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我家族的老祠堂。
　　 一扇大门进去，中间是个竖着的长方形天井，是泥筑瓦盖的建筑。正房，墙是旧时的黑火砖，里面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承载家族痕迹的东西，成了教室。两边的房子，怎么称呼，我不知道。是泥墙，靠天井的一面没有了窗户，只有一个长方形的洞，有现在的黑板那么大。去掉那小小的窗户，变成大窟窿，也许是为了采光，姑且也叫它窗户吧。泥墙窗台不高，不少学生一到学校，就从这窗户跳进跳出，甚至直接坐在窗台上玩耍。
　　 瓦房顶上，有几处透明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亮瓦，也是为了采光用的。几间教室，都是泥土地面。
　　 教室里的桌凳，有的是吃饭用的高板凳，有的是家里的小方桌。放在教室里，高高矮矮，长长短短，很不整齐。但是，到这里来的哥哥姐姐们都很高兴。能够读书，那是穷家孩子们的梦呢。
　　 这就是我记忆中第一所学校的样子。
　　 不过，这时候，它还不是我的学校，我也不知道它就是我家族曾经的祠堂。
　　 我第一次去，是跟着哥去的，那时我还小，母亲死了，父亲要干活，我只能跟着哥去他的学校。
　　 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后来我喊她嬢嬢。记得哥哥们在下面听课，这位嬢嬢在黑板前讲课。黑板是门板做的，被木架子斜撑在墙上。我就蹲在那黑板下玩耍。
　　 太阳很调皮，也许是怕我寂寞，竟然从亮瓦处钻进教室，照在我身上，暖暖的。我抬头看房顶，亮瓦是长方形的，那太阳光也变成了长方形的，长方形的光柱中好像有很多虫子在飞，就像夜晚绕着煤油灯的蚊子。那里面飞着的“虫子”很多，很密，就像银河中的星星。他们飞得很慢，不断地藏到光外，又不断地从光外飞进来。我举起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光中抓着，一遍又一遍地摊开手看，手上什么也没有，我又继续抓。我抓的动作，也变成了舞蹈，影在了墙上，我越玩越上劲……
　　 “滚出去！”一声怒吼，让光中的我一抖，我抬头看声音发出的地方。老师一脸怒气，眼里喷着火，那火烧得我发抖，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师弯腰抓着我的一只胳膊，就像提小猫小狗一样，把我提到了祠堂外的坝子中，我再也没敢进教室。
　　 教室外，是一个很大的坝子，是三合土的，记忆中是碎瓦子混着石灰。我就在坝子里玩，等着哥放学。那时，我还没有读书的想法，也没有记恨这老师嬢嬢的意识，哭了一会，就自己找玩的去了，那时好像感兴趣的就是玩。
　　 这所学校留给我的第一个最深印象，就是从亮瓦处跑来的阳光，那光中飞舞的东西。后来，我知道，那不是虫子，是灰尘。那时，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的家，因为房顶上也有亮瓦，太阳也要从亮瓦处跑进屋里，那光中也有飞舞的“虫子”。再后来，有了电筒，电筒光中也能看到这些东西。我终于明白，一切“虫子”在“阳光”中都会暴露出来，这也是这学校给我的最为深刻的人生启迪。
　　 我真正进入这个学校，已经快七岁了。那是一个学前教育班，预读一个星期。那段时间，是绵雨天，路很窄，很滑，不过，记忆中没有艰难的感觉，只有去读书的新奇，和小伙伴在泥路上玩耍的快乐。学校还是哥他们读书时的样子，墙是一样的，窗子是一样的，房顶是一样的，桌子板凳是一样的，房顶也是一样的，黑板也是一样的……只是，那七天中，我没有看见亮瓦处的阳光。
　　 这周过后，我再也没能走进这所学校。
　　 知道这学校是我家族的祠堂，已经是工作后的事情，在父亲零零碎碎的讲述中明白的。后来，我查看了家谱，知道了祠堂修建的时间，修建的过程。至于祠堂是什么时候变成学校的，父亲也没有明确地告诉我。
　　 听说，我的爷爷是这祠堂学校的第一批教师，父亲他们也是祠堂的第一批学生。根据父亲的年龄推算，那应该是解放后成为祠堂的。不少家族祠堂，在解放后都赶走了神灵牌位或者祖宗牌位，改做了学校。当时，也只有家族祠堂才有可以作为教室的大房间。现在想来，这种改变倒没有可以伤感的，反而值得庆幸，它让穷家孩子们也能上学了，也能读书了。
　　 爷爷教书很严厉，也希望父亲能学有所成。可父亲偏偏不是读书的料，没有办法背诵爷爷规定的那些文章，于是父亲经常被爷爷的指头敲打。父亲说，现在他头上还有很多疙瘩，都是我爷爷敲出来的，可见爷爷敲得多重，也可见父亲不知道挨了多少打。
　　 最重的一次，是父亲和他的一位本家爷爷争抢黄瓜吃，这位本家爷爷也是我爷爷的长辈，虽然他还是孩子，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家族观念，辈分尊卑，让爷爷发怒了，他提起父亲摔了出去，父亲被从天井的这边摔到了那边，当时就昏死了。
　　 父亲不记恨爷爷，反而很佩服爷爷，说那时学生用的书，都是爷爷自己编的，爷爷的毛笔字也是方圆顶呱呱的。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没有见过他的书，也没有见过他的毛笔字。他在六零年就死了。我只记得我家的老房子，拆以前，墙是木架竹篾的，高高的圆木柱头，已经有了不少的虫眼；柱头与柱头之间，是一个个木板拼接而成的正方框，方框中是竹篾，竹篾上是泥土，泥土上是洁白的石灰。
　　 木墙的门上有一副对联，是楷书，刚劲有力。我记忆中，对联的纸已经发白变薄，而且没有办法剥下来，字就像直接写在门框上的。父亲说，这就是爷爷写的字。
　　 过了四十岁，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也走进了家谱中，因为参与乡志工作，涉及到学校，自然涉及到了我家族的祠堂。当我意识到祠堂学校和我家老房子的重要时，这些东西已经完全毁灭了。爷爷这个从私塾过渡到新中国的第一任教师，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关教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当我带着清醒的意识走进祠堂学校时，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学校搬出祠堂后，祠堂就成了私人住宅，后来就被拆了，变成了今天的楼房，再难找寻当年的痕迹。唯一留下的，楼房后面靠近山坡的地方还有一间小屋，旧时的火砖还证明着这个祠堂学校曾经的存在。
　　 爷爷的教书竟然决定了我家亲人们的命运。
　　 爷爷教书教伤了，再也不教书了。乡上成立初中，让爷爷去教，爷爷说：“打死我也不教了。”没想到，老家竟然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和那时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匮乏。这时，爷爷想去教书了，教书可以领到公家派发的粮食，可是，家族祠堂已经停办了，乡上的初中已经找到了教师。于是，一家人在饥饿中一个一个死去，曾祖父死了，奶奶死了，爷爷死了，还有一个叔叔和姑姑死了。一个月的时间中，家里就死了五个人，留下年幼的父亲、二姑和幺爸……
　　 这算是祠堂学校留给我的又一个不灭的印象。它也让我不断去思考书和命运的关系。爷爷教书，放弃教书，死亡，这似乎成了一个寓言，一个辈辈代代都需要牢记的寓言，“书”是能带给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出路的，是兴旺的力量源泉。
　　 我在祠堂学校只读了七天书。不过，我却记得那里曾经的辉煌。学校的一位八十老人，她曾经也是我的老师，每次见面，她都高兴地说：“你爷爷是我的老师呢。他对我们可好了。”乡政府退休的几位老人，见面也在说：“你爷爷是我们的老师。学校就在你家祠堂。”祠堂能成为学校，是一种骄傲、自豪、光荣，而不仅仅是一批人一段美丽的记忆。
　　 所有的祠堂学校都不应该被忘记，它是我们国家教育贫民化和普及的一个见证。
　　
　　 二
　　 我真正读书，已经九岁多了，父亲再也拖延不起了。
　　 我真正的学校，不是祠堂学校，而是新修的村小，是挖平一座山顶修建的。
　　 那时，村里有一个砖瓦厂，修建学校的砖瓦就是自产的。砖黑黑的，瓦黑黑的。我也算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了。
　　 学校就是瓦房，根据地势，正房一列，两间教室，中间是办公室；正房两头，各一列教室，每列都是两间教室。三列教室中间是一个大坝子，但是，还没有平整出来。
　　 所以，第一学期的读书，都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挖这个坝子。虽然是刚入学，一则入学年龄大的孩子比较多，二则都是农村孩子，都能干活。所以，劳动时节，学校是非常热闹的，孩子们的欢叫声，就像山头飘扬的红旗，传得很远很远。
　　 教师办公室的对面，留了一台泥土，没有挖，就成了一个“点将台”。这个台子给了我难忘的成长记忆，因为每天的课间操，我就站在这个台子上领操，那种荣耀，就像古代的大将军举着宝剑，站在高高的台上，听着士兵们那排山倒海的吼声。
　　 教室的窗，是木框的，木框中竖着穿了指头大小的圆形钢条，人没法从窗子进入。只是，窗子上没有木板，也没有安装玻璃，最难受的就是冬天。风吹来，往脸上扑，往鼻孔、嘴巴中钻，往衣领中灌，像冰水一样流遍全身，像冰粉一样涂抹着我们裸露的脸和手。像我，没有棉衣和棉裤，就是有棉衣棉裤的也没法忍受那挤得窗子噗噗响的寒风。
　　 没有电，没有电灯，不能把窗子用木板或者草帘子封死，封死了教室就黑了。那时，也不像今天有用不完的玻璃和透明塑料布，这些东西缺呢。就用竹篾编窗子，钢条是经，竹篾是纬，我父亲是盖匠，竹篾活很在行，劈竹片是父亲的事情，到学校编竹篾窗就是我和几个同学的事情了。窗子编织了竹篾，教室里光线暗了很多，于是村上派人，每间教室安了四五匹亮瓦……
　　 我班这样做，其他班也跟着这样做了。
　　 每天读书还是冷，但是，大量的风被竹篾挡在了窗外，相对来说暖和多了。
　　 我们这里不像山区，教室里没法烤火，一是没有这种习惯，二是没有烤火的柴呢。整个家乡，每家每户都缺柴，我们不上学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捡柴。农闲时节，父母还要成群结伴到很远的大山去砍柴，然后慢慢地挑回家。
　　 寒冷没有挡住我们读书，耳朵是冻疮，脸蛋是冻疮，双手双脚也是冻疮，冻疮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专利，没有冻疮反而成了怪物……读书时，没有觉得苦，现在想来，仍然没有苦味，也许是从小就习惯了那时的环境。
　　 冬天的苦是风，夏天的苦是雨。
　　 学校在山顶上，通往山顶的泥路在绵雨天，变得很滑。上山，就找路边的草走，走不稳，把书包往背上一甩，紧紧地拴在脖子上，爬着，抓着草往上爬。放学回家，是下坡，就成了男孩子逞能的机会。就像高山滑雪一样，飞跑着往山下冲，当然，人仰马翻的时候也多，这不但不是苦，反而成了一种勇敢者的游戏，这种游戏带给他们快乐和骄傲。家长们知道那路，我们回家受责备的时候不多，或许是忙于生计的家长根本无暇管孩子们的这些事。女孩子就你拉着我，我拉着你，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山下滑，她们那小心翼翼的样子，也就成了男孩子嘲笑的话题：教室里，操坝中，经常看到男孩子们模仿女孩子下山路的样子，夸张的动作，加上哈哈的笑声，让女孩子很难堪，经常到老师那里告状。好在，我的学校在浅丘地区，山路不算陡，路两边也不是悬崖峭壁，长也就三百来米，不管是人仰马翻的英雄冲刺，还是手牵手的小心翼翼，都能很快来到山脚，不影响回家。
　　 夏雨中还有一处为难的地方，就是厕所，厕所在一个斜坡上，路也很光很滑，也有不少同学会摔，头发、背到脚都会涂满稀泥，夏天上学读书，不背一身稀泥回家的孩子是不多的。夏天的学校，操场是烂泥，阶沿上，教室里，也是学生双脚带进的稀泥。
　　 教室里的桌凳仍然是学生自己带的，我端去的是一条吃饭的凳子，凳面宽十五厘米左右，是家里的老古董了。凳子跟着我上学了，家里吃饭就站着，但更多的时候，是端出家门，跑到院坝里吃，这也是那时大房子中人吃饭的一种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听大人们吹牛聊天。
　　 孩子就是孩子，是很调皮的，是很“勇敢的”。我们经常在这些用作书桌的凳子上跑，有一次，我把凳子蹬翻了，摔了下来，脸“砍”在了凳子角上……现在我的眼角还留着一道疤痕，这就是那时的桌凳奖励我的永不褪色的奖状，这疤痕也成了我们那时的特殊课桌的见证。
　　 这样自带桌椅两年后，教室里的桌子突然变了，课桌和讲桌都变成了石板的。一张六十厘米宽，十多厘米厚的红色石板，放在两块陷阱地面的石板上，也像一根长长的木凳。中间一排三张，中间一张坐四人，两边靠墙的，坐两个人，凳子还是自带。
　　 我们终于不再自带课桌上学了。可是，我们的衣服就惨了。石板桌面，摩擦大，我们的衣袖每天每节课都和桌面亲密接触，用不了多久，手肘处就磨穿了。这可疼死了爸妈，辛苦了老娘，但是有啥法呢，他们在不断的唠叨和责骂中，一针一线地补。我母亲死得早，父亲只得拿起针线为我补衣服……
　　 那时，还有一件痛苦的事，扫地。泥土地面，农村孩子，泥土、口痰、纸屑及其它脏物全往地面丢，扫地使蛮力，整间教室红尘翻滚，气味让人发吐。更痛苦的是，恶作剧的男孩，嫌飞扬的尘土不够多，把扫把当孙悟空的金箍棒，地上飞舞，又在空中飞舞……不少同学咳嗽着跑出教室。扫地的次数越多，教室里的坑就越多，越深，不少地方放不稳凳子。老师教，老师骂，可是顽童们哪里管这些？所以，补教室，就像补我们的衣袖一样平凡。