活活痛死了。
　　 当然，像康群珍这么讲究的女工，在我们单位并不多，大数女工不会去改工作服，发下来是什么样子，穿出来就是什么样子。多数女工喜欢上衣宽大，朗匡朗匡的，胸平坦得像飞机场，腰大得与肩膀平等宽，直筒筒的上身，没屁股的下肢，将女性的魅力抹得荡然无存。怪不得我们十一车间的女工，平时来车间上班时，不喜欢穿着工作服走在上班的路上，而是将工作服脱在车间的工具箱里，下班时，穿着干净的自己的衣服回家。清早上班时，又穿着干净的衣服来车间里，开始干活时，才脱了自己的外衣，换上公家的脏衣干活。
　　 乐队绝大多数是从车间或者从后勤单位上抽调出来，进行集中排练的。乐队中除了姜为林在宣传科、得成在厂工会外，还有弹电子琴的女孩邓某在厂幼儿园上班。其他人包括我，当时都在一线车间做工人。跳舞的演员有刘泉英在厂招待所上班，丁怡华在设计科描图，蒋某在检验科上班，李攸良的老婆是子弟学校的老师等。其他人也都是在车间里干活的。
　　
　　 五
　　 全市文艺调演，通常是在年底。不过，这事得有一个充实的提前量，早在十月上旬，上面有红头文件，下发到机械系统的各个单位。我们厂自然是大头，上面很重视，能在全市调演中拿大奖的，非汽制莫属。这不是吹牛，事实上的确如此，年年评奖，只有我们汽制独此一家拿一等奖。厂工会因此评上湖南省先进职工之家的荣誉称号。厂里的演出队伍，被许多单位邀请到他们单位进行慰问演出，所到之处，皆大受欢迎。
　　 演出搞得好，跟厂里重视是分不开的。演出要靠人才，像乡下的草台班子，无论你怎么勤学苦练，也演不出高水平文艺节目。因为底子太薄，不是文艺人才，你起点太低了，一下子是练不好的。
　　 那时候的工厂领导，不像现在的老板，现在的老板是要榨干工人的血汗，尽可能的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先前的国企领导人却不是这样，还是将工人当人看的，不是工具。当然，不要说工人是主人，但至少把工人当人来看，执行的管理规定，多少还是有一些人性化的因素。不像现在的老板，考虑人的因素越来越少了。那时的单位，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小而全，五腑六脏，什么都有，企业办的不仅仅是企业，而是运行的是整整一个社会。企业什么都有，自己解决一切问题。有学校，有幼儿园，有托儿所，有职工食堂，有电影院，有图书馆，有洗澡房，有冰机发冰票，有理发店，发理发票。什么都是发，冬发木炭，夏发西瓜，秋发苹果，春可开车载职工踏青旅游。职工的福利多得数不清，孩子从托儿所到上大学，都是厂里报销学费和交通费，考上大学还有几百元的奖励。不像现在，上个幼儿园一个月要交四五千元钱。学生放个暑假得花几万元的暑假夏令营学习费用。月薪三万的白领也哀叹花不起这笔大开支。那时的单位职工家里，什么都是单位发的，大米发，水果发，食油发，面条发，毛巾发，肥皂发，草帽发，手套发，连房子、灶具、灯具也是发的……真是说不完的福利。
　　 冬天去职工澡堂洗澡，站在水龙头下面，冲着哗哗的热水，随你洗多久，你从开放澡堂到关闭澡堂都没有人管你。管澡堂的崔矮子，虽然嘴巴很叫，沙哑着喉咙大声喊你不要洗久了。但你真的要洗很久，他也不会去关水龙头，不让你洗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福利多，工人的地位高，虽然到手的工资不高，但生活还过得很舒服，没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发生。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满足了你，你房子不要掏钱买，不要去借银行的钱，没有产生房贷，就不要每月按揭付房款。这就搬去了压在头上一座大山。看病不用自己掏钱，去医院，只要报你是哪个单位的，一切花费记账，你看病掏是公家的钱，你不用花钱，这又搬去了头上的第二座大山。教育也是一样，也不用自己花多少钱，顶多是花一些生活费，学费是不用自己掏的。这样，第三座大山也没有压在你的身上，你过得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心情怎么不愉快呢？所以，那时候的职工，普遍心情舒畅，没事出来看打球比赛，看文艺演出的人，比起现在来说，要多得多。那时我们厂的职工新邵看职工篮球比赛，一次就开十几辆车子载人去看比赛。灯光球场里，坐了挤挤挨挨的人，都是我们单位的。拉拉队一喊，地动山摇，赛手奔跑在球场上，士气高涨，敢于拼搏，不能赢的也被我们赢走了球。汽制有两宝，一是篮球，二是演出。这二宝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缀在汽制两个字上头，闪闪发光。篮球比赛，在全市范围内，没有打得过我们汽制的。因为我厂敢于在全省范围内擦篮球人才。好几位前锋、中锋和后卫，都是从涟钢、湘钢这样的大厂的球队里走出来的。被我们以优越的条件挖过来了。
　　 演出呢，除了奉命解散的邵阳第二花鼓剧团的十来位演员，被我们单位要走之外，还在涟钢和长沙几家单位，挖来了几个厉害麻子。像拉大提琴的王，就是我们单位从涟钢文工团挖来的人才。我听了王拉大提琴的独奏，还听到他拉《红色娘子军》中的《快乐的女战士》曲子。王的大提琴跳弓，跳得真轻松，每个音从他的弓下蹦起来，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听起来像有油爆的豆子在锅里弹起老高一样，真的是每个跳音的音色清脆、激越、饱满，韵味得很。有了王这把好手，我们乐队的低音部分，就被渲染得格外浓重，不再空虚了。低音加强后，整个乐队的音色就有厚重感，好听多了。据说，我们厂为了挖来拉大提琴的王过来，不惜用两名大学生的指标，将王和他的老婆一起挖到我们单位。王的老婆也在我们演出队伍里，不过，只跳了几年，她就不肯跳了。说不想和王在一起。再后来，这个蛮俏的那个人就和王离婚了。离婚后，王一直没有找对象，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孩子寄宿学校，他孤零零地守着二村的二居室，整天沉迷于醉酒。一天晚上喝空了家里仅存的两瓶米酒，去上卫生间解手时，一头栽倒在便池里，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王去世后，他的离婚重嫁别人的老婆，来过单位，她还是我们单位上的人，只是和她的亡前夫一样，是九五年下了岗的。这个女人嫌贫爱富，和王那么般配的夫妻，就因为都老公下了岗，挣不到什么钱，就和他闹离婚，找到一个有钱的生意人成了家。这个女人那天穿一件黑色的羊毛绒衣，她来找劳资科的人问情况的。她问了劳资科的人之后，下楼走到一楼的收发室里来。其时我在宣传科兼发报纸。收发室里只有我一人。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来领报纸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我正要关门的时候，这个女人走进来了。
　　 她站在铺有一沓沓新报纸的搁板面前，与我隔一个桌面，幽幽地对我说，我认得你，你是乐队拉小提琴的。我说，我也认得你，你是王的夫人。她说，我早就和他离婚了，这次他去世，我还是参加了他的葬礼。她又说，一天到晚只晓得喝酒，喝出一个酒槽鼻子，还不听劝告，结果把命喝没了。这样也好，终于解脱了。
　　 我说，你和王本来好好的嘛，为什么要离呢？
　　 她说，唉，一言难尽，我是忍了不知多少年，才终于下定决心，和他分了手。现在好了，比过去强蛮多。
　　 我说，你长得不错，在涟钢的时候就是红角吧。
　　 她点点头，说的，年轻的时候，我还是蛮不错的。她这话，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再蛮不错，也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
　　 说到这里，她好像找不到话题似的，对我说，你倒好，还有班上。我无奈地对她说，上班有什么用，拿不到钱，厂里欠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了。
　　 她睁大眼睛问我：没钱你也上？
　　 我说，我也想出去打工呢！
　　 她说，那是的，没钱的班冇得上手，还是出去打工强一些。
　　 说罢，她就转身离开了收发室。我抬头看了门口一眼，看到的只是她黑色的背影，高挑的身材。她从收发室的门口永远飘走了。再也看不到她了。算来，距今整整二十年啦。恐怕今后也看不到这个女人了。
　　 第二年四月中旬，我一个人离家去了广州打文化工。
　　
　　 六
　　 春去秋来，节序如流，过了国庆节，天气就开始转凉了。但在车间干活还是会出大汗，排风扇还会呼呼在吹着，一来将打磨钻头的砂尘，用强力排风扇吹走，二来可以少出汗，凉快凉快。干活累了的时候，我会盼着脱产排练节目，这样就可以不要干活了。
　　 十一车间的钻床班，与总铆班、部铆班、冲压班以及油压班比较起来，还算是稍微轻松一点的。总铆、部铆班的活儿，是在刺耳的风枪声下，端着沉重的铆松，将烧红的铆钉压进大梁的铆孔里，没有力气是端不稳铆枪的。油压班和冲压班的活儿，也要比我们钻床班重得多，冲压件和油压件都是重活，无论是压轮辋，还是压横梁，活儿都是大件，一件就有七八十斤，到上百斤重，一个人搬动起来非常吃力，搬几下就累得直不起腰来。而我们钻床班的工件比起他们，要轻得多，可以说都是小件，而不是笨重的大件了。但整天待在冲压车间里，饱受严重的噪声之扰，还得经受四处乱窜的钻屑缠人烫伤人之苦，还会吸进行不少的砂轮砂尘，还得去抬沉重的锰钢板子，搬上模架，还得去搬动一横梁、二横梁和三横梁这样的大件活儿，去钻一个个的孔位，搬上搬下，感觉一点也不轻松。车间与办公室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办公室再累也只是精神累，不是脚手累，不是筋骨累。没有被机器和工件砸伤的危险，没有被电死的危险，也没有被钻屑烫伤的危险。而在我们冲压车间，只要一走进去，危险就盯上你了，你不注意的话，就很有可能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